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国青年突击运动的发生，彰显着中苏两国在“输出苏联”与“学习苏联”上的同力协契，在经验移植与经验推广上的相向而行。循此双线并进的逻辑理路，苏联青年突击队建设经验得以在中国具体化和再度经验化，新中国青年突击运动也逐步显现出苏式政治运动的泛化特征。从移植苏联经验到生成中国运动，完全不止于创设一种问题解决机制，而更在于形构一种典型的经验实践范式，它在为“全面学习苏联”提供非受动性历史解释的同时，更进一步揭示出省思新中国运动式治理问题之必要。

关键词：中国青年突击运动；青年突击队；苏联经验；

整体考量新中国青年突击运动，学术界多有歧见：既有认定其为青年运动和群众运动者，亦有称之“青年突击队活动”者。1就目前的研究而论，多是从国家建设、社会改造和自我重塑等维度立论，尚未将其“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探赜索隐2,以至于在研究向度及其结论上，仍存有持续探讨的空间及必要。从历史发生学视阈看，新中国青年突击运动确是先“发生”于苏联经验的移植，而后才“发展”为群众性政治运动。基于此，深度探讨这场青年突击运动发生史，特别是其与全面学习苏联运动的内在关联，既可以为重新理解苏联经验中国化的脉络与机理提供独特视角，亦有助于藉此管窥新中国运动式治理的得失。而要厘清该论题，务须从1954年苏联专家指导下的苏联展览馆(现“北京展览馆”)建筑工区的青年突击队创建活动论起。

一 苏联专家指导与青年突击队的初步建立

一 般而论，新中国首支青年突击队的创建，源于1954年“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 览会”(下称“苏展”)展 览馆建设过程当中。鉴于中苏双方对“苏展”的多重期 待3,该工程既是在创制本次展览“最出色、最引人注目的展品”4,也是在构建象征“中苏友好，学习苏联”的重大“政治工程”5。在此等政治动力和外交压力下，中苏双方勠力同心、协力建馆。然而，因工期太过紧张和缺乏冬季施工经验，6使原定1954年7月底前完成主体工程的建设计划举步维艰。为此，苏联施工专家多洛普切夫提出“组织突击队，推动生产竞赛，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建议，新中国青年突击队创建活动由此开始。

追根溯源，苏联首支青年突击队创建于1926年，源自列宁格勒红三角橡胶厂为解决新技术施行难题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需要。由此开始，直至战后恢复阶段，它始终是苏联组织劳动竞赛和动员青年参加国家建设的重要形式。借助系列青年突击运动及突击组织形式，苏联青年突击队员勇担国家建设重任，屡屡提前、超额、高效完成建设任务，并在掌握新技术和完成“两倍定额”等系列竞赛运动中快速成长。经过20年发展，苏联15.4万余支青年突击队为国家建设作出重要贡献，“突击队员”作为一种荣誉称号，也成为“生产革新精神、忘我劳动与热烈的苏维埃爱国主义的象征”7。对此，斯大林也曾高度肯定：青年在苏联劳动竞赛和突击运动中“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青年突击队是推进劳动竞赛的重要组织形式和力量8。由是观之，青年突击队确是一种以突破生产定额为初阶目标，以组织劳动竞赛为运作方式，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核心诉求，并以最终服务社会主义总路线为根本旨归的社会动员模式。无论在具体生产环节，抑或在系统建设领域，青年突击队既可以提供一种有效应对危、难、险、重任务的机制，也完全有可能逐渐演化成系列性突击运动，据以构成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织形式。

依据上述经验事实，化解苏联展览馆工区的困局，无疑具有了现实可能。而多洛普切夫的建议，也正是源自苏联青年突击队在突破生产定额、开展生产竞赛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等方面业已被证明的功能。基于此，苏联展览馆工区团委在党政领导的支持下，按照事先设定好的政治标准、技术条件和任务要求，率先在一工区的木工中抽选18名青年团员，于1954年1月13日组建了首支青年突击队。两日后，该队6名队员首次接受任务，随即在3小时内即完成洋灰溜槽工作(原计划7小时);一周后，13名队员又用时1天完成搭建180根撑头任务(原计划2天);2月11日，该队再次接受搭建拱顶大梁模板的重任，最终以181.4个工完成(原计划478.4个工),生产效率提高146.2%。受其影响，2月22日、23日，两个瓦工青年突击队在二、三工区成立，首次接受工作即突破生产定额；进入3月份，尽管生产定额已大幅提高，黄庆增青年瓦工突击队仍以超过定额88.6%的成绩完成任务。9由此观之，青年突击队在创建伊始即取得可观成效。

