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随着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的出现，建立新型的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提上了日程。

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组织是在上海建立的。1920年 8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陈独秀任书记。10月，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李大钊为书记。1920年秋至 1921年春，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先后建立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欧洲和日本，中国留学生和侨民中的先进分子也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

根据马林等人的建议，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李达、李汉俊同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在北京的李大钊通过书信商议，决定在上海召开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即，他们写信给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以及旅法、旅日华人中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通知他们各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出席大会。

接到开会通知后，除了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因为路途遥远来不及派代表回国参加，其他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都积极响应，推派代表。由于当时党正在筹建之中，还没有统一的规章制度和严格的组织手续，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活动特点也不尽相同，党的活动又处于秘密状态，因此各地代表的产生方式有所不同，到达上海的时间也先后不一。

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接到通知后，马上开会讨论人选问题。刘仁静后来回忆说：“1921年暑假，我们几个北大学生，在西城租了一所房子，办补习学校，为报考大学的青年学生补课。张国焘教数学、物理，邓中夏教国文，我教英文。正在这时，我们接到上海的来信（可能是李达写的），说最近要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要我们推选出两个人去参加。我们几个人——张国焘、我、罗章龙、李梅羹、邓中夏就开会研究，会议是谁主持的我已记不清楚。 ”“在会上，有的人叫邓中夏去上海开会，邓中夏说他不能去，罗章龙也说不能去，于是就决定由我和张国焘两个人去出席‘一大’。”［6］

张国焘作为北京党组织的代表，需要参与一大的筹备工作。因此在代表产生后，他便立即动身赴上海。刘仁静则在 1921年 6月底才动身，他与邓中夏、黄日葵同行，从北京乘车南下，于 7月 2日到达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南京年会。随后，刘仁静离开南京赴上海出席一大，到上海时已是 7月 7日左右。

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是毛泽东、何叔衡。据谢觉哉 1921年6月 29日的日记记载：“午后 6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谢觉哉在1952年回忆此事时说：“一个夜晚，黑云蔽天作欲雨状，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会。”［7］武汉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是董必武和陈潭秋。陈潭秋后来回忆说：“1921年的夏天，在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学校的楼上，在 7月下半月，忽然新来了九个临时寓客。 ”“这些人原来就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为了正式组织共产党，约定到上海来开会的。”［8］

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是王尽美、邓恩铭。张国焘由北京赴上海的途中，过济南时下车停留一天，约王尽美、邓恩铭等人在大明湖的游船上详谈了一次。张国焘离开后不久，他们也乘火车南下，大约在 6月下旬到达上海。

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接到上海的通知后，便在党员谭植棠家中召开会议，推选出席一大的代表。除了广州党组织的成员外，陈独秀、包惠僧也参加了会议。会上推选陈公博为广州代表。他于 7月 14日偕新婚妻子李励庄从广州出发，经由香港转赴上海。陈公博在 1944年回忆说：“上海利用着暑假，要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广东遂举了我出席”。［9］包惠僧受在广州的陈独秀派遣，也赴上海参加会议。

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也向旅日华人中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如东京的施存统、鹿儿岛的周佛海发了信。这时，施存统到日本时间不长，功课也紧，便推荐周佛海回国出席党的一大。周佛海后来回忆说：“接着上海同志的信，知道 7月间要开代表大会了。凑巧是暑假期中，我便回到上海。”“我便算是日本留学生的代表。”［10］

各地代表陆续来到上海。除陈公博偕新婚夫人住南京路英华街大东旅社外，大多数住在法租界白尔路 389号（后改为蒲柏路，今太仓路 127号）博文女校内。博文女校开办于 1917年，董事长是黄兴夫人王宗汉，校长是黄绍兰，约有学生一百人。李达夫人王会悟承担了为外地代表安排住处的任务。

至此，13位代表会聚于上海这座中国最繁华的城市。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变”就要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