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和亲自推动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简称《规划纲要》)在2019年2月18日正式公布，对粤港澳大湾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教育等各个领域进行了全面的布局、定位和规划。在教育板块中的高等教育领域，明确提出“支持粤港澳高校合作办学，鼓励联合共建优势学科、实验室和研究中心”，“充分发挥粤港澳高校联盟的作用，鼓励三地高校探索开展相互承认特定课程学分、实施更灵活的交换生安排、科研成果分享转化等方面的合作交流”的具体战略规划。由此可见，无论是从支持粤港澳高校合作办学、鼓励联合共建优势学科、实验室，抑或是充分发挥粤港澳高校联盟作用，其背后的逻辑是对粤港澳高校各方面开始新一轮的重新整合，使湾区高等教育的发展更加协调，推动形成分工合理、功能互补、错位发展的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新秩序。在此背景下，本文试图厘清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整合的内涵，回答为什么要整合、整合需遵循什么原则、高等教育通过整合可能会达成的理想目标等问题。

一、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整合内涵分析

“整合”( Integration)一词出自地质学，最早出现在20世纪40年代末的西欧，现已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学等领域的研究，并且更多是作为动词。“整合”实则还有很多理论与实践内涵待挖掘，并非简单的整顿、合并或协同发展，整合相比合作、协同，或者是融合而言，又是另一新概念。“整”是“合”的前提，“合”是整的结果，“整”是开始，“合”是相对的、暂时的平衡。从哲学上解释，整合是指由系统整体性及系统核心的统摄、凝聚作用而导致的使若干相关部分或因素合成一个新的统一整体的建构、优化的过程。具体到高等教育研究领域中，即是说高等教育整合既能够保留与尊重高等教育的个性发展，也注重区域高等教育之间的关联与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粤港澳高等教育整合与粤港澳高等教育一体化也有显著的区别。一体化是指多个原来相互独立的主权实体通过某种方式逐步在同一体系下彼此紧密衔接，相互合作。在粤港澳大湾区框架下高等教育的“Integration”并非是要使其各城市高等教育一体化，而是依然要维持其各自特色，才能促进正常良性发展，否则粤港澳三地高等教育学科特色的优势互补便无从谈起。换言之，尽管“一体化”在很多情况下可以替代“整合”，并且不加以分别地使用，但是“整合”比“一体化”更具有包容性和灵活性，它不仅包括被整合者的相互协调，还包括磨合、调控、约束甚至限制。由于历史与经济优势等原因，香港、澳门高等教育国际化、现代化发展水平优于广东；而在广东，政府投入力度大，高等教育资源、教育规模效应等方面遥遥领先港澳。在湾区高等教育建设中，应更大程度发挥各城市间优势，力争通过整合朝着同一方向发展，优势互补，协同共促，而非传统意义上的简单一体。

同样地，高等教育整合与高等教育合作方略不同，整合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比合作走得更为深远，能充分发挥出粤港澳三地高等教育的潜能。因为高等教育整合出自于提升整体竞争能力、与外部竞争压力相抗衡的要求，进一步讲，高等教育整合的运作与动能是从竞争、合作和控制上展开的，也即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整合是建立在差异化发展基础之上的，其包含的竞争是在合作前提下的竞争，并从政府层面加以有效地控制和引导，将其融入合作过程，从而使整合进程从无序走向有序发展。由此可见，合作只是整合的载体，整合要通过合作、调整等方式挖掘更深层次的合作，是一种具备高效率的合作形式，不仅涉及到主体间各要素的合并与碰撞，还有重组与优化。我们要在合作的基础上探讨如何高效合作、深层合作，也就是整合问题。

整合既是一种行动策略，更是一种思维方式、学科基质与哲学范式。综上所言，粤港澳高等教育整合并粤港澳高等教育一体化。从其主体间相互作用力度大小来划分，高等教育整合>高等教育融合>高等教育协同>高等教育合作>高等教育交流，教育整合是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未来发展应有的奋斗目标。粤港澳高等教育整合是粤港澳三地在湾区战略下通过对现有高等教育各相关主体的资源、结构、文化等要素进行优化，消减彼此内耗与摩擦，从而获得整体最大教学质量与办学效益的一种战略性过程。

