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必须对其进行社会科学化处理和冶炼。以儒学为例，儒家学说中所蕴藏的丰富的社会发展理论，经过社会科学化的升华和处理，使其精华进入现代知识体系和现代思想体系中，能够为治国理政提供更多借鉴与参考。

今天，“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时代早已过去，治国理政的基本思路和具体措施，必须依赖现代社会科学，而不是简单地依赖传统人文理念。必须按照现代社会科学的样态，将传统文化重新理论化、重新概念化、重新体系化，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我们依托现代社会科学的实证手段和分析技术，赋予它们全新的现代学术品格。如此，则可实现一箭三雕：既能让传统文化焕发出勃勃生机，又有利于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更能为与世界学术界的交流提供便利。一些学者在这方面已经做出很有意义的探索，如有学者采用现代儿童心理学的实验结果，论证了孟子“性善说”的有效性；有学者以政治学为工具，将中国古代的“选贤任能”凝练成“贤能政治”这样一个现代社会科学的概念，这些尝试都为儒学的社会科学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

当然，这些工作还远远不够，不能满足建立中国话语体系的需要，还需要对更多的传统文化要义进行社会科学化处理。比如，儒家的“礼”，能否经过现代政治学的审视并为其提供智慧？儒家的“法”，对今天的法学能提供什么样的参考？儒家的“义”与“利”，对今天的经济学是否仍然具有启示？这些都是有待于深入探索的课题。

只有对传统文化进行社会科学的冶炼，才能更好地在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实现文明互鉴的目标。这是因为，社会科学作为一种现代知识形态，是当今世界通用的“学术语言”，作为近代才发展起来的科学性的理论工具，社会科学铸塑了为知识共同体普遍接受的认知模式和思想方法。通过社会科学化的转化，使“地方性知识”转化为世界性的文化符号，才能够为多元文化的沟通搭建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