然而，仔细分析首支木工青年突击队的工作实绩，它却带有鲜明的“试验”性质。就其工作内容及性质看，它先是在经由“干零活”“做支援”“打游击”等角色配置以及临时试用后，才基于技术条件缺乏，工程期限过紧，工人急于回家，上级领导暗示等特定前提10,来主动承担艰巨任务，逐步带动劳动竞赛以及最后取得突出成绩的。客观地说，此前“对组建青年突击队能不能解决问题，谁心里也没底”,即便建队初期取得一定成绩，但能否继续发挥作用仍需要求证。11若就其求证路径看，或是继续试验，或是真诚求教。前者因未能在国内生成典型经验，还需要加以持续实践和总结，直至达成统一认识并善加推广；后者因缺乏系统的建队经验，仍亟需苏联专家提供建队指导。因此，继续在苏联专家指导下进行建队实践及经验总结，就成为上佳之选。其实，作为青年团工作经验的重要组成，苏联组织青年突击队(运动)的相关经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已有程度不等的文本传播12。缘何中方未能及时习得进而生成运动，关键在于历史契机的缺失和思想认识的不足。及至1954年，“苏展”及其展馆建设创设了重要契机，而多洛普切夫则着力解决了思想认识问题，特别是率先从思想发动做起，通过系列谈话和报告具体指导了整个建队过程。

综合1954年3月9日的首次建队谈话，以及当月21日的建队大会讲话内容，多洛普切夫主要抓住两点进行思想动员：一是廓清认识，借助十月革命至卫国战争中的苏联青年表现，来说明青年是党的建设事业中的先进突击队伍，青年团应在青年中起决定性作用，若不能发挥组织和引导作用，就会导致对青年的作用认识不清，而反映在目前的建筑行业中，就是工程师和老工人的保守主义思想严重，无法发挥青年工人的特点和积极性，有损于社会主义建设热情的鼓动；二是厘定使命，从经典作家对青年的评价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对青年的要求出发，肯定青年作为青春新生的力量，理应肩负医治战争创伤，建设社会主义，创造幸福生活的职责与使命。在厘清上述两点后，多洛普切夫提出当前青年突击队建队工作的重点：一是青年团应做好教育、引导、组织和宣传等各项青年工作；二是青年应坚持劳动为第一任务和学习为第二任务，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忠诚地为人民工作。在两次谈话中，多洛普切夫充分肯定苏联展览馆工区首支青年突击队“已做出榜样”,鼓励所有青年都应加入突击队，并表示“愿意帮助青年”,且将以“最大的力量带动青年团的工作”的强烈意愿。13

就上述讲话内容而言，其精神实质与早前召开的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及毛泽东的与会讲话精神颇为一致，即青年团要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展工作，既要照顾青年特点和注意先进青年，又要组织和教育好青年积极投身社会主义改造14。在廓清思想和凝聚共识后，多洛普切夫开始从两个具体层面指导建队。一方面，关心日常生活中青年突击队员的成长，主要是以苏联的斯达汉诺夫运动、红海军与共青城的建设事迹，以及超过“两倍定额”等竞赛活动作为生动教材，继续开展建队思想动员工作；另一方面，在工作中提供有针对性的建队建议，如要求每位青年团员均应完成定额，在1954年3—4月新建30支突击队，搞好突击队员的技术学习和文化生活，邀请成年技工参加突击队，加强宣传鼓动和报道工作，建议行政部门在技术指导、材料供应、现场条件方面予以支持等。上述举措和建议，为初创期的青年突击队建设提供了基本规范和工作指引。基于此，苏联展览馆工区的建队工作得以有序展开，突击队员的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日渐高涨，责任感和荣誉感陡增，认真学习先进操作方法、提升技术水平和提高生产率的意识也在队内蔚然成风。15然而，在生产建设领域建立青年突击队，绝不是一项纯粹的技术性工作，它是高度关涉党政工团组织以及各类社会政治关系协同运作的系统命题，在建队工作成绩初步展现之际，各种结构性的问题也接踵而至。

