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加入上海中山医院的时间相对比较晚，1987年，我考上陈灏珠老师的研究生，就此跟先生结了缘。

    我最初是儿科系毕业，后来考了研究生，读先天性心脏病方向，这也跟儿科有关。当时，先天性心脏病诊断困难，心导管检查确诊后治疗更难，临床上，很多时候是“束手无策”，非常无奈。诊断方面，我记得当时硕士导师从澳洲回来，买来几根导管，就那几根导管反复洗、反复用，总之就是诊断条件非常有限。明确诊断后，治疗方法也是捉襟见肘，看着这些孩子，要不手术死掉，要不眼看演变为肺动脉高压，最终还是走向死亡……当时大家都比较沮丧，感觉儿科没意思，考博士研究生时就改变了方向，改考冠心病的诊治，多年之后我自己想想，我自己没有坚持下来。

    就在那个时候，我来到上海，考了陈灏珠先生的研究生。当时，我们考试的时候有四个人，有一个人拿着一封信，他说：“这是我老师给陈老师写的，他跟陈老师是好朋友”。我一看有人拿着信，咱没有拿信，很是忐忑，心想：是不是不能录取？结果，四个人，最终录取了两个人。一个我，一个王同学，他后来去了日本、美国。这是一段小插曲。

    考上了陈老师的研究生，慢慢地，我成为了跟陈老师关系最近的人，有什么问题，公事、私事，学术方面的，我都会去请教陈老师，他总是知无不言，给了我很多帮助。

    当时为什么考陈老师的研究生呢？还得说起一本书——《心导管检查》，作为儿科心血管医生，做心脏导管检查，就参考这本书。

    其实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是读陈先生主编的《内科学》。说实话，起初这个 “灏”字我都不认识，心想读“hao”，还是读什么？后来知道了这个名字，就记住了，记了一辈子。当时自己也暗暗地想，要是有一天成为陈灏珠教授的学生就好了。那时起，就好好学习，直到1987年，我真的考上了上海医科大学（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陈灏珠老师的研究生。

    初来乍到的我，由陈老师和陈老师的学生姜楞教授一起带我做冠心病的超声诊断，我捧读超声机的图，当时大部分时间就在实验所的二楼工作、学习。后来，陈先生送我去接受博士生联合培养，我去了德国留学。那些年也一直得到陈老师的教诲。

    回国后没多久，我就做了心血管病研究所副所长。当时，副所长是很大的官了，陈老师是所长，我就在后面跟着，他查房，我跟着查房，他开会，我跟着开会。记得有一回，我们到23病区3号楼查房，那个地方有电梯，我跑到前面把电梯先按好，他说“算了，三楼就走上去嘛”。他就走楼梯，我也不好意思坐电梯，跟着他跑楼梯。

    随着年岁上去，有的人先老头，有的人先老脚，陈老师一直到九十多岁，除了椎管狭窄压迫腿，前些年一直非常矫健，每次开会都坐到第一排，认真记笔记，这一幕感染了好多人。好多年轻学生说，像陈老师这么有名的人，年轻小医生在上面做报告，他居然在下面仔细记笔记。

    有一次我对老师说，您没有必要记啦，您点评点评，讲讲就好了。他说：这不对的，记了笔记以后，是促进自己的记忆，你听了，经过脑子，再写下来，等于学了两遍；第二，记笔记可以保证你自己的手不会变得僵硬。

    老师的习惯也影响着我们，我们字写得不好，但任何时候都拿一个本，很愿意做笔记，这些年记了很多本，到年底整理出去，也是收获。这些年，我看着陈老师早年的笔记，写得这么好，页面整洁，字体隽秀，值得留作纪念。

    都说陈老师是教育大家、科研大家，又是名师。我有时候在想，什么是圣人？王阳明年轻的时候说将来想做圣人。圣人好像没有标准，也没有定义。

    什么是圣人？我思考了很久。陈老师不结党不营私，不喝酒不抽烟，我拿一罐茶叶想给陈老师，陈老师也不怎么喜欢喝茶，就是感觉没任何“点”让你抓。有的时候我们说玩物丧志，大多数人都有喜欢的东西，人家知道你喜欢什么，就给你送。对于陈老师，你不知道该给他送什么，没东西送。平日的他，就喝白水，简简单单。

    什么是圣人？我思来想去，我想陈老师是医学界的圣人。陈老师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好多东西，我作为他的学生，跟着他这么多年，受益终生。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所长。本报首席记者唐闻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