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贸易摩擦冲击下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对策

雷蒙德·弗农提出，对于未来全球经济治理我们要设计这样一种治理方式，“它能不费力地包容世界主义者的全球化抱负，因国家而结合在一起的团体的国家抱负，以及甚至是次地区利益集团的地方性抱负”。但他同时也指出，要弥合这些不同的想法所需要的调和的思想或机制尚且未知。这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与全球化发展不相匹配所引致的对规则重塑的需求，只有通过多边磋商与利益协调，构建出一套完整、健全、有效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才能满足。随着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如何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不断交替的过程中，化解贸易摩擦的消极影响，积极参与到全球经济治理规则的重塑中，成为当下的重要议题。

我国当前面临的贸易摩擦，其经济根源在于贸易失衡和经济结构失衡，但其政治根源却在于民族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中国的崛起及其在世界体系中的政治经济活动，触及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利益，加之中国在劳工制度、环境规制、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仍有改进和完善的空间，致使贸易摩擦频发。因此只有不断加强制度建设，提高经济实力，才能克服贸易摩擦的消极影响。中国化解当前贸易摩擦主要面临二方面的挑战:第一，在自由贸易和公平贸易之间权衡的贸易霸权国家，通过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影响中国企业出口。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1998——2015年间，我国共计接受反倾销调查232起。在全球经济的疲软期，具有价格竞争优势的“中国制造”产品更容易招致贸易保护主义的抵制，仍需通过不断强化企业法律意识和自我辩护能力，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来化解。第二，部分国家以产权保护为由，限制中国高新技术创新发展。2018年以来的中美贸易摩擦和美国对中国发的“301调查”，矛头直指“中国制造2025”，这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高新技术发展，也对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二，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总量虽然持续增长，但经济增长陷入“结构性减速”，为了更好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规则变革，中国需要克服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速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在当前复杂的全球经济环境下，充分认识贸易摩擦背后凸显的不同国家之间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差异，有助于消除中国当前所面临的贸易摩擦的消极影响，更好地把握机遇，参与到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变革中。具言之，需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加强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能力:

第一，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通过加快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进一步放宽外资市场准入，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持续扩大金融等行业对外开放，切实加强外商合法权益保护，优化营商环境，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加快加入WTO《政府采购协定》进程、加强与国际通行经贸规则对接，以实际行动回应美国的无端指责与调查。积极推动以WTO为主导的多边治理机制改革，为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稳定性、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贡献“中国力量”

第二，持续推进“一带一路”等基于多边贸易机制的区域治理制度建设，强化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一带一路”倡议遵循多边贸易机制，在相对自由化的进入与退出机制设置上，充分考虑了多元化的博弈空问，为突破全球经济治理困境提供了可行的路径。但“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尚未构建起完善的区域治理规则体系，因此可以尝试在与沿线国家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协调具有趋同态势的区域机制，借鉴现有区域治理机制的规则与制度，化解各类治理规则中存在的对抗性，形成稳定的谈判与协商制度，不断为现有的WTO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提供有益补充。

第三，深化国内改革，激发民营经济活力，提升综合国力。作为全球贸易大国，我国在取得现有成就的基础上，仍然存在着与贸易规模不相匹配的经济硬实力和制度软实力。而处在经济转型重要关口的新时代，深化国内改革是提升经济硬实力的唯一途径。贸易摩擦在给我国经济增长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加快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积极推进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步伐。一方面，政府应当通过相关政策举措优化营商环境，激发民营经济活力，加快产业结构升级，这不仅可以促进内需主导型经济格局的形成，而且有利于积极回应发达国家对我国国有企业发展模式的质疑;另一方面，政府应当以扩大内需和消费升级为动力，有效降低对国际市场和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的依赖，发挥现有制度和体制的优势，积极对接国际知识产权规则和高新技术发展标准，这不但有利于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更有助于加快缩小我国在产业技术领域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进而在全球经济治理的规则重塑中获得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