述及所谓的结构性问题，多与党政部门领导管理缺位、错位和失位相关。从工区负责人与多洛普切夫的第二次建队谈话内容看(1954年3月23日),主要集中在管理混乱导致生产任务分配失当、工作计划不健全催生窝工现象、行政部门不会领导和使用突击队等方面。另据北京团市委调查，其实全市建筑行业面临的建队问题大体相似，主要是党政部门不清楚具体建队办法、不注重宣传建队目的和意义、不善于使用突击队、个别工会干部不配合建队工作等。这进一步说明建队工作不是喊喊口号、扩充数量那么简单，关键是要做好领导、管理和使用工作。对此，多洛普切夫建议各级党委要派党员担任突击队的领导工作，行政部门要首先保证突击队的工作分配，青年团要同时承担搞好生产和向缺点作斗争的双重任务；至于建队所需要的条件，应是在任何工种以及但凡具备一定政治基础的地方均可建队。其实，上述问题在建队过程中实属常见，同时在苏联也曾多有反映。然而，多洛普切夫在给出上述建议时，其实还存有另一层深意：建队工作务须适时“从领导上统一各方面的思想，并进一步总结、介绍组织与领导突击队的经验”16。唯有如此，方能在持续总结经验中不断加强队伍建设，借以解决建馆过程中的实际难题。

其实，相比较而言，苏联展览馆工区因有多洛普切夫的直接指导，建队情况明显优于北京市其他工区。当北京团市委要求全市暂停新建突击队和进行既有队伍检查时，苏联展览馆工区又在1954年4月的露天剧场建设任务中孕育出了“青年工段”。作为新生的突击组织，该工段8个突击队会同其他几个班组，在55个工作日内完成了计划用时5个月的重大结构工程。但是，青年工段作为一种能够推动青年发挥“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动员形式，同时还是一种超越传统组织规模的协作组织，同时也随即出现了诸如干部施工经验不足，现场指挥工作混乱，工程准备工作仓促，使用机械经验缺乏，缺少事先周密调查，塌方返工问题频现等问题。这说明，苏联展览馆工区的建队工作既需要持续巩固，更需要及时总结。对此，工区党委率先从依靠党的领导不够，咨询苏联专家较少，联系沟通群众不足，管理分工不到位等方面检讨。17在1954年4月25日的第三次建队谈话中，多洛普切夫肯定了上述检查结论，认为青年工段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在工作数量和质量上完成的不错，而且也是在用社会主义的方法开展工作。与此同时，本次谈话同样具有着更为深远的价值，即首次提出了青年突击队的建队方向：苏联展览馆工区应在总结建队经验基础上大力宣传青年突击队，并藉此生成一场青年突击运动。18

客观而言，上述问题仍属于持续性的建队发展议题，但此时的层次、性质和方向已大有不同。对此，多洛普切夫强调应把握住建队活动的根本，凡能够超过定额，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发挥突击作用的，即使出现工作调动，人数受限，任务较少等新的状况，也不影响组织青年突击队(组)或成长为青年突击手。根据苏联同期经验，在经由青年突击队、青年工段、青年突击手等多种突击组织和个体的成长化育后，各工区应已初步具备生成突击运动的组织基础、技术条件和经验储备。由此，多洛普切夫强调当前首要的工作是做好宣传，并切实促成一场青年突击运动的到来，更何况，此乃抓住工区工作最薄弱环节和提高劳动生产效率的关键，而且更是青年突击队建设的未来趋势及方向。

