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16岁的邓小平去法国勤工俭学，1925年成为中共旅法支部负责人之一。他积极投身党的活动，遭法国政府追捕，于1926年1月从巴黎转移到柏林，又从柏林、波兰抵达红色之都莫斯科，先后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斯大林共产主义大学）和孙逸仙大学（即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革命理论和军事。

在苏联莫斯科的一年多，邓小平经历了许多人和事，感受深刻的，无疑是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组织纪律，此外，他担任党小组长，是同为中共党员蒋经国的直接领导。

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1926年1月7日，邓小平按照中共旅欧支部决定，和傅钟、李卓然、邓绍圣等17人乘火车离开法国前往苏联，火车于1月17日抵达莫斯科火车站。中共莫斯科支部的代表到车站迎接邓小平一行，并把他们带到苦行广场（今天的普希金广场）那儿的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1月17日那天是周日，但学校派专人值班，并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学生证。为了保密，大学人事处的工作人员给新来中国学生起好了俄国名字。起名字时比较随意，邓小平的俄文名字叫多佐罗夫，学生证号码是233。邓小平的叔父、中共党员邓绍圣则取名弗拉基米尔·尤利耶维奇·达尼利内姆。学校给学员分配了宿舍。

中共和共青团欧洲支部的领导人任卓宣(曾任中共旅法支部书记，后叛变，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俄文名叫拉斐尔，即叶青，先于邓小平两个月来到莫斯科。在巴黎和里昂时，邓小平曾在他的领导下工作过几个月。就在邓小平到来的前几天，任卓宣被选为中共莫斯科支部书记。按照党的军事化管理纪律，1月19日任卓宣给所有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同志办理了重新加入中共组织的登记手续。

同学们被分成几十个小组，每组4-5个人。党支部每周开1-2次大会。每次会短则两三个小时，长则四个小时。会场气氛非常紧张、兴奋、热烈。苏联风格的会议大部分内容是“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一种相互交织的，不留情面的“思想斗争”，互为批评者和被批评者，形成了开会时不留情面、面红耳赤的“思想斗争”之“激烈”状态。党支部书记任卓宣全盘接受了苏联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的铁的纪律和行事风格，并内化于心。他笃信自己的这一做法。他认为，“我们的方式是符合列宁关于党的自我批评原则的……所有大学生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以我们必须注意，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我们必须强迫其改造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和资产阶级情调。”

尽管他与邓小平在法国相识，革命友谊深厚，个人交情也不薄，但任卓宣还是马上拉下脸来，公事公办，要对邓小平进行“思想改造”。到莫斯科一周后，邓小平按照党组织要求，在党支部大会上做了严厉的自我批评。邓小平是组织纪律性很强的，他同时向党支部递交了书面声明：“我来此虽不久，团体对我已有很正确的批评，使我知道自己的缺点，向着自新的路上走去，向着使我成就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路上走去。我已有在我的错误中去改我的错误的决心，使自己得到进步。”

来到中山大学

中共莫斯科支部总部并不在东方大学，设在另一所大学，即坐落于沃尔洪卡街16号的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即简称“中山大学”）。

邓小平、邓绍圣和傅钟等在东方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斯大林共产主义大学）只停留了不长的时间。期间，有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认为，把那些被寄予厚望的中共党员派到这所“中国”大学更为适合。邓小平等人在东方大学还没来得及熟悉和适应环境，校长格利高力·伊萨克维奇·布莱托就已经把他们的档案全部转交给了中山大学校长卡尔·别加尔多维奇·拉狄克。

1926年1月29日，邓小平拿到了中山大学的学生证，他的学号还是233，俄文名也保留为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多佐罗夫。中山大学给每位新来的同学发放了全套的生活用品：衣服、大衣、肥皂、牙膏和牙刷，分配了宿舍。

第二天，也就是1月30日星期六，邓小平终于坐到了课桌前。中山大学的教学计划安排得非常丰富。邓小平除了紧张地学习俄语外，主修的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世界观的课程。学生首先要学习俄语，第一学期俄语学习时间特别长，每周6天，每天4小时。具体的课程是：中国革命运动史、通史；社会形态发展史；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以《资本论》为主)；经济地理；列宁主义。中山大学还有一门重要课程就是军事训练。

学期设置为2年，学生每周上6天课，每天8个小时，从1926年下半年开始———周一至周三每天8小时、周四至周六每天6小时。学习方法是教授先讲课(用俄语，但有中文翻译)；然后学生提问，教授解答；再次由学生开讨论会，自由辩论；最后由教授作总结发言。

