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由中宣部牵头、八部委联合推出了“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在目前的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学界，“70后”学者已是最大群体。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的年轻学者，是这个群体中的代表。

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有13位“70后”和“80后”研究人员，其中8位是在中心读博后留校工作的。当初在中心读书时，他们常通宵读书、讨论问题。

陈剑教授是这群年轻人的代表。他以学问为爱好，埋头苦读、沉心研究。古文字中的疑难字词考释最见功夫，也最费功夫，研究一个字往往需要贯穿从甲骨文到秦汉文字的文献,他乐此不疲。他还是简帛编连和缀合的高手，在利用出土文献校读传世典籍方面也有很多精彩发现。

同学们都爱上陈剑的课，他对材料的熟悉程度和考释字词的“资料长编”，令人叹为观止。他常常为学生、为其他研究人员看文章、改论文，即使挤占了自己的研究时间。他对别人请教问题的回复，常常就可视作一篇完整的好文章。

古文字学家裘锡圭是该中心的创立者，中心学风也深受裘锡圭影响。他常说治学要有三种精神，一是实事求是，二是不怕苦、持之以恒，三是在学术问题上对己严格、对人公平。这三种精神已经在年轻人心中打上了深深烙印。

裘锡圭经常和陈剑等讨论问题，陈剑有时会说，“裘先生您说得不对”。在旁人看来，也许有些惊愕，而在中心，这样的场景却很常见。裘锡圭常常根据最新的文献检审自己过去的研究，随时进行文献的补充或改正。这种对治学的孜孜以求，在中心已渐成风气。

中心的年轻人术业有专攻，各有方向。张小艳教授专门研究敦煌学，在敦煌文献字词考释上有很深的造诣。她办公室的灯光总是亮到最晚，包括节假日。

张富海和蒋玉斌是从外校引进的人才。两位研究各有独到之处。张富海的特长是音韵学和古文字的深入结合。以往古文字研究对音韵学的利用基本上还处在低级阶段，存在着不讲音理、忽略与中古音的联系和不顾及音韵发展等问题。张富海以扎实的古文字学功底，结合深厚的音韵学素养，把古文字研究中利用音韵学的原则和方法，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

蒋玉斌的专长是甲骨文研究和金文研究，尤其是甲骨文考释和甲骨缀合等本体研究。他的成名作《释甲骨金文的“蠢”——兼论相关问题》一文，获得由国家社科基金办公室主持的“甲骨文释读优秀成果奖励计划”唯一的一等奖。这篇文章被学界认定为“近几十年来考释古文字最成功的文章之一”。

同是做古文字研究，大家逐渐都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在各自的领域建立了学术的坐标。

在利用出土文献研究古书的形成、源流、分类、年代、真伪、体例、校勘和解读方面，刘娇颇有心得。谢明文副研究员在甲骨、金文字词考释上有很多引起学界重视的成果。张传官副研究员对出土文献中的字书研究颇为深入，尤其对《急就篇》《仓颉篇》的研究在学界深有影响。他的《急就篇校理》一书，是利用出土文献对传世典籍进行校释新证的成功之作。邬可晶在古文字考释、利用出土文献校读古书和研究古代学派及思想等方面颇有建树。石继承专注于秦汉文字研究，在玺印、陶文、封泥的研究上有不少独到发现。蒋文在《诗经》新证上用力甚勤，她的博士论文《先秦秦汉出土文献与〈诗经〉文本的校勘和解读》得到了学界好评。

这是一个团结的集体。有人写了文章大家都会互相传看，征求意见，贡献思路，补充资料，以免失误或漏引。一个团结的集体，是能够按时保质完成集体项目的必要条件。由裘锡圭主编的《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一书，参与主体就是中心的年轻学者。《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一书出版后，先后获得“上海市第十三届优秀社科成果评选”特等奖、“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等多种奖项。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为古文字研究　所吸引，他们的学术之路越走越宽。

（作者为复旦大学教授、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