基于上述判断和考量，特别是再经由系统考察北京市其他24支青年突击队的发展状况后，多洛普切夫进一步指出：当前做好宣传推介工作的前提是先总结经验，并通过广泛作报告的形式扩大影响，首先在北京市形成突击运动，然后带动全国各地效仿。事实上，前述行动逻辑确系苏联政治宣传工作思路的翻版。但苏联专家带来的惊喜远不止于此，多洛普切夫还直接提供了经验总结的基本思路和内容要点。如其所言，经验总结的关键是说明青年团是在党的领导下组织首支突击队，然后其他多支队伍因受其影响而组建并逐步诞生青年工段，生产率因此大幅提高、全工区多人超过定额；并且以此为典范，北京市其他建筑工地争相效仿，建队后纷纷提高生产率，涌现出先进人物和先进工地，青年突击运动便由此开启。为做好此项工作，他还强调在总结经验时要谨记三点：一是应“着重说明”建队成绩与工区党委的领导和青年团的努力直接相关；二是应认识到建队缺点或困难是“前进中的”“不可避免的”问题，认真克服后即可促成突击运动；三是应强调青年突击运动是由一支青年突击队开始。19至此，新中国青年突击队建设获得了一种经过苏联实践检验的经验总结范式和政治实践蓝图，而随后北京市的建队经验总结、校验和推广活动，也均系在苏联专家指导下“照章办事”。

经由多洛普切夫的思想鼓动、释疑答惑和具体指导，苏联展览馆工区青年突击队的建队实践，实际所获远不止于苏联经验事实那么简单，还包括来自“我们的最好的先生”的“耳提面命”20。经过1954年最初几个月的协力建设，上述经验业已在改进生产组织、提高劳动效率、攻克建设难题等方面发挥作用，不但起到缓解工程建设压力的直接效用，而且还为苏联建设经验中国化创设了重要条件21。事实上，在多洛普切夫所提供的经验系统中，最具社会政治意义的当属“走向运动”的方向指引，以及与之相关的经验总结和实践范式，这对正在开启全面社会主义建设的新中国而言，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由此，北京市青年突击队的建队活动，也才有可能循着巩固队伍、总结经验和宣传推介的多线并进逻辑持续推进，并为生成一场青年突击运动准备条件。

二 建队经验总结与青年突击队的运动路向

众所周知，总结经验旨在促进认识深化与实践自觉，是推动和改进工作的重要方法。作为一项需要在持续实践基础上进行反复认知的思想工作方法，它应遵循一定的认识逻辑和实践逻辑。然而，苏联展览馆工区的建队经验总结却显得颇为“急切”,甚至超越了常规经验总结过程本应保持的张力。究其缘由，“典型引路”确系一种切近苏联展览馆工区实际需要的问题解决机制，同时也是契合新中国基本建设领域需要的经验推广范式。更何况，此等目标若能同时达成，生成多洛普切夫所主张的新中国青年突击运动或将成为现实。

从时间维度上看，1954年3月13日，苏联展览馆工区首支青年突击队宣告建立；3月17日，“苏联展览馆工区组织青年突击队的初步经验”稿本也宣告生成；3月19日，《北京日报》首次报道胡耀林青年突击队；4月12日、5月18日、6月2日，前述经验总结报告第二至四稿也依次完成；6月29日，总结报告经删改后刊登于《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此项经验总结之急、成稿之快、修改之繁、推介之切，实有悖于常例，可与1935年斯达汉诺夫的典型塑造媲美22。若从经验总结诸稿本的内容看，它们除在开篇概述相同的建队原因及过程外，初稿重在介绍建队成绩取得的原因及组队条件，二稿注重说明建队作用以及党的领导的决定意义，三稿、四稿对行文结构进行了重新整合，整体性、逻辑性以及经验内容的指导性均有增强。统观四个稿本，本是基于相同的经验事实，虽有建队进程的前后演进，却在短期内形成了从结构体系到内容重心迥异的经验表达。缘何要反复总结和频繁修改呢?归根结底，解决现实问题、宣传典型经验、推动劳动竞赛、生成突击运动，此乃“典型引路”的客观要求。何况，它还有着苏联专家和党政领导的倾力推动。

