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红杰从天师道信仰、滨海地域和琅琊王氏书法成就三个方面简述了《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这一章节的主要内容，详细介绍了道情、滨海地域催生的海洋仙话——海螺姑娘的故事、右军好鹅正解等内容，并摘录原文几段经典素材、精彩论述进行阅读分享。

王娅文分享的是《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和《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两篇文章。在第一篇文章中陈寅恪先生从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入手，提出魏为东汉内廷阉宦之代表，晋则是外廷士大夫阶级之代表，故魏、晋之兴亡递嬗乃东汉晚年两统治阶级之竞争胜败问题。第二篇陈先生则是从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入手，王鸣盛先生认为《晋书》对王导多溢美之词，而陈先生则认为王导对于东晋的建立是有其功绩在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述了北人南下的路线与阶层之关系。陈寅恪先生这种以小见大的研究思路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范式。

李晓兰从陈寅恪先生考证《桃花源记》这篇论文获得了一定启发。首先，就史学方法论层面而言，先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将《桃花源记》区分为寓意和纪实两个方面，这部文学作品转化为考史证史的佐证史料。其次，就历史本体论而言，先生考证《桃花源记》时发现并揭示了东晋末年百姓为了躲避战乱建造坞堡这一普遍社会现象，并介绍的坞堡的来源和特点，为后人研究坞堡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证据。

徐珊珊就《四声三问》《读〈哀江南赋〉》两篇文章做了分享。陈寅恪先生认为四声源于佛经转读，但近年来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佛经转读对四声的发现没有直接影响，四声是齐梁之前的民间歌者发现的。永明末年，周颙最早采用四声来划分汉字韵部，著成《四声切韵》，但他并不是四声的发现者。沈约是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四声谱》，制定出“四声律”，正式将四声应用于文学创作。《读〈哀江南赋〉》一文，陈先生结合文中行星周期及庾信年龄考定其作赋年代的方法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