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工作报告通常会提出明确的经济增速目标，并将其放置在宏观经济目标的首要位置。2020年我国未明确提及增长目标，但将“优先稳就业保民生”放在各项目标的优先位置，然而实现稳就业、保民生又必须以一定的经济增长为基础。“优先稳就业保民生”、且连带着经济增长需要，这相对于此前明确的、被置于首位的经济增速而言是“新发展目标”。 这种阶段性发展目标的调整与高质量发展的趋势性变化是逻辑一致的，它能在多重冲击因素叠加的背景下更好地契合五大发展理念，更好地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共同富裕”的战略取向。新发展目标设定无疑是具有实践逻辑且至关重要的，从操作的角度看，我国要有效实现新发展目标需要理性处理如下五组关系。

危与机

按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常规模式及其速度来看，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无疑正遭受重大挑战。中美贸易摩擦使中国海外市场收缩、出口壁垒抬高，而产业转型依赖的发达国家技术进步“阶梯”也面临被撤走的风险。疫情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我国面临的经贸困境，不仅如此，疫情还对业务高度依赖人群集聚的产业、企业产生了严重冲击，城乡失业人数增多，中小企业压力增大，从短期来看中国经济确实面临着和以往高速增长格局相区别的状况。然而，对于中国经济在看到“危”的同时也要看到“机”，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地理和人口规模举世罕见的国家，不同地区、部门、产业的发展存在显著落差，不能等量齐观地理解各类因素对我国经济不同部分的影响。此外，如果将考察问题的时间标尺拉长，则人们面对困难不会无所作为，微观主体及宏观政策均会对短期冲击形成回应，人们会在“调整调适”中探寻新的发展动力源泉。从数据来看，2020年第一季度我国GDP增长率同比下降了6.8%，制造业、建筑业、住宿和餐饮业、交通运输业的增加值下降尤为突出，然而同期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的同比增长率则达到13.2%。在国际经贸形势转变和疫情相互叠加的背景下，以互联网为载体的信息产业、医疗卫生、健康养老、生态环保等领域将迎来新的发展契机，这些领域很可能成为对中国经济具有重要支撑引领作用的新动能。

稳与进

伴随着国民经济基数的增大，中国经济必然会从连续每年接近10%的超高速增长转向5-6%的中高速增长，但作为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中国需要关注这种经济增速“换挡”的节奏，尽量通过平滑方式实现增长速度逐渐“下台阶”，避免经济大起大落以及由此引致的社会急剧震荡，并在这一过程中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在这个意义上，近年来我国强调经济“六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今年则进一步强调“六保”：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今年我国实现“六保”就是在实现“六稳”，“六保”相对于“六稳”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能突破的“红线”，只有充分实现“六保”，我国实现更高的发展目标才具备有序的经济秩序和良好的社会环境。然而，中国是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指向的，由此发展思路也是高处着眼，低处入手，以保促稳、稳中求进，首先实现“六保”、“六稳”，但不止步或局限于“六保”、“六稳”，而是在实现“六保”、“六稳”的前提下步步为营、稳扎稳打、有所突破，这意味着我国不因短期冲击而改变发展理念和战略部署，不会采用政府主导的一揽子强刺激政策方案，而是要瞄准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主要瓶颈因素，继续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破解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和制度约束。

近与远

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来自多个方面，这些挑战有些是长期性、体制性的，有些则是短期的、技术性的，实现新发展目标必须采用系统化的组合方案。特别是，应着力回应“短期”冲击的宏观经济政策与着力消解“长期”约束的体制机制改革有效搭配起来。在国际经贸形势变迁和疫情叠加的背景下，我国明确提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特别是，今年强调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要新增财政赤字规模1万亿，发行抗疫特别国债1万亿，同时增强针对中小企业等微观主体的金融供给和税费减免等，这些举措在短期内能够增强企业和居民的风险抵御能力，对于助推企业复产复工、确保居民生活秩序具有积极作用。此外，我国更应从建立健全发展长效机制的角度考虑问题，避免短期的扶持政策妨碍市场的“优胜劣汰”功能发挥，避免微观主体对短期的扶持政策形成“依赖”。就此而言，我国在加强经济宏观调控的同时，需要不断完善调控的体系、方式和工具，将侧重实物、货币供给的直接调控与强调制度或规则的间接调控结合起来。就此而言，近期我国发布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以及《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等就具有重要作用，它比实施新基建等方案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更具有意义。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经济高增长，而基于新时代背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则可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基石，特别是，深化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要素的市场化改革是中国坚定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集中表现，它有助于激发市场活力，稳定制度预期，推动要素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高。

内与外

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与对外开放紧密相关，出口导向战略和全球化红利是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现阶段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重新审视国内和国际的关系，这既源于国际经贸关系调整产生的新挑战，也源于我国推进经济结构优化、实现高水平开放的主动作为。在当前多重冲击因素叠加的情形下，我国一方面需要立足于人口和地理大国的国情特征，依靠实施短期宏观政策和加快长期体制改革两者的组合，不断激活内部发展潜力。特别是，立足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转化的背景，持续推进城市化、乡村振兴战略和区域一体化，加快城乡土地、劳动、资本等要素的社会化配置，更充分地发挥城乡土地市场改革对新一轮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作用，积极推进收入分配改革和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着力解决城乡居民基本公共产品配置的制度落差，放大国内消费市场能级和投资效率，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将国内消费拓展、投资增长作为应对各类风险的“稳定器”和“压舱石”。另一方面，我国还要立足于国际经济秩序变化和国家综合能力提升，拓展对外开展经济活动的范围与方式，逐步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在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扩大出口和增加进口、产品创新和市场扩展之间形成动态平衡关系，依靠产品-技术创新来提升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和竞争力，通过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往来拓展对外开放空间。

守与转

作为对世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的现代化是涉及多重因素、具有全球意义的大事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需要完成经济体制转型和结构转化两重使命，需要将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及生态文明建设等“压缩”在较短的同一时段内展开。现阶段我国面临的国内外格局在发生显著变化，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趋于显著。据此，我国要实现新发展目标，首先需要守住发展的若干“基本盘”。例如，就业不仅关联到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而且关系到国内市场规模和社会秩序稳定。当前我国需要为企业，特别是就业创造能力显著的民营企业纾困解难，需要着力推动乡村振兴战略以发挥农村的就业“蓄水池”功能，需要借助零工经济、农村三次产业融合等形成新的就业岗位。此外，我国需要将粮食、能源安全放在突出位置，特别要基于提供居民基本产品、保障物价稳定来确保粮食能源供给稳定，加快推进基本公共产品均等化以凸显社会保障政策的“兜底”功能。 从另一方面讲，我国在回应内外部挑战时还应有“转型”或“创新”的思路。这需要我国在产业体系中推进“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逐步形成在若干产业链高端具有话语权和影响力的新格局；需要我国依靠市场资源配置功能和“举国体制”的组合，形成在若干重要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领域的突破性创新；需要我国依靠发展理念转变、收入分配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等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使社会成员能够相对均匀地分享发展的成果；需要我国继续调整政府-市场关系，在要素配置领域切实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增强政府在宏观调控、公共产品提供、重大风险应对等方面的功能，进而为我国实现新发展目标提供坚实的制度基础。

本文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新型城乡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7ZDA066）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