据时任北京团市委书记张大中回忆，总结青年突击队建设经验的工作，最初源自北京市委副书记刘仁的指示：苏联展览馆工地根据苏联专家建议组织青年突击队，在劳动竞赛中“很起作用”;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团市委要去好好了解和总结，这对解决青年团如何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作用的问题会有好处。23为此，北京团市委决定由副书记张进霖带队前往该工区跟班劳动、同吃同住、蹲点调研，并及时向上级党委汇报；《北京日报》社也派出记者北野常驻工地采访。1954年3月19日，青年突击队建设经验总结报告初稿生成，但鉴于建队周期较短和调研工作有待深入，它仅对建队过程、条件、成绩及其取得原因等项内容予以概述，并未提炼出典型经验；至4月12日呈交第二稿，即便是根据“各方面的指示和意见”来修改，却也仅就初稿做了结构调整，以至刘仁阅后批示“看不出什么经验来” 24。其实，上述稿本并非全无经验，只因北京团市委与北京市委的经验总结旨趣不同，致使双方在经验认知上出现差异。前者通过肯定成绩和分析原因，专注于校验苏联青年突击队建设经验在解决工区建设难题中的实际效用；而后者希望籍此发掘出符合动员广大青年参加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典型经验范本。简单说，两者的定位和格局不同。很显然，要弥合二者间的经验“视距”,还需从持续性的建队实践(特别是建队问题)中找寻答案，而因应北京团市委调查中反映的问题，践行多洛普切夫的经验总结范式，明晰党政工团在建队活动中的结构性关系，就成为总结苏联展览馆工区青年突击队典型经验的关键点。

所以，当北京团市委于5月18日呈交经验总结报告第三稿时，它除在结构、标题、内容等方面作出明显调整外，还生成了颇具结论性的经验内容。就前者来说，它是以第一个青年突击队的建立，青年突击队的发展和在生产上的作用，青年突击队是怎样突破生产定额的，建立青年突击队对教育青年工人的意义，怎样建立和领导青年突击队的逻辑理路进行总结的，力求全面彰显苏联展览馆工区青年突击队建设的典型意义，并为消解整体性的建队难题提供经验启示。就后者而言，它是通过再次明确“建立青年突击队是适合青年特点，更好的组织青年参加劳动竞赛的一种有效形式”,来确认组建青年突击队的社会政治功能。此外，该稿本还论及两个关键性问题，一是建队过程中党政工团间的结构性矛盾，应依靠党的领导来引领突击队的作用发挥和发展方向，通过与工会的密切合作来引导突击队参加劳动竞赛，通过团的组织工作来强化对突击队员、全体团员和青年工人的领导；二是建队方向问题，提出要将建队活动“逐步发展成为一个突击运动”。如此修改，是对前述建队过程中的党政领导不到位、管理使用不擅长、工会配合不积极、团委工作一肩挑等问题的初步纠正。25从技术和政治层面看，这既是多洛普切夫经验总结范式及其内容的具体化，也凸显了北京市委的经验总结诉求。

但此稿也并非尽善尽美，特别是对建队过程中党政工团职能划分和角色界定问题，虽有论及却未能根本解决。实际上，在建队工作中加强党的领导是原则问题，各级党委既应熟悉建队工作方法，又应把脉建队问题与发展方向；行政部门因与业务工作直接挂钩，于建队工作有着必然的领导和指导关系；工会负责组织劳动竞赛，于建队活动存有着交集和“竞争”关系；青年团负责组织和教育青年，负有直接领导和管理建队事宜的职责。基于如此错综复杂的组织关系，建队工作面临结构性难题显而易见，在创建、领导、管理和使用青年突击队方面，各部门角色不明、定位不准、职责不清，不仅影响到建队合力的形成，而且还容易产生彭真在第三稿经验总结报告批示中提醒的“隔离”问题26。

有鉴于此，当1954年6月2日呈交第四稿时，北京团市委重新提炼了原稿第五部分的标题和内容，并作出四项实质性的修改：一是将前稿“依靠党的领导”改为“依靠党、政的领导”,二是明确青年突击队应“在工会的统一指导下积极参加劳动竞赛”,三是将“逐步发展成为一个青年突击运动”确定为未来建队的“工作方向”,四是强调要加强团组织的领导工作(领导突击队、全体团员、青年工人)。如此修改，系对前述结构性建队问题的再次改正，看似在分割青年团的工作内容与管理职能，实际上明晰了党政工团间的权责边际。也唯有如此，方能契合有效组织青年参加生产竞赛、提高劳动效率以及最终生成突击运动的建队需要。但从另一个层面看，此稿生成还意味着作为“典型”的苏联展览馆工区青年突击队建设经验业已生成，接下来若要沿着确定的方向“引路”青年突击运动，根据多洛普切夫提供的经验启示，还需要一个重要前提——借重媒介与权力的适时互动，来推进经验典型的广泛宣传与系统推介。27

