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社科联、广州日报社共同主办的广州与大革命运动研讨会在广州市社科联召开。本次研讨会是第九届广州学术季“英雄城市·红色印记”系列研讨活动的第四场，由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市社科联党组书记、主席曾伟玉出席研讨会并作讲话。

来自广东省党史研究室、广东省委党校、南昌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围绕中国共产党创立和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广州的活动、广州与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广东党、团组织与大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广州在大革命运动中的中心地位等历史展开交流研讨。会议由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陈金龙教授主持，原广东省委党校巡视员曾庆榴教授作点评。

大革命时期，共产党与国民党在北京、上海、广州、长沙、武汉等全国许多地方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活动。与其他城市相比，广州的革命事件更加聚集、革命效果更加明显、革命影响更加深远，因而确立了其在大革命运动中的中心地位。广州成为大革命的运动中心，是革命形势发展的必然，是国共两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军阀斗争的结果。

陈金龙教授认为，1923年中共中央局迁驻广州的主要原因有：其一，共产国际的指示。1922年7月18日，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应据共产国际主席团7月18日决定，立即将驻地迁往广州”。由于陈炯明发动政变后广州局势不明，该动议暂时被搁置。1923年初，孙中山重新控制广州，为中共中央局迁驻广州创造了条件。其二，广州是国民党的活动中心。西湖会议开始讨论国共合作问题，中共中央局迁驻广州，空间上拉近了与国民党的距离，有利于国共合作的具体实施。其三，广州工人运动的发展。广州工人运动有良好的基础，1921年6月，《广东群报》连载《广州全市工会之总调查》，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广州有工会90个，工人总数78424人。其四，上海生存环境的恶化。中共一大后，陈独秀从广州回上海主持中央局的工作，1921年10月、1922年8月两次被捕，上海已无中共合法生存的空间。1923年3月26日，陈独秀抵达广州。此后，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主编蔡和森也来到广州。4月10日，孙中山以“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的名义委任陈独秀、谭平山为“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委员”。陈独秀南下广州之后，中共中央局迁驻广州也就势在必然。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谢迪斌教授认为，广州是大革命的策源地和大本营，处于大革命的中心地位。这一地位的形成不是偶然的，是近代以来新学思想在广州传播和实践的时间积累和各种进步力量在广州空间汇聚的必然结果。1840年后，中国传统的治国理论出现了危机，域外思想进入并影响中国，广州是新思想进入中国的端口。20世纪初，思想氛围和政治条件比较宽松的广州成为各种进步势力集聚之地。国民党一直将自身的大本营放在广州，这是广州成为大革命中心的重要前提；中国共产党在广州的活动不断加强，苏俄与共产国际在广州也有一定的影响。国际国内进步力量的汇聚，造就了广州的大革命中心地位。

南昌大学特聘教授汤水清认为大革命时期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与广州这个大革命的中心是密不可分的。一是在广州成立了农民运动的领导机构，广州成为农民运动的指挥中心。国民党改组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积极引导农民参加国民革命运动。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国民党工作的共产党人积极推动下，设立了农民部作为负责农民运动的领导机构，并在其下成立农民运动委员会，广州也因此成为农民运动的指挥中心。二是培养了农民运动的骨干，有力推动了农民运动的发展。农讲所是农民运动的黄埔军校，是培养农民运动干部的摇篮。从1924年7月起，广州农讲所在共产党人澎湃、毛泽东等人的主持下，陆续举办了六届，培训近800多农运骨干，有力地促进了全国农民运动的开展。三是提出了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中的中心问题的思想，揭示了中国革命的道路与方向。这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领导的土地革命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龙观华教授认为，大革命时期，在广州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促使广州立于大革命的中心地位。第一，在广州举行的中共“三大”，确定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政策。第二，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一大”，制定革命纲领，确定革命政策，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从此开创革命新局面。第三，在广州黄埔创建的陆军军官学校，开始培养革命军事人才，组建国民革命军队。以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建校建军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国民革命不断走向胜利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第四、广州和香港工人联合举行的省港大罢工，沉重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者，将工人运动不断推向新的高潮。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调研员魏法谱认为，广东相对开放、安全的政治环境，以及广东早期党、团组织通过一系列方式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传播，让广东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重要阵地和基地，为广东特别是广州成为大革命策源地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其中，一是通过内部学习、训练班等推动马克思主义传播。广东党、团组织要求各支部开会都要分出专门时间学习马克思主义，对外公开宣讲马克思主义，举办各种形式的训练班、党校提高党团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二是创办报刊传播马克思主义。《人民周刊》作为广东区委的机关刊物，有“专载纯理论之副刊半张”，先后发表了一批与马克思主义文章。《少年先锋》作为团广东区委机关杂志也发表了一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文章。受广东党组织影响的《新学生》《工人之路特号》《陆安日刊》《岭东民国日报》的副刊《革命》等都发表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章。三是开办书店推动马克思主义传播。广东党、团组织创办了国光书店和汕头书店等书店，出版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广东及全国的早期传播。四是通过纪念活动促进马克思主义传播。马克思纪念、列宁纪念、巴黎公社纪念、五一纪念、十月革命纪念等不仅在全省范围内公开举行，还有大规模的群众游行活动，以及大量的纪念文本出现，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大众化。

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泽宇教授认为，苏联和共产国际在指导大革命过程中犯了一系列的错误，成为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为了维护苏联的国家利益而牺牲中国革命，是苏联和共产国际所犯的主要错误。二是苏联和共产国际因为信息缺失而对中国革命形势的误判。三是苏联和共产国际机械地把苏联的革命模式和经验套用到中国革命的错误。

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唐富满副教授认为，孙中山一生致力于国民革命，他为大革命在广州的兴起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表现以下三点：一是联俄联共，在国民党“一大”正式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二是创建黄埔军校，培养革命骨干，黄埔军校是一所军事与政治并重的新型军官学校，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军事人才，培养了一支崇尚信仰与主义的军队，为大革命的兴起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军事基础；三是平定商团叛乱，巩固革命政权，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广大革命群众支持下，采取果断措施，坚决镇压商团叛乱。这为进一步统一广东全省和使国民革命向全国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最后，曾庆榴教授作点评，曾庆榴认为，广东早期共产党组织创建的特点，主要有：一是广东早期党组织是在共产国际代表来穗策划并亲自参与之下成立的；二是广东早期党组织是陈独秀来穗指导并主持之下进行改组而巩固、发展起来的；三是广东早期党组织，是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的政治环境中建立发展的。以上三点，是广东早期党组织创建的特点，是其他地方早期党组织所不具备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