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隔17年之久的党代会一开就是50天

党的六大后，1928年下半年至 1930年年初，全国范围内出现革命走向复兴的局面。随着斗争的发展，党领导创建了以赣南、闽西为中心地域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和湘鄂西、海陆丰、鄂豫皖、琼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左右江、川陕、陕甘、湘鄂川黔等革命根据地，建立了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其他许多红军部队，在红军中确立起“党指挥枪”的原则。

20世纪 20年代末 30年代初，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中华民族面临空前严重的危机。1931年九一八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中国人民开始进行不屈不挠的局部抗战。

1931年 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从1930年秋到 1933年上半年，国民党军队对各革命根据地发起多次大规模“围剿”，红军相继取得反“围剿”斗争的胜利。随后，由于“左”倾错误领导，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陷于失败。随后，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其他革命根据地红军也相继进行转移。红军主力撤离后，留下来的红军游击队坚持了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

1935年1月，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到 1935年 10月，红一方面军历经艰险到达陕北吴起镇，实现了战略大转移。1936年 10月，红四、红二方面军先后到达陕甘地区，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实现胜利会师。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在中国共产党的有力推动下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1937年七七事变的爆发，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也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即全国抗战的开始。伟大的抗日战争唤起了全民族的危机意识和使命意识。军队与老百姓相结合，武装斗争与非武装斗争相结合，前方斗争与后方斗争相结合，公开斗争与隐蔽斗争相结合，特别是敌后军民广泛开展的游击战的巧妙战术和作战方法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观，使猖獗一时的日本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1945年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继续胜利发展。1月，苏联红军向德军发动强大攻势，迅速打破了希特勒的防御计划。3月间，美、英等国在西欧的军队渡过莱茵河，攻入德国腹地。4月下旬，苏军完成对柏林的包围。5月 2日，攻克柏林。德国法西斯头目希特勒在此前自杀身亡。5月8日，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同年 4月间，意大利共产党人领导北部各城市人民发动起义，墨索里尼被逮捕并由人民法庭判处死刑。德、意法西斯归于覆灭，使日本法西斯陷入完全孤立的境地。日军在中国敌后战场上连连遭到打击，正在进行垂死挣扎。

就在德国法西斯面临彻底覆灭和中国抗战接近胜利的前夜，1945年4月23日至6月 11日，党的七大在延安隆重举行。

此时距离 1928年召开的六大，整整相隔了 17年，是历次党代会中间隔最长的。为什么这么久都没有开党代会呢？

其实，早在 1931年 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就将召集七大作为全党“最不可延迟的任务”之一。之后，由于内战连绵等种种原因，有关七大的事宜并未列入中央的议事日程。直到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的 1937年12月 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才正式通过关于准备召集七大的决议，指出：“政治局认为在最近时期内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全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和党的工作，均有最严重的意义。”决议决定成立由毛泽东任 主席、王明任书记，由 25人组成的七大准备委员会，并首次提出七大的五项议事日程。决议号召“在中央领导之下，动员全党同志和广大民众积极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准备工作”。［1］

1938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就召开七大“立即进行具体准备”。同年 11月 6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正式批准了 1937年 12月会议关于召集七大的决议，并同意准备委员会向全会提出的报告，决定加紧完成准备工作，在较短时间内召集七大。此后，七大进入实际准备阶段。

1939年六七月，中央书记处向各地党组织两次发出《关于七次代表大会通知》，要求各地于本年 9月 1日完成代表选举工作。各地根据通知精神，选出了出席七大的代表。1940年，部分代表陆续到达延安。

由于战争环境的恶化，代表不能到齐，会议具体日期未定，先期到达延安的代表，有的进党校学习，有的暂时分配了工作。

1939年12月 29日，在苏联治伤的周恩来为共产国际撰写完成 5.5万字的《中国问题备忘录》，再次介绍了党的七大可能在 1940年的三四月间召开。当时师哲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的秘书，同时为周恩来作翻译。师哲回忆说，关于七大的信息，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十分重视”。重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共产国际认为，这是了解中国和中国革命的极好机会，所以，“决定派代表参加中共七大”。“但从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苏关系看，派个外国人来有所不便，会给敌人和抱有敌意的人造成反苏反共的口实。”于是，共产国际决定派师哲这个中国人参加七大，会后返回共产国际做汇报。1940年初，师哲与周恩来等人从莫斯科一起回到延安。［2］后来，七大延迟召开，师哲的使命也随着1943年 5月共产国际的解散而自行消失。

但是，到 1941年前后，党内现状使毛泽东下决心在全党开展一次整风运动。

抗日战争以来，通过实施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党的组织得到很大的发展。但是，广大新党员身上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老党员要适应新形势，也需要进一步提高自己。遵义会议以前，党内在思想上是比较混乱的，曾经连续出现了三次“左”倾错误路线。其中，给中国革命事业带来损害最大的，是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从遵义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党批判并纠正了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错误和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但是，由于没有来得及在全党范围内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系统的总结，特别是没有从思想方法的高度对造成过去党内历次“左”倾和右倾错误的根源进行深刻的总结，所以，党内在指导思想上仍常存在一些分歧。这种分歧，在一定时期内，在局部地区或某些方面继续给革命事业带来损失。为了实现党内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同心同德地战胜困难，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中共中央认为有必要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必要仓促地召开党的七大。

在高中级干部和普通干部两个不同的层次，整风的内容和重点虽然有所不同，但是有一个共同的要求，即：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消除王明路线的影响，通过批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形态的主观主义，教育全党干部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

在整风过程中，中央又多次商议召开七大事宜。1941年 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初步议定七大在五一召开；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计划七大在1942年上半年召开；1943年 8月，中央政治局决定七大在年底举行，并发出《关于七大代表赴延安出席大会的指示》。由于日本侵略者对各解放区的“扫荡”更加频繁，也由于部署和进行整风等工作，七大的会期一再被推迟。

整风进入总结阶段以后，1944年 5月，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立即着手进行召开七大的准备工作。5月 21日，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七中全会有两项任务，即准备七大和在全会期间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

1945年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讨论并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内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出结论，使全党对中国民主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一致。同时，也完成了召开七大所需的最重要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准备。长达 11个月的六届七中全会结束的第 3天——1945年 4月 23日，党的七大终于开幕了。

综上所述，七大推迟的原因主要是：党和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一直处于极其严酷恶劣的战争环境下，党必须集中全力领导土地革命战争和全民族抗日战争。而且，战争造成交通不便，根据地被分割，党的许多高级干部战斗在第一线，很难集中起来开会。同时，全党对于重大是非问题还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直到 1945年整风运动结束后，以上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七大也才得以顺利召开。

七大一开就是 50天，成为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中会期最长的一次。其实，原拟七大的会期较短，没有安排那么多次会议，也没有准备那么多发言。大会开始后，代表们纷纷要求延长，大会主席团作了专门讨论，决定延长会期，会议议程也不断改变。在紧张的大会期间，每周六举办舞会，中央领导同志和一些代表都穿着布鞋在王家坪的草地上跳交谊舞。鲁迅艺术学院和留守兵团艺术学校等文艺剧团为代表们演出了《甲申三百年祭》《李秀成之死》等话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