其实，在北京团市委淬炼建队经验期间，《北京日报》在1954年4月17日就已发表《苏联展览馆工区青年突击队获得成绩的事实说明了什么?》一文。6月2日，张大中在向北京市委呈送经验总结第四稿时，也表明《中国青年报》已有推介之意。后经删改，《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于6月29日刊登此稿并配发社论。该社论认为，苏联展览馆工区组织青年突击队的经验是“成功的”,说明在国家基本建设部门中“加强各级党委对青年团的领导，用适合青年特点的工作方法，广泛地组织青年工人参加劳动竞赛，对于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培养工人阶级的一代，有着重大的意义”。社论呼吁，各部门要充分认识青年工作的意义，关怀和培养青年，学习苏联组织青年生产班、生产组和突击队的成功经验，特别是苏联展览馆工区的“好的例子”,借以在工业、交通运输和基本建设部门重点推行。28次日，《中国青年报》再以详实的数据介绍北京59支青年突击队的先进事迹，肯定它们是首都建筑企业中的重要突击力量。29上述报道，是新中国权威媒体首次系统介绍青年突击队的建队经验。就其旨趣看，它兼及经验推介和青年动员两个重要维度；就其内容看，它也承载着双重新闻传播价值，一是认识发现，二是政治动员。若从彰显于两报的议题设置看，二者亦是“配合”默契：个中经验既有“国家建设”的宏观审视，也有“劳动竞赛”的中观考量，还有青年教育的微观考察，并且均从各自维度形成了对原生经验的二度阐释。

尽管如此，上述宣介行为仍存有“缺憾”。究其缘由，因在经验报告和配发社论中，只字未提事关青年突击队“工作方向”的青年突击运动，而是以“重点推行青年生产班、生产组和青年突击队的经验”予以置换。这也不难理解，北京团市委所作的经验总结仅是区域性和行业性的，能否化作引领全国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普遍经验，尚须在更为广泛的社会政治实践领域加以校验和总结，以便在最终获得权力部门的肯定后深度推广。所以，它起码还需要在以建筑行业为主体的基本建设领域，以及以北京市为经验原发地的全市范围内加以二度校验与总结。

为此，1954年7月至8月间，北京团市委首先总结并汇报了全市14个建筑工程公司所属35个工地74支青年突击队的建设情况，一是凝练青年突击队在突破生产定额，推动劳动竞赛，提高政治觉悟和技术水平等方面的既有经验与职能。二是明确客观存在的建队工作草率，工会与青年团沟通不畅，各类思想问题滋生，行政管理缺位等消极现象，以供整体查摆问题和总结全市建队经验所用。接着，又会同建筑工委召开为期10天的报告会，张大中等人在会上分别作青年突击队的基本总结、思想教育、技术学习等方面的工作报告30,再次推动青年突击队建设经验在全市范围内的总结和传播31。在会议期间，相关部门还频发公文，就协助行政改进管理工作32,协同工会开展劳动竞赛33,加强突击队员政治思想教育等专项工作予以总结或部署34。至8月26日，北京团市委“根据各单位的初步经验”向全市建筑公司和苏联展览馆工区团委转发相关报告，反复提请注意“建立青年突击队推动劳动竞赛是苏联成功的经验，但对我们确是一件新的工作”35,各部门须在认真总结经验后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行。

至此，经过为期两个月的检查总结，北京市建筑行业青年突击队建设经验最终得以深度校验和集中宣介，并引发国内媒体持续报道。1954年9月11日，《北京日报》报道了全市83支青年突击队在突破薄弱环节、超额完成任务、推动生产竞赛运动和技术革新运动等方面的先进事迹；36次日，《工人日报》首次刊发社论及署名文章，提出要重视依据苏联经验和苏联展览馆工区的实际需要建立青年突击队的经验做法，并要求各级工会以劳动竞赛为中心，正确发挥青年突击队在国家基本建设中的作用。3710月30日，《工人日报》又推出青年突击队建设经验宣传专题，刊登北京团市委办公室、北京市建工委办公室、苏联展览馆工区工会等相关部门和负责人采写的建队经验材料。38上述举措，反映出北京市的经验总结和推介工作已走向深入，相关经验也得到广泛传播与社会认同，而曾经长期影响青年突击队作用发挥的结构性难题，也在持续检讨总结中得以逐步解决。

