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2月，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余部奉命组建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开展游击战争，在浙西南站稳脚跟并建立革命根据地，于全国革命低潮时掀起局部革命高潮，坚持三年游击战争。浙西南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重要游击区，其革命活动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

　　挺进师在浙西南站稳脚跟并建立革命根据地

　　1935年1月，为掩护和策应中央红军长征的北上抗日先遣队遭强敌围攻，指战员大部牺牲，北上行动失败。2月，突围转移至赣东北的先遣队余部，奉命以粟裕为师长、刘英为政委组建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开展游击战争，创建苏维埃根据地，打击、吸引和牵制敌人，保卫闽浙赣基本地区和邻近的根据地，从战略上配合主力红军的长征。

　　挺进师艰难转战，誓死挺进，至4月底取得斋郎大捷，方才打开进入浙西南的通道。5月上旬，主力进抵浙西南腹地，受到当地进步群众组织——“青帮”的欢迎，获得群众依托，遂选取松（阳）遂（昌）龙（泉）云（和）、龙（泉）浦（城）江（山）遂（昌）东西两片区域“作为建立第一块根据地的基本区域”。

　　有了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挺进师迅速掀起革命高潮。正如粟裕所说：从1935年5月到9月中旬，我们在浙江建立的第一块游击根据地，已在江山、浦城、龙泉、遂昌、松阳五县之间建立起来，在浙江站住了脚跟。

　　在浙西南，挺进师建立了中共浙西南特委及其所辖的5个区委（县委），下属50余个支部；建立了玉岩、竹溪等苏维埃政府，下辖20余个乡苏维埃政府和近200个村苏维埃或分田委员会。革命武装迅速发展壮大，挺进师部队发展到千余人，建立下辖150余支游击队的松（阳）遂（昌）龙（泉）游击总队；成立了农会、共青团、妇女会、儿童团等革命群众组织；开展了查田、插标、分青苗的土地革命，呈现出“分田分地真忙”的热烈场面，成为中国革命低潮时新建立的一块革命根据地。

　　挺进师始终在浙西南坚持并最后结束三年游击战

　　面对浙西南革命形势迅猛发展和浙江、福建地方武装对付不了挺进师的被动局面，国民党当局迅速抽调中央军入浙，调集以第十八军为主力的7万兵力对付挺进师，于1935年9月19日开始大举“清剿”浙西南。挺进师实行“敌进我进”，留下第二、五纵队和地方游击队在根据地坚持，主力挺进敌后，吸引、调动、打击敌人。国民党军主力不为挺进师所调动，除派出约5个团的兵力追堵挺进师主力之外，大部队仍死死围住浙西南，血洗根据地。

　　1935年10月，进入敌后的挺进师主力与叶飞等领导的闽东红军会合，联合组建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和省军区，共同开展和坚持斗争，并根据敌人血洗浙西南之情，迅速开辟浙闽边游击根据地。根据地军民浴血抗击，牵制敌人几十个团的兵力，掩护了挺进师主力南下浙闽边开辟新的游击区。

　　1936年6月，两广事变发生，国民党第十八军撤离浙西南，浙西南长达8个多月的反“清剿”斗争结束，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迅速抓住敌情相对缓和之机，再次掀起革命高潮。其间，粟裕率部数次返回浙西南活动。至1936年底，挺进师不仅在浙南建立了游击根据地，而且恢复了浙西南的工作，游击区域扩大到30多个县。

　　1936年底，国民党又调集10万兵力“清剿”闽浙赣皖边区。挺进师“化整为零”，分散打游击。其间，粟裕率部在浙西南建立遂（昌）宣（平）汤（溪）游击根据地，依托根据地开展反“清剿”，使敌之“清剿”“未奏肤功”。

　　1937年9月，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在浙南历经两次谈判、一次会谈，与国民党闽浙赣皖边区绥靖主任公署达成合作抗日协议，浙南进入合作抗日阶段。此时，与临时省委失去联系、在浙西南独立领导斗争的粟裕，根据形势和传闻，分析并证实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之情，立即向遂昌县当局发出合作抗日倡议。9月18日，遂昌县当局复函，要红军派全权代表到金岸“接洽”，欲收编红军。粟裕识破对方阴谋，坚持要对方代表到根据地谈判。10月14日，对方代表抵达根据地中心门阵村，粟裕指派谢文清、刘清扬与之谈判，达成合作抗日协议。至此，浙西南进入合作抗日阶段，挺进师三年游击战争结束。

　　浙西南三年游击战的独特历史地位

　　挺进师入浙之时，长征中的红军主力处于国民党军重兵围追堵击之中，其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广大白区的工作均陷入困境，全国革命形势陷入低潮。挺进师迅速建立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在国民党统治最严密的腹心地区浙江燃起革命烈火，极大地鼓舞和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

　　浙江是蒋介石、陈诚、汤恩伯、胡宗南等人的老家，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后院，也是维系国民党“剿共”军费之财阀的盘踞地，“素称平安之区”。浙西南革命烈火的燃起，深深触痛国民党统治的中枢神经，不但吸引、牵制闽浙两省的国民党地方武装，而且迅速吸引国民党中央军，牵制第十八军为主力的7万兵力长达8个多月。这不仅直接减轻中央红军长征的军事压力，而且成为国民党统治的后顾之忧，使国民党无法安心和全力“围剿”长征中的中央红军，从战略上策应了长征。同时，掩护挺进师主力南下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减轻了闽东、闽北、皖浙赣等邻近游击区的军事压力，使这些游击区赢得了恢复和发展的机会。

　　挺进师入浙时，浙江的中共组织已被严重破坏，遍及50余县的60余次革命武装暴动和红十三军的斗争均遭镇压，浙江的革命基业几乎被摧残殆尽。浙西南的革命斗争，重新燃起浙江革命烈火，为中国革命在南方建立了一个战略支点。

　　1938年3月，挺进师主力编入新四军，驰骋抗日疆场，成为华中抗日战场上的一支劲旅，并在解放战争中编入第三野战军，先后参加苏中、淮海、渡江等著名战役，战功卓著。其中共和国大将粟裕和少将陈铁军、张文碧、刘亨云等解放军高级将领，均直接出自挺进师。而包括刘英在内留在浙江的一大批干部，则成为浙江抗战和革命斗争的领导骨干、中坚力量。北上抗日先遣队幸存的革命火种，在浙西南得到保存，浙西南游击区为中国革命保存、造就了一支革命劲旅。

　　挺进师在浙西南的斗争，不仅创造出“敌进我进”“化整为零”等游击战略战术，而且探索总结出“以最小牺牲换取最大胜利”等一整套军事原则，“反敌人之道而行”等一整套作战原则，“兜圈子”“8字形”等一整套行动原则，“多半选择小村庄”等一整套宿营原则，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