二、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整合动力分析

(一)国家发展战略下的必经一环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一带一路”发展倡议、高校“双一流”建设以及“创新驱动发展”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提出，隐喻着国家对于高等教育的发展需求上升到一个新高度。这些战略都带有整合特性，既是政府所指，也是民心所向，在助推国家加快形成全面创新开放新格局的过程中，激发着各城市国际化、现代化的发展潜能。其中，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提出更是加速了粤港澳三地整合发展，并且伴随着《规划纲要》的颁布，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被正式提上明确轨道，遵循湾区内区域发展需更加协调、分工合理、功能互补、错位发展的城市群发展格局思路，粤港澳三地整合关系将日益紧密，为三地高等教育间整合提供发展契机。粤港澳各地区高等教育实则都面临着自身发展瓶颈，需挖掘高等教育发展新增长点，而这样的国家战略恰恰直指三地各领域互为整合建设，共达一流。换言之，在粤港澳大湾区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下，湾区内高等教育也具有充分的整合必要性，统筹区域内高等教育发展将是统筹区域发展的必经一环。

但目前粤港澳三地高等教育发展仍主要以服务本地为主，还未充分参与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来。例如，香港2004年颁布《香港高等教育：院校整合，意义重大》，成立香港院校整合工作小组，以香港高校合并为主;澳门以2002年澳门科技大学的建立为发端，建立高等教育关注委员会，修改《高等教育制度》，鼓励澳门高校间合作，但不鼓励合并。对于近几年建设的三地合作办学分校模式而言，其更多也是境外方在主力参与办学治学与规划，内地参与学生培养等过程的力度极小，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教育资源的流失和主权的随意旁落，合作办学俨然成了空壳。在粤港澳大湾区战略下，其高等教育将更容易走向整合，也需要走向整合，如果三地间高等教育仍然强调各行其是，彼此互为掣肘，那么湾区建设也将面临重重困难。高等教育作为输送人才之重要源泉、青年主要聚集之领地、思维最为活跃之殿堂，对于国家战略的实施与推行将具有重要作用。应把三地高等教育充分团结起来，整合为一股特有的区域高等教育优质群力，集中火力为湾区建设而服务。

(二)高等教育内部发展规律使然

从我国高等教育整体发展来看，我国高等教育正从粗放式发展走向内涵式发展，要求创新、开放与一流，且倾向于集群发展，这既是外部社会变化对高等教育提出的新要求，也是高等教育自身内部的发展规律使然。高等教育本身具备极强的溢出效应，有着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培养社会可用人才、传承优良文化等功能。但是这种溢出效应同样会因为各校之间的相对独立而影响被缩小，便开始了区域式集群发展。教育区域发展“不平衡”是绝对的，“共同发展”也只是动态的，由此国际三大湾区高等教育集群也凸显了出来。纽约大湾区有着世界顶尖级大学的“常春藤盟校”集群、湾区周边的“新常春藤”大学集群、湾区及周边“小常春藤”大学集群、州立市立大学组成的公立大学集群以及著名私立大学集群等;旧金山大湾区有世界一流大学集群、国内顶尖级大学集群、大湾区周边的世界一流大学集群、国内著名大学集群以及区域内著名大学集群；东京大湾区则有超级国际化大学集群、牵引国际化人才大学集群以及位于东京湾区的高水平大学集群等。

在粤港澳大湾区，三地高等教育互动模式虽远在“大湾区”提出前就已推动多年，但高等教育合作发展过程中却缺乏深度与广度。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对于广州、深圳这些珠三角城市来说，和港澳算是‘青梅竹马’了，珠三角城市和港澳地区在这二三十年的合作里，若能开花结果，应该早已‘儿女成群’。如今没有‘儿女成群’，显然需要破除原有体制机制壁垒才能进一步深度合作。”湾区内社会高速运转，各行各业各主体都需要逐步走向整合，高等教育同样如此。但现今高等教育各主体整合意识不明确，各校间资源占据、竞争大于共享合作，可持续性合作机制缺失，加之高等教育整体质量待提升，需要依靠整合创新发展路径。依据高等教育内部自身发展规律，走向区域性整合将是粤港澳三地高等教育间未来最佳的协同互动模式，这是国家战略需求，也是高等教育发展使然。尤其是在粤港澳大湾区内，随着粤港澳大湾区重大战略的推行，未来将会带来更多政策与资源倾斜，高等教育势必要依赖于此类区域条件，营造有利形势走向整合，从而更进一步完成其自身功能与使命。

