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之后，党在政治上、军事上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但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对这种错误还没来得及进行思想认识上的彻底清理，因而全面抗战爆发之初，党内有人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关于统一战线的指示，照搬他国共产党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经验，对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认识不够。1937年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在传达共产国际指示时就明确提出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这说明教条主义在党内还有一定的市场。此外，党风上的宗派主义、文风上的党八股等不良作风，在党内一些人身上仍然存在。

全面抗战爆发之时，全国党员约4万人左右，偌大一个华北地区，尽管党组织与过去相比有了很大发展，但也只有5000余名党员。随着大片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八路军新四军影响的日益扩大，党的组织力量和党员数量严重落后于形势的发展。1938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强调“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成为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随后，各级党组织大力开展党员发展工作。到1939年，仅冀中全区党员就发展到9万多人，全国党员发展到50万人。到1940年7月，更是发展到80万人。这些新党员革命积极性很高，但他们大都出身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有些人身上还存在某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容易受到党内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影响。如何整顿党的作风，把党锻造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抗战的大环境中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就成为党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党的建设离不开党内教育。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不但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而且特地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性，向全党发出了开展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的号召，认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

1939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召开学习动员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讲话，强调中国共产党担负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的任务，需要建设一个大党，一个独立的、有战斗力的党，这样就要有大批的有学问的干部做骨干。他号召各级干部发挥“挤”与“钻”的精神，想法子“挤”出时间来看书，如木匠钻木头一样地“钻”进去把理论问题搞懂。1940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要求“各级组织的领导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的领导与提倡其他干部的学习。建立在职干部平均每日学习两小时的制度，并保持其持久性与经常性”。3月20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规定凡环境许可的地方，可依类编成学习小组并每月开会讨论二次。同时决定将每年5月5日马克思生日为学习节，总结每年的经验并举行奖励。

中共中央的这些措施，初步建立和健全了干部理论学习制度，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这两年的学习运动也有缺点，主要是存在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对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很不满意。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不但对“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提出了严厉批评，而且对干部教育中的教条主义不满也作了充分表露。他说：“在学校的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在延安学了，到富县就不能应用。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当然学生也不能解释。这样一来，就在许多学生中造成了一种反常心理，对中国问题反而无兴趣，对党的指示反而不重视，他们一心向往的，就是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说是万古不变的教条。”因此，有必要对这种教条主义的学习态度来一个彻底的改造。

抗战爆发之后从莫斯科回来的王明，虽然在1937年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打着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的旗号，一时唬倒不少人，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证明，他主张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根本行不通。王明那一套主张并没有多大的市场，在实际工作中也没产生多大的影响。不过，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王明在党内政治上的影响虽然已是风光不再，但在当时许多人看来他仍然是党内著名理论家。王明在莫斯科系统地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理论，能说会写，发表的一些文章还颇有理论色彩，在延安的许多干部看来，党内有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的还是王明这样的人。1938年底，王明从重庆回到延安后，频繁地出席了各种会议，作了很多报告和讲演，发表很多文章，显得十分活跃。1940年3月，王明将其1930年写的、集中反映他的观点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在延安印了第三版。王明这本小册子的出版，应该怎样看待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这个问题，便更迫切在摆到中共中央面前。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即《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重点讲到了什么是理论和理论家的问题。他说：“我们读了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能不能就算是有了理论家呢？不能这样说，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根据实际创造出来的理论，从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中抽出来的总结论。我们如果仅仅读了他们的著作，但是没有进一步地根据他们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没有企图在理论上来思考中国的革命实践，我们就不能妄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他还说：“空洞的理论是没有用的，不正确的，应该抛弃的。对于好谈这种空洞理论的人，应该伸出一个指头向他刮脸皮。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客观实际产生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但是许多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却把它看成是死的教条，这样就阻碍了理论的发展，害了自己，也害了同志。”

在毛泽东看来，虽然王明这些犯过教条主义错误的人言必称马列，写文章动辄引经据典，但对中国实际缺乏了解，结果理论不能与实际联系起来，他们掌握的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更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但党内相当多的人却没有认识到其危害性，仍把他们看成是理论权威。要解决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的问题，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就必须认识到教条主义者的真面目。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号召全党树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作风。同年7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号召全党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加强党的团结，从思想上、政治上、作风上克服各种不良作风。同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集中讨论土地革命时期党内的路线是非问题，并决定在党内开展整风学习，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随后，在延安高级干部中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历史的学习，整风运动在高级干部中率先开展。

全党整风是以1942年2月毛泽东先后作《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演讲开始的，它的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采取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目的是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随后，整风运动在各个根据地广泛开展。整风运动是一次全党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使全党真正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也在全党完全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整风运动开创了通过整风学习、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党内教育，实现党的自我革命的有效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