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在全国各地医疗队伍驰援武汉的路上，少不了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白衣战士的逆行背影。从1月23日中山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钟鸣抵达武汉，到2月7日第四批队伍出发，太多故事发生在中山医院医护人员的身上。

4月1日中午11时53分，东航MU9004航班抵达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至此，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第四批援鄂医疗队圆满完成任务，经过了55个日日夜夜的奋战，136名战士光荣凯旋，作为上海第一支整建制增援的队伍，他们取得了无论是普通病房还是重症监护室（ICU）无一例重症转危重症的骄人战绩，全部医护人员无一感染。

3月5日，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重症救治医疗队被授予“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集体”称号，中山医院主任医师罗哲被授予“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对于中山医院第四批援鄂医疗队队长、同样来自重症医学科的罗哲，早已见惯了生死的他，也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收获良多。罗哲表示，回首与病毒抗争的日子，一路上支撑着医疗队的，是闻令而动的坚定信念，是专业第一的中山品质，更是润物无声的坚强后盾，共同撑起了守护人民生命健康的希望。

闻令而动，担负医者责任

2月6日晚8点多，早在小年夜当天便从日本紧急飞回上海的罗哲，在待命了15天之后，终于接到了上级通知——集结队伍，援鄂抗疫！短短2个多小时，一支136人的队伍整装待发，作为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第四批援鄂医疗队队长，罗哲充满信心。事实证明，这支平均年龄不到40岁的年轻队伍，确实做到了不辱使命。

Q

接到通知要组建中山医院第四批援鄂医疗队到抵达武汉，您是怎么想的？

罗哲：接到通知要奔赴一线的时候，其实我也没多想什么，大家的觉悟都很高，前期也都有了思想准备。因为我们是（重症医学科）这个专业的，所以这个时候必须要担负起医者的责任。我在科室点了7个人和我一起去，没有人不愿意去的，说走就走，大家的积极性都很高。

我的家人其实很早就知道我肯定是要去武汉支援的，所以他们都很理解我的选择。他们也明白，这是我义不容辞的工作，只是在我临走的时候嘱托我“当心点儿”。

到武汉下了飞机，去酒店的一路上都很黑，整个城市就像一座空城，几乎看不到什么人。医疗队的成员们也都很累了，我们到了酒店就赶紧休息，因为大家都知道，明天就要进病房了。

Q

初到武汉，您所在的重症医学科团队面临着哪些困难？又是怎么克服的？

罗哲：一开始当然遇到了很多问题，比如说，刚到武汉时，各种物资还没跟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两个病区的重症病房和隔离病房不是现成的，有的地方还要再改进，流程也还要再梳理。我们每天的工作强度非常大，一般都是12点以后才睡觉，大家的睡眠时间很少，每天至多休息5、6个小时。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医疗队需要去适应这些问题，去坚持，去不断地解决问题。两次轮班下来，3到5天的适应期过去，基本上就可以（正常开展工作）了。

另外，作为队长，我还要统一各个科室队员们的思想认识，这一点并不是那么容易的。136个医生来自于11个不同的科室，每个科室都有不一样的想法，你怎么能让大家去共同完成一件事，这就要花时间去协调。因此我们在早期就提出来关于安全细节和规范的一个口号，并且把所有需要救治的病人分成三类作了一个分析，就是要“抓住、守住、稳住”，这一点是我们所有医生统一的思想认识和行动宗旨。

我觉得所有的这些困难其实谈不上克服不克服，一日三餐、吃饭睡觉、上班休息......大家慢慢就适应了这种节奏。每个人对于压力都有每个人的处理办法，就我而言，我不会把我的压力转让给别人，医生们回到驻地的休息时间，我绝对不去打扰他们休息，一般都是在医院就把事情解决好，不带回驻地的。

团队作战，发扬中山品质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在罗哲看来，此次中山医院第四批援鄂医疗队圆满完成任务的关键在于“日常的积累”，用他的话说，这是一支“安全、细致、规范”的团队，而这一切都源于中山医院的传统——落实到位、一丝不苟的一系列高标准、严要求。

Q

在您朋友圈的战疫日记中反复提到“团队”这个关键词，您怎么评价您的这支队伍？

罗哲：如果用几个关键词来概括的话，就是“安全、细致、规范”，团队成员的表现也处处体现着中山品质。我们团队里医生的平均年龄是39.5岁，护士的平均年龄是不到30岁。尽管大家都很年轻，但是大家都身经百战，并且经过了专业严格的训练，每个人都能把事情做好，作为队长，总体上我是很满意的。