(三)湾区内已有基拙与缺失所指

粤港澳三地高等教育已有的整合基础为大湾区建设背景下高等教育进一步整合提供了条件和思路。正如前文所提到的，粤港澳三地间高等教育已进行了诸多合作或一体化举措，打造了一系列促进三地高等教育共同发展的相关政策与平台。比如:2003年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区政府签订的《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 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CEPA)，2017年7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签署的《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等引领性政策文件;粤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合作示范基地、南沙粤港澳青年创新工场、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横琴澳门青年创业谷等粤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平台；2016年由粤港澳三地26所高校组建，现有28所高校加盟的粤港澳高校联盟等的搭建。以人才合作培养为例，仅暨南大学就有6万多的香港学生和近3万的澳门学生先后在其学校就读。这些政策和举措都在逐步推动粤港澳三地高等教育往整合方向发展。

提出粤港澳三地高等教育整合的依据也有来自湾区高等教育整合缺失所需。目前粤港澳三地社会经济发展已处于“谁也离不开谁”的高度紧密状态，但高等教育却成了湾区发展一大短板。湾区内高等教育涉及的主体层次与类型众多，整合需考量的因素也较多。现湾区内高等教育整合能力缺失：一方面在于粤港澳三地体制机制、政策条件差异性大；另一方面在于三地高等教育整合意识淡薄，整合机制缺失，导致湾区内现有高等教育之间仍处于“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分散格局，“多头管理，诸侯割据”的无序聚集状态。从宏观整合层面来看，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整合模式由浅入深已有很多，以不断组建发展中介、加强主体间汇聚为主要标志，比如联合培养模式、大学城模式、联盟模式等，使得高校之间不再孤立发展，发挥着乘数效应。但从已有的发展现状来看，其发展情况并不乐观，仍然存在着湾区内不同区域间高等教育发展零散化、各高校内掣肘大于合作、资源分布配置不均衡等问题。

(四)国际高等教育整合经验参考

高等教育整合的区域涉及省市等，也涉及州际、国家之间。在美国、英格兰东北部区域、东盟、非洲、拉丁美洲，其高等教育整合主要以联盟模式为主，例如，为世人所熟知的常青藤大学联盟、北美大学联盟、罗素大学联盟、非洲大学联盟等。跨区域联盟是一种制度安排，它跨越了传统的区域边界，具有自主选择的成员资格，成员在共同目标的基础上聚集在一起，采取多种空间和制度形式，以无限期的寿命运作。诚然，国外高等教育整合案例中影响力最大的当属拥有26个关税区、28个国家、3000多所高校的欧盟，纵观其经济一体化发展历程不难看出其在高等教育整合、建立“欧洲高等教育区”方面的长期投入。为了应对全球化浪潮，2018年6月，欧盟委员会通过了2021-2027年新一代“伊拉斯漠+”计划立法建议书，欧洲高等教育整合欲从欧洲外延至全球，其整合机制变得愈发强大。

但这些整合跨越区域之大又与粤港澳大湾区不同，不难看出，其维系需要极强有力的制度化支撑，但也可为我们湾区整合提供参考。从国际三大知名湾区的高等教育现状中，也不难发现整合的影子。纽约湾区中波士顿高校群落里的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以及其他各大学院等，不但没有相互牵制反而是强强联合，区域内各高校都在自身的办学层次和办学特色上找到了自己适当的位置，形成了功能性和资源性的互补关系，这里所谓的资源互补并不仅仅是有形的师资、设备、学生的交流等，更重要的是不同校园文化间的相互交织、冲突以及在冲突中的交融，形成了和谐而又奇特的“高校群落”景观。同时，在旧金山湾区，以斯坦福大学为典型代表，其建立之初就像一个社区，以促进湾区建设为使命，与社会资源实现充分整合，表现为建立研究院，把土地专门租赁给工商业界或毕业校友以成立公司，为学校里的学生打造了自由前往工作、获取更多成长的有效平台，由此慢慢成就了后来精英云集的硅谷。这些整合带来了可观的发展效益，也有可借鉴的举措，将为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整合提供国际视野与发展动力。

