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逸畴老师参与2020年中国国家社科重大课题《国民卫生健康治理法治化研究》获得立项。韩老师为子课题五《卫生健康治理国际合作法治》的重要参与人。

子课题五的部分内容如下：

近些年，国内学术界认识到中国如何在卫生健康治理国际合作方面扮演积极角色，参与塑造有关的国际法律机制，为国际社会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同时富有挑战性的现实问题。学者对中国参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问题产生较大的关注，出现一批科研成果。下文对相关文献进行初步归类、总结和简要评价。

（1）研究中国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与合作问题

中国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与合作领域的活动与贡献具有很长的历史，但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前，国内专门对公共卫生外交、全球卫生健康治理合作等主题进行研究的文章并不多，代表作是敖双红、孙婵的《“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机制研究》（2019），谈谭、王蔚的《中国提供全球卫生公共产品的路径分析——以中国援助西非国家抗击埃博拉疫情为例》（2017），徐彤武的《全球卫生：国家实力、现实挑战与发展战略》（2016）和张清敏的《外交转型与全球卫生外交》（2015）等。这些文章提出中国应当积极参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在提供全球公共卫生产品方面贡献中国力量。徐彤武（2017）教授指出，中国必须从总体国家安全战略出发，为维护全球卫生安全发挥更大作用。罗艳华（2020）教授认为，全球公共卫生外交的功能和作用是多重的，可以影响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和形象塑造，甚至影响一个国家的对外关系等等。新冠肺炎疫情将成为中国参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转折点，使得中国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参与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赵磊（2020）教授在其文章《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国际合作》中重点考察了公共卫生危机国际合作的三个阶段，即“各扫门前雪”的区域性国际合作、多中心并存的松散型国际合作与世界卫生组织主导的协调性国际合作阶段，他认为加强国际合作是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根本途径，但其文章并没有涉及到加强国际合作的具体路径。

（2）研究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问题

当前，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国内学者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领域重新引起了重视，并涌现出一批新的研究成果，但真正从国际法视角进行研究的文献还相对较少。代表作包括赵磊的《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国际合作》（2020），王博、朱玉春的《2019-nCoV疫情：论中国突发公共卫生危机治理》（2020），刘晓红的《国际公共卫生安全全球治理的国际法之维》（2020），吴蔚的《国际法规则的“邮轮困境”与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2020），张业亮的《美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机制及其启示》（2020）和王天韵的《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国家实践看全球卫生治理改革》（2020）等。

刘晓红教授在其文章《国际公共卫生安全全球治理的国际法之维》中创造性地提出，以“全球行政法”的新范式引领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治理是完善全球治理机制的一种可取方式，具体完善路径包括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强化非政府组织等多元主体之间的合作及通过完善国际人权法等相关内容促进多领域规范协调等。整篇文章更侧重于审视国际法在国际公共卫生安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对于具体的“中国方案”则一笔带过。

（3）研究健康权和人权的关系问题

国内学者已认识到健康权是基本人权。黄爱教副教授在《中国共产党与疫情防控中的人权保障》，她以新冠疫情为例，指出中国共产党在疫情防控中重视对人权的保障。汪习根、王文静探讨生命健康权与自由权、经济权、平等权之间发生冲突时如何解决的问题。国内学者也认识到健康权是受到国际法保护的基本人权。例如，毛俊响在《试论<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的健康权》中研究社会、经济等影响健康权实现的各种因素。王晨光、饶浩在《国际法中健康权的产生、内涵及实施机制》指出，健康权作为二战后兴起的一项重要人权，其发展路径具有从国际法向国内法扩展的特点。但上述研究成果也有不足之处，即它们都未能充分地指出健康权在国内法层面与国际法层面的联系。

综上，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国民的健康问题不仅是国内问题，也是超越国界的国际问题。健康权不仅是国内法保障的基本权利，也是国际法保障的基本人权。当前，有关健康尤其是新冠疫情的议题已成为投资、贸易和外交等国际交流和合作的关注点。国内学术界已普遍认识到加强卫生健康治理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尤其是共同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方面的急迫性。但是，国内学术界尚缺少系统研究中国如何在全球公共卫生国际法律机制中提供国际公共物品，体现大国担当，提升国际话语权的研究成果。

在公共卫生外交领域，没有专业知识就没有话语权，没有制度性公共产品供给就没有持久的话语权。尽管中国在过去的国际疫情防控过程中一直贡献积极力量，但尚缺少参与国际制度顶层设计的能力，难以进入国际主流研究体系。在全球公共卫生行动中，现有的体制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例如英美在抗击埃博拉疫情中的领导地位。相较之下，中国此次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的表现更多的是物质与技术范畴的援助，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及决策层面仍处于被动地位，与其大国地位并不相称。

此外，对于健康权在国内法与国际法层面的联系，国内学者也缺乏深入的研究。前者是政府依据国内法履行对国民的义务，后者是政府履行国际人权法上的义务，但其结果都是确保公民健康权的实现。只有将国内法与国际法有机联系起来，才能真正落实卫生健康治理法治化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