张贤约（1912—2002），安徽金寨南溪镇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曾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张贤约不仅是一名作战勇敢的虎将，而且是部队后勤工作的一把“好手”。新中国成立后，张贤约长期担任解放军后勤部门的领导工作，以优良的作风体现了一位老共产党员的高尚品德，他将过硬的工作作风带回家里，从严治家、严格要求亲属和子女，是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丈夫和父亲。

1952年8月，张贤约接任西北军区后勤部部长一职。西北军区后勤部自1950年成立以来，经过两年的建设，各方面工作都有了一定基础，但仍处于初创时期，加上剿匪、生产、社会稳定等各项任务十分繁重，后勤业务建设尚未走上正常轨道，机关上班不正常，办事拖拖拉拉。张贤约在战争年代就养成了雷厉风行的良好作风，最看不惯后勤部门松垮稀拉的样子。为此，他大刀阔斧进行专项教育整顿，首先规定了严格的工作、学习、休息制度，要求上至部长、下至每一个干部，必须按时上下班，准时到会，严格执行请销假制度。经过整顿，后勤部机关很快出现了团结稳定、积极向上的新气象。

张贤约坚持原则、公道正派、办事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对家人产生了深刻影响，也获得家人的理解和支持。妻子和孩子自觉地以丈夫和父亲为榜样，无论做什么事，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都能严格要求自己，竭尽全力完成任务。

西北气候恶劣、土地贫瘠，物资保障条件较差，生活一直比较艰苦。部队进了城，不少干部思想上松了弦，不愿再过艰苦生活，觉得革命胜利了，该改善改善生活了；加上供应工作中存在着管理粗放和大大咧咧的讲排场现象，铺张浪费、大手大脚的习气一度比较严重。后勤部机关小灶食堂负责接待来往的部队和地方尊贵的客人，餐厅的柜橱里经常摆放着茅台酒、龙井茶、中华烟等高档消费品，不但就餐时可以随意享用，客人走的时候往往还要送上一些，时间一长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三反”运动一来，这笔账成了问题，负责批钱的前任部长为此吃了不少苦头，具体办理的人员也一度被当成“老虎”。张贤约以此为鉴，多次教育大家要认真汲取经验教训，勤俭办事，厉行节约，严格执行标准制度，堵塞管理漏洞。

张贤约还经常以单位里的事例来教育自己的家人，要求亲属不要忘本，革命胜利了，进了城，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要永远保持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作风。生活一贯简朴的张贤约要求他人是这样，对自己则更加严苛，他从自己就餐的小灶入手，规定了明确的伙食标准，取消了一切特殊供应。即使是接待他多年的老战友、新疆二十二兵团副政委饶正锡这样重要的客人，也不过是加了两个炒菜而已。张贤约的烟瘾很大，但都是自己掏钱买烟，会客室里的罐装香烟除了会客，他从不去抽；平时他和家人依然像在新疆工作的时候一样分灶吃饭，他吃小灶，妻子杨益华吃中灶，孩子们吃大灶。

在张贤约的带动下，后勤部机关上下形成了公私分明、艰苦朴素的良好风气。一天，副部长夏耀堂正在办公，七八岁的儿子夏毅放学后来到他的办公室，看到办公桌上的笔筒里插满铅笔，忍不住掏出来把玩。夏耀堂让夏毅放回原处，夏毅提出拿一支写作业，夏耀堂不答应，夏毅就吵闹起来。夏耀常无奈，只好掏钱叫通信员领着儿子上街买了一支。

张贤约的夫人杨益华受张贤约的影响很大，她既是一位革命者，又是一位贤妻良母。杨益华一直跟随张贤约转战大西北，担任过机关直属队的指导员、政治协理员等职务，虽没有直接在前线拼杀，却也为作战胜利做了许多辅助性、保障性工作，跟随着丈夫过着居无定所的艰苦生活。到了大西北，恶劣的自然条件使杨益华身体受到严重损害。1955年军队改革，杨益华与大多数女军人一起退伍转岗。因当时体弱多病，同时考虑到张贤约工作繁忙，生活上需要有人照料、四个子女都还小，杨益华便没有再要求组织上分配工作，而是挑起了料理全家生活的担子。张贤约虽然是军队高级干部，工资不低，但家里人口多，又要经常接济亲友，生活并不宽裕。杨益华精打细算，把一家人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和丈夫一起营造了勤俭持家的良好家风。

张贤约和夫人特别重视孩子们思想品行的培养和教育。家中有保姆，但孩子们的衣服必须自己洗，弟弟洗不好，姐姐帮助；家中有炊事员，但饭后孩子们必须自己洗碗筷；孩子们进城只能乘公共汽车或骑自行车，不许坐公家配的小汽车。久而久之，孩子们也就养成了习惯，不敢再有“非分”之想，在吃穿住行、言谈举止各个方面，都与工农子女一般无二，从没有过高干子女的优越感。

张贤约、杨益华自我约束很严，一向公私分明、廉洁奉公。他们每次搬家，只要是属于公家配置的东西，大到沙发、地毯，小到窗帘、烟灰缸，总是全部留下，一件不少。在父母潜移默化的熏陶影响下，孩子们从小养成了勤劳俭朴、正直无私的思想品格。大女儿张阳阳上中学时品学兼优，年年被评为优秀生。1962 年，总政治部对驻京部队高级干部在校子女的思想表现进行调查，张阳阳被列为表现突出者之一。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徐立清得知后，专门给老战友张贤约打来电话，欣慰地说:“咱们的孩子有出息!”

张贤约的正直与无私，使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几乎从未沾过他职权的光。“文化大革命”中后期，张贤约任总后勤部副部长，分管总后勤部直属院校。1970年，军医大学学员毕业分配时，张贤约一位红军时期的老上级给他打电话，希望能将他的女儿和张贤约的女儿一起分在北京工作。没想到张贤约不讲情面，固执地坚持“先服从分配，以后有什么困难再说”。于是，大女儿张阳阳被分配到条件最艰苦的西藏军区，一直在那里工作了五年。张贤约是总后勤部负责院校招生的最高首长，他曾帮助一些受过迫害或有实际困难的老干部解决了子女上大学的问题，但对自已的子女却毫不通融，坚持让他们凭自己的努力去争取名额。结果，除大女儿“文化大革命”前就以优异成绩考上军医大外，其余一女二子在当时政治社会环境下，没有一个能上大学。他们清楚地记得:当时上大学要靠推荐，而推荐往往要靠社会关系，没有人替你说话，你学习再好也没有用；父亲倒是最“硬”的社会关系，却不肯出面“打招呼”，自己上不了大学也就不奇怪了。不过，他们遗憾归遗憾，但对父亲的正直与清廉肃然起敬，同时养成了自强自立、自食其力的行为习惯，这使他们受益终身。

张贤约在总后勤部工作期间，先后配过五任秘书。秘书们兢兢业业地工作，无一人“近水楼台先得月”。许多年后，几位秘书谈起在张贤约身边工作的日子均感到很幸运，表示无怨无悔。“跟着老首长工作，学到了许多做人道理，这比什么都宝贵。”担任张贤约最后一任秘书的孙兆昊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