三、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整合应遵循的原则

(一)坚持政府引导性原则，提高发展效率

以个体为单位的发展，主要集中在一些单一的具体合作项目的发展，缺乏宏观的调控力度，行动范围也会受限。尤其是对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而言，更需要政府率先冲锋。除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过程中所设立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去研究解决大湾区建设中各项重大问题，高等教育领域同样也需要这样一种高于湾区的国家性管理机构统筹引领，创新解决三地高校开展相互承认特定课程学分机制问题、科研项目管理以及居留权等各领域问题，破除三地建设壁垒，形成制度创新，由此才能保障发展的基本效果，提高湾区高等教育整体效率。

(二)坚持灵活性发展原则，协调发展悖论

政府的干预角色是一把双刃剑，上级政府引导是基础原则，还需遵循湾区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科学化、灵活化处理高等教育发展问题，由此才能合理提高湾区高等教育整合发展效率。“一国两制”就是灵活性发展原则的典范，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同样需要灵活性，不仅是上层制度设计，日常小事等处理同样也需要。在这一过程中，实则存在诸多发展悖论，比如，规模与结构、管制与自治、竞争与合作、公平与效率这四大“宇宙悖论”。最简单的例子，整合会带来各主体自身优质资源间的相互交流，但在这样的前提下如何保证各主体继续维持自身竞争力，同时又能保证各主体自愿将优质资源相互进行充分整合，诸如此类。这些问题无法避免，关键在于如何看待与处理，因而仍需坚持灵活性发展原则，协调各主体利益，保证湾区内高等教育整合的有效落实，促使其逐步走向良胜发展态势。

(三)坚持人本性原则，打破发展界限

粤港澳三地高等教育要走向整合，还需遵循人本性原则，尊重人心所向，以人为本，以史为基，倾听各主体内部发展需求，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民心互联互通。只有大湾区内各城市间民众不分你我，互相理解对方的诉求、难处，大家都将自己当做“大湾区人”，为大湾区的融合与发展贡献一份力量，才有助于湾区高等教育的整合，抑或说只有这样，三地高等教育整合才能突破“软性”文化层面的制约。在高等教育方面，尤其需要注重人本性，整合必须是面向所有高等教育主体，一定是没有限制的，整合也一定是尊重主体内部发展意愿，不加以外部力量随意干涉的，勉强而来的整合最终不会是真正的整合，甚至效果会适得其反。例如，在港澳大学生中仍普遍存在着不愿意来到内地发展的消极心态，因为当地就有优越的学习与工作环境，文化、生活习惯上与内地也有差异，这时要整合还得充分了解学生需求。对于老师同样如此，港澳教师待遇优厚，而内地教师薪资相对而言普遍较低。只有基于心理上的互相沟通，形成你我涵濡的发展形式，才能有望走向更深入的整合。

(四)坚持异质性原则，促进发展特色

整合绝非简单的统整与合作，其重要意义就在于坚持异质性原则。在“一国两制”背景下的“三税区三法律三货币”体制是粤港澳大湾区最大潜力所在、动力所在、特色所在，不用走东京等的老路，不追求同质化特区，要实现各优其优，优化资源配置。”同样，高等教育各主体也需继续保留并发扬自身特色，扬长避短，各为互补。要找准自身定位，也要善于在不同角色之间进行转换，是一种坚持自我价值内涵的角色转换，避免角色冲突。而恰恰在现有湾区高等教育发展现状中，同质化发展现象日益严重，直接导致资源重叠浪费。反观之，这也是事物发展的经历之一，事物发展并不是一开始就都能找准自身发展定位，而是在同质的过程中慢慢找寻到自身未来的异质方向。现湾区内高等教育状况就是这般，需以异质性原则设置发展目标与调配方式，重点发扬并整合成湾区发展特色。

