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京民报》首次刊登西安事变发生的消息.jpg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成为中国由长期内战走向全民抗战的转折点，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也因他们崇高的爱国义举被誉为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永载史册，彪炳后世。

回望这段历史，张、杨为何发动西安事变？中共中央为何主张和平解决？

风雨欲来

1931年9月18日深夜，日本关东军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所为，以此为借口，突然袭击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之后短短4个多月内，东三省沦为日本的占领地。

而此时的蒋介石忙于调集军队“围剿”红军，对日本侵略东北的行动采取不抵抗主义，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引起广大人民的不满和社会舆论的谴责。1933年1月15日，《独立评论》发表题为《假如我是蒋介石》的文章，批评不抵抗政策是“最下流的自杀政策”，它使中国变成“一大块肥肉”，让日本从从容容地一刀一刀地割去。

1935年，华北事变爆发。北平学生悲愤地喊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12月9日，北平学生高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一二·九”运动爆发。

在“一二·九”北平学生斗争的影响下，抗日救亡斗争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中国人民抗日救亡民主运动新高潮到来。

新的策略

这时，刚刚在陕北站稳脚跟的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于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窑堡召开会议，制定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

12月27日，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论证了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的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着重指出共产党和红军在这个统一战线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领导作用。报告指出，“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要“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毛泽东形象地说：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渔，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

1936年，党对驻扎在西北地区的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第十七路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4月9日晚间，周恩来和张学良在延安秘密会见，双方一致同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中共中央还先后派汪锋、王世英等去见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达成合作初步协议。到1936年上半年，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之间，实际上已停止敌对行动。

张、杨“兵谏”

1936年11月5日，张学良约杨虎城见面，说起劝说蒋介石停止“剿共”不成反受羞辱一事，两人愤愤不平。张学良问计于杨虎城，杨虎城思考一会儿后表示“待蒋委员长来西安时，我们可以效仿‘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故事干”。张学良听后并没有立即回应。一天深夜，张学良到叶剑英处，对叶剑英说：“蒋介石要我执行他的命令，同你们打仗，形势很严重，你看怎么办？”叶剑英反问说：“张将军的意见呢？”张学良说：“我想了好久，这许多天都没有很好睡觉，内战我绝对不打。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苦迭打，抓他起来。”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亲赴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剿共”。张、杨在向蒋介石要求抗日的“哭谏”遭到严厉训斥和拒绝后，决心采取“兵谏”。

12月12日凌晨，按照张学良、杨虎城商定的计划，东北军一部包围蒋介石驻地临潼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第十七路军控制了西安全城，囚禁了从南京来的几十名国民党军政要员。张、杨并向全国通电，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八项主张。这便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和平解决

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发生前没有与闻。事变一发生，张学良连夜电告中共中央：“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既兴奋也有点疑惑，稍后还特地发电报询问是否真实，得到张学良再次确认。毛泽东和周恩来立即复电，表示拟派周恩来前往西安商量大计。13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发言中认为西安事变是有革命意义的，应该支持。

17日，应张学良邀请，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达西安。在弄清情况后，中共中央以中华民族利益的大局为重，独立自主地确定了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努力，经过谈判，迫使蒋介石作出了“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的承诺。尽管局势发展还有跌宕起伏，但历史潮流已经不可逆转地向着实行团结抗日、共御外侮的阶段发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