如果说在法国“勤工俭学”主要是在做工参加革命活动，那么，在中山大学学习的一切，对于邓小平来讲都是全新的马克思主义基础性理论学习。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来莫斯科就是为了“弄清楚什么是共产主义”。他在填写中山大学入学履历时写道，“我过去在西欧团体工作时，每每感觉到能力的不足，以至往往发生错误。因此我便早有来俄学习的决心。不过因为经济的困难，使我不能如愿以偿”，“我更感觉到而且大家都感觉到我对于共产主义的研究太粗浅”，“我能留俄一天，我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于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我还觉得我们东方的青年，自由意志颇觉浓厚，而且思想行动也很难系统化，这实对我们将来的工作大有妨碍。所以，我来俄国的志愿，尤其是要来受铁的纪律的训练，共产主义的洗礼，把我的思想行动都成为一贯的共产主义化。我来莫斯科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的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利益而斗争”。

在中山大学就学的学生的水平参差不齐，有的已受过中高等教育，有的文化基础比较差。学生中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了解程度也相差甚远。针对这一情况，学校根据学生知识水平的差异，按照学生具体情况来分小组。对程度较差的学生设有预备班，进行初级教育。对俄语程度较高的设有翻译速成班。

中山大学把学生分为30个小组，每组25-40人，邓小平被分在第七学习小组，分在第七小组的学生被认为将来无论在共产党内还是在国民党内都是更有政治前途的学生。和邓小平同在一个组学习的有傅钟、叔父邓绍圣，还有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还有汪精卫的外侄陈春圃（陈璧君的远房侄子），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于右任的女婿屈武，以及后来成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组织部部长的谷正鼎，后来成为国民党行政院内政部政务次长的邓文仪、国民党南京市党部主任委员肖赞育以及谷正纲。第七组又被称作“理论家小组”。

中山大学是用俄语授课的，这让才到苏联的邓小平及他的同学们感觉学习负担非常重。这当然也影响了中山大学的教学进度安排。上课时一半时间要用于口译，但口译不能总是完全符合原意。但学校别无选择，中山大学没有中文授课的师资力量，有法语授课的小组，邓小平没有去法文小组，因为他虽在法国生活长达5年时间，但主要在勤工，只上过很短时间的法语课，会简单的生活会话，并没有真正能够熟练地听、说法语。

尽管俄语是极难学的语言，成为学习的最大障碍，但邓小平并没有气馁，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所有时间都很高兴，因为他感到自己是自由的，没有维持生活的压力，没有军警追击之忧。这使他能够以极大的兴趣投入学习中。他心态乐观，在中山大学的图书馆，每每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孜孜不倦顽强地学习。对他来说，尽管学俄语像学法语一样，感觉非常艰难，总是学不透，但社会学科课程，如联共（布）历史、社会发展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课程他都得了优秀。大学里有不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布哈林著作的中文译本，这些书邓小平都特别重视。也就是在那时，他开始关注这些理论书籍。

在莫斯科的生活，与邓小平在法国的五年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在法国，邓小平为赚一点点生活费而拚命打工，或是靠失业救济金勉强度日。而列宁创建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实行的新经济政策，使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了充分的显现。整个苏联经济建设蒸蒸日上，国家和个体并驾齐驱生产，使苏联的市场更加繁荣。新的商场、饭店、咖啡馆纷纷开张，宾客熙熙攘攘。中山大学里的生活供应丰富，从没缺过鸡鸭鱼肉，一日三餐营养丰富，比如早餐，有鸡蛋、夹着奶油的面包、牛奶、红肠和红茶，有时甚至还有珍贵的鱼子酱供应。学校的后勤服务也极为周到。中国学生有吃俄餐或中餐的选择。学生的业余生活也很丰富，各种活动组织得很认真，有参观博物馆、各种展览，去剧院等。1926年夏天，学校还组织邓小平和他的同学去列宁格勒游览，领略了这座北方水城的风情。

中山大学党委在邓小平的总结鉴定中写到：“非常积极且精力充沛。一名优秀的党务工作者，沉着守纪，学业名列前茅。训练有素。”邓小平在苏联的一年，并没有白白度过。在这期间，邓小平看到、读到和学到的一切都影响着邓小平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形成。（来源：《世纪风采》 作者：吴跃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