(一)整合以理解

中文“整合”的“整”字由三部分组成：“束”、“文”与“正”，很深刻地显示了在一个正确的基础上将不同文化联结在一起的意蕴，教育应该建立在对不同文化的了解、理解与欣赏之上，成为联结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之间的桥梁。教育本身也是民心工程，三地文化同源、人缘相亲、民俗相近，文化认同感强，通过教育抑或高等教育的整合阻力小，港澳接受程度也高。这些文化溯源基础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整合的首要目标取向应是理解。

其一，基于国民身份认同感的提升。现粤港澳三地高等教育整合面临诸多困难，比如资源匹配不对、人员之间不流通等问题，但其中最大的困难仍然是来自民众，尤其是青少年们理念与观念上的障碍。构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不仅在于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更凝聚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因此，可以通过高等教育间的整合，提升港澳青年国家身份认同感和民族凝聚力，引导港澳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国家观、文化价值观，增强其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例如，欧盟高等教育整合是从理念层面入手，于1988年通过了发展“欧洲维度的教育”决议，在语言、教科书、文凭互认、教育合作等多方面培养“欧洲意识”，最终有力促成了整合欧洲的目的。

其二，基于思想和人才的加速流动。因为整合必然要求各主体间的高速碰撞，理解也只有在流动的基础上才能有所增进，最终形成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这种流动不只是湾区内部，还会在湾区外部。不管是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还是东京湾区的发展，一个共同特征就是移民的文化、开放的文化，犹如磁铁一般吸引着优秀人才不断涌入。对于高等教育的发展而言也是如此，需要保持开放，促进教师、学生等不同领域教育主体与思想的相互流动，有了流动的空间，才有进一步理解的可能性，才不会囿于思维定势与单一的思想空间。希冀未来粤港澳大湾区亦能打造成为一块高等教育圣地，通过高等教育资源、力量、制度等各要素之间的整合，实现思想碰撞与人才流动，吸引更多创新人才的踊跃参与，同时三地以理解为桥梁，合写湾区建设历史。

(二)整合以提质

立足国内审视，粤港澳三地高等教育发展在我国均属前列。从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与生师比来看其高等教育质量，广东全省普通高等学校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为24149.23元，排全国第6,而粤港澳三地生师比分别以2512.7%，1303.4%(仅统计认可专上学院)、1445.9%领先于全国平均水平的3106.4% 。三地高等教育整合模式应是基于多极式发展模式，其整合目标也应是维持各自优势，发挥“长板效应”。这种多极式发展模式从另一方面来看也就是发展不均衡性。这种不均衡表现在诸多方面:香港有着国际知名的院校，提供高素质课程，高校科研投入较大，科技人才优势明显，与内地及东南亚配套企业合作历史悠久，同时拥有世界级别的金融和物流人才培养体系；而澳门高校拥有葡语国家的语言优势和悠久的教育国际化历史以及国际化的师资力量，其商贸、酒店、博彩、艺术和旅游人才培养体系居世界前列;IAA广东生源质量与数量均有所保障，教育资源丰富，其中“985工程”高校2所，“211工程”高校4所，普通高等学校138所，是华南地区经济、文化与教育中心。在此基础上，三地资源完全可以优势互补，促使优势发挥最大效能，同时减小各自短板阻力。比如，广东高层次人才培养规模较小，学科专业与产业发展需求较为脱节，就此可加深与港澳的学习，并在高等教育质量、国际化程度、专业结构、管理模式等方面从港澳寻求有益经验。

立足国际审视，粤港澳大湾区整体高等教育质量还有待提高。第一，高等教育普及率并不高，远低于日本、韩国、新加坡。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发展报告》显示，大湾区高等教育人口占常住人口比例明显偏低，2015年占17. 47%，而东京湾区2010年就已达36.7%。第二，高等教育投入经费仍然不高，尤其是研发经费的投入。香港的研发投入占GDP的0.73 、0.78%，其中有45%是社会投入，政府的研发投入只占GDP总量的0.385%,2020年总投入预计达到1%，但这个比例在深圳是4%，而韩国、以色列早已超过4% 。据国际教育集团“英孚教育”(Education First)发布的2018年((EF全球英语能力指标》，大湾区英语水平最高的香港，仅以56. 38分排中级程度;而澳门英语水平位至全球44位，同样处于中级水平；广东省英语水平分数则仅有52.03分，处于低级水平。而全球超过80%的科学论文是以英语进行写作，互联网上60%以上的信息都是用英语发布的，如果湾区内的学者、科研技术人才以及政府官员等核心主体“只能立足本地，无法放眼世界”，一流湾区和一流高等教育的建设远景便无从谈起。湾区要整合延伸至外部，加大国际人才培育力度将是首要重点，高等教育整合更广阔的包容性也才能凸显出来。作为未来引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国际教育示范区和人才合作示范区，粤港澳大湾区在办学模式与人才培养质量方面要瞄准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积极借鉴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经验和一流学科的建设经验，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立足粤港澳三地高等教育资源和优势等要素，但同时又不限于三地，对标国际一流教育水平，引进国际高等教育发展标准，提升高等教育质量。

