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半个世纪无从查证的三大会址终被确认

党成立初期，活动多为秘密和地下状态，对于三大的记述也是寥寥无几。不论是当事人回忆，还是各种相关材料，在谈到三大会址时，多笼统地称为“广州东山”，但具体东山区什么位置，就没人讲得清楚了。

三大结束后整整 49年，三大会址确切地点一直不为人知。直到1972年，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最早提出寻找会址的是三大代表徐梅坤。“文化大革命”前，当时在国务院参事室工作的徐梅坤写信给广州有关部门，提供了三大会址的一个具体线索：东山恤孤院路。但这一说法范围太广，无从下手。1958年，徐梅坤曾亲自来广州东山恤孤院路寻找三大会址。“文化大革命”期间，广州的一些群众组织，也曾进行三大会址的调查工作。但这些努力都没有实质进展。

为了查实会址的具体位置，广州市纪念馆博物馆革命委员会于 1972年 1月 17日向广州市革委会作了《关于复原中共“三大”旧址的初步设想和调查方案的请示报告》，决定找当年曾参加三大的代表们直接调查，以便收集比较准确的回忆。

经批准后，一方面，调查组组织人力前往武汉访问党的三大代表罗章龙。罗章龙回忆说：“党的三大会议期间曾住过中共广东区委，在该处往东南面走约五六里地就到会址，会址所在地是一条不大宽的马路，会址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住房（指新河浦路春园 24号）不远。 ”

另一方面，邀请徐梅坤来穗查勘确定党的三大会址位置。1972年 10月，经过几番波折，年近八旬的徐梅坤老人再度来到广州，协助调查组寻找党的三大会址。当走到恤孤院路一栋三层仿西式的花园别墅前，徐梅坤老人抬头仰望，屋顶上赫然刻着“1922”四个阿拉伯数字。 看到这四个数字，老人激动异常。他说：“这座别墅叫逵园，三大会址就在它对面。”他还说，当年开三大时，透过窗户，他天天都能看到“1922”这几个字，因此印象特别深刻。徐梅坤还回忆说：会议期间，马林、毛泽东、张太雷、瞿秋白、蔡和森、向警予等住在春园，并在春园吃饭；其他外地代表沈茂坤、于树德、王振一、徐梅坤、金佛庄、王俊、孙云鹏、陈潭秋等住在会址楼上，吃饭在楼下。广东代表都在家住，吃饭在会址。谭平山回家吃饭。［6］

尽管三大会址的调查还有一些存疑的细节，但到 1972年底，三大会址及其建筑样式、内部布局等总体轮廓已渐清晰。特别是会址得到确认 :原东山区恤孤院后街 31号，1972年时为恤孤院路 3号。

1972年 12月，广州市纪念馆博物馆革委会向市革委会正式提交《关于复原“中共三大”会址的请示报告》，提出 :“根据保护文物‘恢复原状，以存其真’的原则，按当年‘党的三大’会址原貌进行复原……征用‘春园’、‘简园’，按原状修缮……”

一年多后，即 1974年初，广东省革委会向国务院文化组提交复原党的三大会址的报告。国务院国家文物局复函，建议以省委名义向中央直接请示。省革委会遂又向中央提交一份请示报告。但由于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未结束，一直没有收到中共中央的批复。耽搁下来，眨眼就是 20多年。

虽然党的三大会址未能复建，但在 1979年，该处被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春园、简园、逵园也陆续成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从 20世纪 70年代开始，广东党史、文物专家和人大代表多次倡议修复旧址。到 20世纪 90年代初，恢复重建三大会址的各界呼声渐高，引起广东省委关注。此时，党的一大、二大、七大的会址都已得到保护或复建。

2000年 1月 3日，广州市文化局向省文化厅上报《关于复原“中共三大”会址问题的请示》；4月 17日，市政府召开会议研究党的三大旧址保护及陈列馆建设工程事宜；7月 24日，市文化局向市发展计划委员会报送《关于“中共三大”旧址纪念馆项目建设建议书》……

在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大力支持和广东省委领导的重视关怀下，党的三大会址复建问题终于再次提上议事日程。为了研究和保护这一重要革命遗迹，广东省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收集资料工作。2006年初，广州市文物部门运用现代考古学方法对三大会址进行了发掘、考证。三大会址得到了科学的确认。这些工作为三大会址的保护提供了翔实的科学依据。

对于修复三大会址和中共中央机关旧址、建立纪念馆的工作，广东省委省政府、广州市委市政府给予高度重视，省市各有关部门主动配合、大力支持，广东省、广州市投入 8000万元，经过数载周密规划，仅用短短 6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全部工程。

2006年7月1日，时隔三大召开 83年之后，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 85华诞之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国家文物局、中共广东省委和中共广州市委在广州联合举行中共三大会址、中共中央机关旧址保护工程暨纪念馆落成典礼。

尘封了80余年的党的三大会址，终于携带着那一段珍贵而激情澎湃的历史，再现于全国人民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