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的光学，始于1954年，创始人是周同庆，他是1955年的学部委员。章志鸣，李郁芬，李富铭等可以算是第二代中的代表人物。我们晚辈都称李郁芬为先生。一般称女老师为先生的，非常少。可见李郁芬在我们学生中的地位。而老一辈人，则诙谐地称两位李先生为男老李，女老李。随着李郁芬先生去世，第二代的代表人物也都先后离我们而去了。

    我1980年进入复旦物理系，学激光专业，李郁芬先生没有给我们本科生上过课。我们对她的印象是——非常严格、认真的教授，所以大家都有点怕她，也不太愿意跟她读研究生。我们那一届毕业生，基本上都跟随做本科毕业论文的老师读研，我却想换一个老师。所以同学就吓唬我：你只剩下李郁芬老师可以选了，因为其他老师都有学生了。我还真以为我会到李先生组里，后来没想到另一位老师选了我。我当时还有点庆幸。

    在研究生阶段，与师兄弟交流中，我确实了解到了李先生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我发现，跟有些老师不同，虽然她已经是教授，但她一直会去实验室，看着学生做实验。不知道现在的学生怎么想，那时候可以想象，她的学生压力是很大的。因为我们其他学生的实验环境基本是比较自由的。

    对李先生严格要求的印象，一直持续到我留校工作很久，直到她70多岁退休后，那时我也已是中年人了，突然发现李先生成了可爱的小老太太。因为我做过系里的教研室主任，也算是激光教研组培养的新生代，所以李先生跟我的关系也特别好一些。她会经常拉着我的手聊天。李先生的丈夫过世，她的第一个电话也是打给我的，说我也不知道这件事要不要告诉组织（因为她丈夫不是复旦大学的），我带队去她家里问候，并组织我们教研组参加了她先生的追悼会。就这么一件事，她就一直记着，后来也经常会说起。那时，我们有一个传统，就是退休教师每过一段时间，会在楼里集体包馄饨，这时候大家就会请李先生一起来吃馄饨，对她说“李先生你吃了几十年的方便面了，也改改口味吧”。她也会乖乖坐在那里跟大家吃着馄饨闲聊，其乐融融。不过她办公室的方便面袋袋，还是堆得有人那么高。

    李先生的一个谜，是她到退休都不是博导。这是一个有过重大贡献的教授，放在今天实在有点难以理解。但是，因为那个年代，她的贡献只在小范围内。而且因为她这一辈子的工作选择，都是遵照组织的要求。组织说你去做原子弹，她就去了；组织说，你去做化学激光器，她就来到了我们激光教研组。而以前再大的功劳，也就翻过去了。等到评博导时，上世纪80年代是教育部统一评，每个学科都有名额限制；等到学校可以自己评博导了，她的年龄又过了。所以，她一辈子没有自己的博士生，开始是以她的导师吴征恺院士的名义带博士生。后来，她的学生评上博导了，她就以学生的名义带博士生。这在中国的博士生导师历史上，也是非常少见的。可能换一个人，一定会到处抱怨这不公平，甚至去吵去闹。但我这么多年，没有听到李先生说过一句组织、学校对她不好。她就是一直在默默地做自己的事情。

    我想在李先生身上，我看到的她的最伟大之处，就是她发自内心对科研的喜爱。这样的喜爱不是为了发表一篇论文，不是为了给自己争取更好的待遇。她一生的几次转型，都是组织安排的，而她都全心投入，完成得很好。她是被老校长杨福家特批，可以70岁退休的教师，而那时候这一待遇是只给博士生导师、院士的。70岁退休后，她仍然每天早上坐学校的班车到办公室，因为不带学生了，她就在办公室学习用计算机做些理论计算，下班时再坐班车回家。再后来，学校班车停了，她就在儿子陪同下坐公交转地铁到校。再后来，坐出租车来。我一直有种感觉，让李先生到学校，是对她最大的尊重和照顾。一旦她不能来学校，一定是身体不允许了。

    2019年3月16日，李先生住院了，我去徐汇中心医院看望她。我很自信，凭我跟李先生的关系，她会对我很亲的。可是她已经不认识我了。她拉着我的手，嘴一直动着，眼睛看着我，但就是认不出我。我心里很难受。2020年12月7日傍晚，学校告诉我李先生不太好，我马上说我抓紧时间去看她，可惜当天夜里，她就离我们而去。我现在只是后悔，当时应该当机立断去医院，而不要等。

    我相信，如果我们的年轻一代，能继承李先生这些前辈身上的认真、严谨、刻苦、忘我，我们何愁没有创新，何愁我们的祖国不会日渐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