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4月1日至24日，在经历三年大动乱之后，在“准备打仗”的口号声中，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512人，当时全国共有党员约2200万人。林彪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核心内容是阐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大会的选举中，相当数量的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和党羽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大会通过的党章没有关于党员权利的规定，却把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这种完全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做法，在党的历史上从未有过。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在党的历史上没有任何积极意义。

一.珍宝岛战斗英雄孙玉国被请上主席台作报告

九大召开前后，1969年年初至1970年年初，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全国性战备高潮。“准备打仗”成了九大的指导思想之一。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珍宝岛战斗英雄孙玉国被请上九大主席台作报告。这是党代会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说到这里，还要从九大的筹备讲起。 1966年，当国民经济的调整基本完成，国家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逐渐发展成指向党的领导层的政治运动。一场长达十年，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此事是引发“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江青秘密策划了这篇文章的写作和发表。文章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实际上涉及中央领导层在许多重大政策问题上的不同意见。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和北京各报在十多天内没有转载。北京市被批评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毛泽东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这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更为严重的政治色彩。此后，批判涉及的范围迅速扩大。

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遭到诬陷，被免去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被加以“篡军反党”等罪名，遭到软禁。1966年年底，中央宣传部和北京市委被指责为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和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被停止工作。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通过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8月1日至12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作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这两次会议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全国党的各级组织全部处于瘫痪状态，从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到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再至基层党组织，都不能正常工作。

1967年秋，毛泽东指示张春桥、姚文元就九大准备工作和什么时候召开等问题，在上海做些调查。姚文元很快完成一份调查报告，假借群众的名义，提出召开九大之前要先修改党章。同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关于征询对九大问题意见的通知》，并附发姚文元的报告。此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实际上成了主持九大筹备工作的领导机构。

1968年10月召开中央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为九大的召开作了直接准备。全会通过新党章草案和九大代表产生办法。全会还批准对刘少奇的所谓“审查报告”，给刘少奇加上“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作出了完全错误的政治结论和“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1969年3月9日至27日，中央文革碰头会召集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各大军区和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人开会，对九大进行具体的筹备工作。

在此前后，国际形势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美苏争霸一时出现了苏攻美守的局面。中苏两国关系急剧恶化，从1968年起两国边境冲突事件显著增加。8月，以苏军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部队对捷克斯洛伐克发动大规模突然袭击，苏联领导人相继提出“有限主权论”和“国际专政论”，更使中国领导人加重了对苏联大规模入侵的紧迫性、严重性的估计。同时，“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军队和地方的战备工作受到严重冲击，有的已陷于瘫痪和停顿。为应付可能的突发事件，加强戒备的问题被尖锐地提了出来。

这时，苏联在中国北方陈兵百万，向中国发出新的战争威胁，甚至进行核恐吓。苏联边防军三次 (1969年3月2日、3月15日和3月17日)侵入中国领土珍宝岛，发生了中苏边界的武装冲突——珍宝岛事件。这件事进一步强化了毛泽东对国际形势、尤其是对“社会帝国主义”侵略的严重估计，给九大以重要的影响。在九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九大的任务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准备打仗。这样，加强战备，准备打仗，成了即将召开的九大的一个重要内容。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69年4月1日，党的九大在人民大会堂拉开了帷幕。

根据安排，来自珍宝岛前沿的孙玉国登上主席台，报告他们是怎样打垮苏军武装挑衅的。当他讲到我英勇的边防军于3月2日全歼入侵的苏军时，毛泽东从座位上站立起来，带头为孙玉国、为英勇的边防军鼓掌，紧接着全场起立，报以长时间的暴风雨般的掌声。孙玉国继续发言，当他讲到我边防军把苏联的先进坦克炸瘫在我国内河一侧，讲到我军3月15日又一次打败苏军挑衅时，毛泽东又一次站起来，带头为他鼓掌。这一次，孙玉国大胆地走到主席台的中央，向毛泽东敬了礼，毛泽东亲切地与他握手，台上台下，掌声雷动。这不仅表现出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捍卫祖国领土完整的决心和姿态，无疑也寄托了对在战斗里成长起来的年轻人的殷切期望。

从此之后，珍宝岛战斗事迹轰动全国，战斗英雄孙玉国的名字传遍大江南北，家喻户晓。他的工作职务，也由边防站长而逐级上升为副团长、团长、省军区副司令员。1974年，33岁的他被任命为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成为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最年轻的高级将领。但他也难以逃脱历史条件的影响，不可避免地走了一段弯路，很快由辉煌回归平凡。1982年，他按正团职转业后开始再次创业，历任军工厂厂长、沈阳军区后勤部经贸局进出口部总经理、经贸局总经理助理、经贸局副局长等职。

九大前后这次高度紧张的战备，直到1969年年底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后，战争立即爆发的迹象减少，才开始有所缓和。但这次大规模战备对国内政治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一方面，紧张的空气和一系列加强战备的坚决措施，对于抑制武斗、平息动乱起了一定作用。另一方面，紧张的气氛又助长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大战即将来临的认识也对刚刚有所恢复的经济工作产生多方面影响。1969年年底，原来的许多中央领导人，不仅包括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这些已经被“打倒”了的，而且包括虽然已在群众中点名批判但还不算是被“打倒”的，都被紧急地分别疏散到外地，从而被完全排除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