(三)整合以创新

粤港澳大湾区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已具备打造国际一流湾区的条件，且创新发展成为了湾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成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一项核心任务。粤港澳大湾区内创新要素集聚，科技研发、转化能力突出，具备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良好基础，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的目的也在于促进区域创新经济的发展，为中国创新经济发展模式打造样板。但这种创新经济发展的背后，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做出的贡献还很薄弱，高等教育还未跟上创新经济人才发展需求步伐。尤其是广东省，2018年4月标准排名城市研究院联合优客工场发布的一份“中国最具创新力大学百强榜”显示，广东省高校创新力还远落后于北京、南京等内地其他省份。

创新成了湾区之间最重要的竞争力，但这种创新竞争力需要以人才为支撑，不论是吸引人才还是培养人才，区域内高等教育机构都将占据引领地位。还需加强粤港澳高等教育整合的规划与落实，使其整合方向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方向“同频”，整合为区域内产、学、研一体化发展的创新生态系统，建设领先世界的创新基地。在国际三大知名湾区的发展中，可以看到高等教育所发挥的创新作用不容小觑，如旧金山湾区的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纽约湾区的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等，东京湾区的庆应大学、日本工业大学等。以斯坦福大学为例，据2012年该校完成的研究报告《影响:斯坦福大学创新创业的经济影响》估计，约39,900家活跃企业的根源都能追溯到斯坦福大学，如果这些公司组成一个国家，该经济体将成为世界十强。相比之下，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还有极大提升空间，创新要素仍然医乏，社会问题导向教学模式缺失，因此还需通过高等教育整合，跟上湾区创新发展脚步，培养创新型高等人才。

(四)整合以有序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内高等教育发展多处于无序的阶段。具体而言，首先，各地高校建设还是基于自身本地发展需求的居多，整体三地高等教育发展局面参差不齐，在协作层面各地高校乃至政府的参与度都待提升。其次，缺乏统筹协调机制，各高校未能真正做到明确自身湾区发展定位，仍各司其职地专注自身发展，存在同质化发展现象。例如，在国家着力推动大学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广东省各大学率先纷纷设立了各创新创业教育组织，截至2016年底，广东全省纳入创新驱动考核统计的科技企业孵化器达634家，备案的众创空间235家，居全国第一，存在于高校内的创业学院、创新创业教育中心更是数量丰富。但这些组织间运行结构、运行模式、运行内容趋同性严重，未结合自身学生发展需求，也造成了一定的高等教育资源浪费。总的来说，各高校未深入结合湾区内部整体发展需求，缺乏着眼于湾区发展大局的统筹规划协调机制。

究其原因，大湾区发展战略对于高等教育发展而言显得有些骤然，高等教育发展的滞后性让其成为了社会发展的被动参与者。缺少专门的组织管理机构来协调粤港澳的高等教育整合，这是粤港澳高等教育整合无法走向制度化的关键。由此，还得从高等教育管理、教学、评价、监督等各环节加以疏导，有序高等教育发展，提速高等教育建设。正如《规划纲要》中所提出需充分发挥粤港澳高校联盟作用，参照已有国际整合趋势的经验，成立专门的政府或民间产业企业资助的非营利性高等教育协调机构或组织，以湾区高等教育领域各方利益主体的需求为行动宗旨，打造一套湾区内部高等教育需要共同遵循的机制或规则，且形成相互间明确的分工关系，并建立相应保障监督机制，从而促使其有序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