中山医院第四批援鄂医疗队共有30位临床医生、100名护士和6名行政管理人员，除了来自重症医学科和呼吸科，还有很多传染病科、心内科等其他科室的专家同仁。他们有的经验老道、阅历丰富；有的一丝不苟、踏实肯干；还有人机智聪明，奇思妙想和“金句”不断，常常在遇到问题时为我们打开一扇窗。

我非常感谢团队中每一位队友的付出和奉献，相信经过这一次的并肩作战，我们将会成为一辈子的战友！

Q

您认为此次医疗队临危受命取得如此优秀的成绩靠的是什么？

罗哲：说到底，其实还是靠日常的积累，医学永远是厚积薄发的，它不是孤立的个人行为，而是来自一个团体的行为。如果一个团队平时管理很松散或者对它的要求不高的话，其实很难达到标准。中山医院的管理和要求都是非常高的，毫不客气的讲，是非常严格的。正是因为这种严格，我们顺利完成了任务，并且136个医疗队员全部平安归来，所有人的核酸检测都是阴性的。

说到重症医学科，哪里有重症哪里就有重症人在，哪里有危情哪里就有重症人在。由于我们前期的任务定位是重症肺炎病人的诊疗，因此，中山医院第四批援鄂医疗队中重症医学科的医护人员占到了整体的三分之一，是实实在在的中坚力量。在中山医院，重症医学科其实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学科，从成立到现在只有短短的6年时间，所以不论是学科建设还是人才培养，还都在不断完善之中。通过这次重大考验，我们表现出了不错的业务覆盖和应对能力，也体现出了重症医学的专业特色。如果要打分的话，满分120分，我给100分。和满分之间的差距是我们科室不足的部分，包括科研探索能力、学科底蕴等等，这些都是在我们今后的工作中还需要加强的地方。

Q

您认为这次援鄂经历对您今后的临床实践和教学科研工作有什么影响？

罗哲：这次援鄂工作整体上还是在我们可控的范围之内，我觉得在临床实践上，这次抗疫的经历可能对年轻的医生们有更大的帮助。

就我个人而言，基本上每次出去（参与医疗救援工作），我都是带队当队长，因此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但话又说回来，面对传染性这么强的新冠肺炎疫情，我也是第一次经历，我要做的首先就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完，然后把队伍完整地带回来。另外在援鄂期间，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不重要的，哪些是还需要强化的，在我脑海里也都有了一个新的、更加丰富的认识。返沪后，我在隔离期间也没有闲下来，每天写文章、开会、总结、反思，每天还是在抓紧时间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润物无声，共筑希望之城

在陌生的武汉，如果说医护人员的无私奉献，温暖了一个又一个陌生的病人，那么承担后勤保障的大后方，无疑是最亲近的家人。他们为抗疫一线的战士们筑起坚实的后盾、温暖的港湾，不管是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每一种关怀都可以说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Q

刷屏的那张“落日余晖”照就发生在您的医疗队，您第一眼看到这个照片是什么感受？

罗哲：我觉得那就是希望。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我问刘凯他们，“你们CT怎么做了那么长时间？”他就发给我这张照片。我说，“这照片不错”，然后我马上就发到了我的微信朋友圈。之后，媒体纷纷转载，大家都看到了这张照片，尤其是武汉人，很喜欢这张图。

当时是3月份的时候，疫情还是很紧张的，医护人员的思绪也会混乱。在这种困难的时候，一个好的照片就像一件好的艺术作品，它的确是有一种医学上的人文主义精神在里面，蕴含的是生命的希望，渲染出一种美感。

Q

您如何评价来自后方的保障在整个抗疫过程中的作用？

罗哲：中山医院“队部”以及武汉当地、上海市、复旦大学、复旦上医对我们有很多包括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支持。医疗队的吃、穿、用都不用愁，光是鞋就发了四五双，衣服也发了四五套，基本上就是一直保持供应，还会专门给我们送上海的小笼包吃。

我们的“队部”其实是由6位同事组成的：朱畴文副院长是医疗队领队、余情医生是支部书记、薛渊医生是总联络员、吴平和王汉超同志负责物资后勤、陈翔医生负责感控。经过这55天的抗疫，我深刻体会到了“队部”的核心基石作用，他们把握方向，制定决策，负责队内的思想政治文化建设，以及队员们生活补给细节等等诸多方面。

“队部”和所有大后方的默默付出让我们临床一线的医护人员倍感温暖，正应了老杜的一首诗句——“润物细无声”。

Q

作为一名专业的一线医护人员，对未来更好地打赢这场新冠疫情阻击战，您有什么想法？

罗哲：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有信心，大家谨遵目前整体的管理方案慢慢去走，日子就会好起来的，在全球范围内，（疫情）也会好起来的。我认为即使（有人）不幸生病了，不管是什么病，都需要有一个积极良好的心态去面对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