不仅如此，同期由张大中主持撰写的《青年团北京市委员会关于青年突击队工作向市委的报告》也宣告完成39。该报告完全吸收了托洛普切夫青年突击队建设经验总结范式的精髓。就其三方面的主体内容看，“基本情况”专注于阐明青年突击队在带头突破定额、提高劳动生产率，带头克服困难、突破薄弱环节，带头学习先进经验、专研改进劳动组织、操作方法和生产工具，带动参加劳动竞赛和提升思想品质等方面的突出作用；“五点体会”系对建队经验的高度概括，核心是坚持以党的领导作为队伍健康发展的基本保证，以行政的关怀和支持作为发挥作用的重要条件，以生产原则建队，坚持在工会统一领导下参加劳动竞赛，并以此作为组织和教育青年的基本形式和工作方法；“三点意见”着眼于指导队伍未来发展的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方略以及领导管理问题。

当此报告呈交北京市委时，也就意味着北京市青年突击队建设经验总结工作已近完成。1954年10月17日，北京市委批转该报告，高度肯定其中总结的“经验是正确的，可行的”,并希望各单位“加以认真研究，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有计划有重点地推广”。该批语同时还强调：“按照青年的特点，建立青年突击队，是组织青年工人积极参加劳动竞赛发挥其首创精神，从而推动竞赛进一步高涨和对青年工人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一种有效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至12月，该报告又得到中共中央的批转，除表示“同意”报告的内容外，还特别肯定北京市委的“批语也是正确的”,遂批转供全国各地参考执行。40

考察至此，苏联展览馆工区组织青年突击队的经验典型，在经螺旋式的上升总结过程后，既在实践中得到反复校验，亦在传播过程中获得广泛认同。经此繁复过程，建队工作中的常规问题和结构性难题得以逐步消解，突击队员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也与日俱增；更为难得的是，建队经验还获得了权力部门充分肯定，就连苏联专家也高度赞扬青年突击队建设的成就41。可以说，不管是从建构问题解决机制层面看，还是从生成典型经验实践范式的角度看，1950年代新中国青年突击运动的历史发生，便由此获得了经验支撑、实践基础、权力肯定和工作指向。

三 突击运动生成与青年突击队的泛化实践

客观而言，青年突击队在1954年的涌现，并非某种偶发的社会现象，实属政治动员议题建构的范畴。从发生特征看，自苏联展览馆工区至北京市基本建设领域，组织青年突击队及其经验典型之生成轨迹，实与新中国群众运动的运作模式大体相同，均经由准备、动员、实施和总结四个阶段，但其中亦存有在短促突进中生成高潮的特质。一般说来，无论是群众运动还是政治动员，在其运行过程及诸环节间，其实并无绝对明显的界限，互有交叉或是齐头并进则是常例。换言之，1954年虽是青年突击队建队实践的开篇，却也蕴含着青年突击运动生成之准备、动员和初步实施等阶段性内容。况且，基于前述既已明确的建队主旨、发展条件、动员策略和价值路向，再藉由北京市建队实践的典型引路，业已促成其不断“走向运动”,直至深度介入新中国系列社会政治运动之列。

考察新中国青年突击队建设发生史，1954年是本着“重点试建，逐步推广”的方针在进行建队实践。从团中央的调查数据看，当年的发展态势已颇具规模：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基本建设领域已建立青年突击队(组)650个(队员1.2万人),其中北京市建队135支(队员超2500人)。42与建队规模相得益彰的是，北京市建队经验引发的全国性反响。自1954年3月北京各报介绍苏联展览馆工区建队经验起，全国各地团组织纷纷来信咨询建队活动情况和工作经验；5月至12月间，计有25个省、市和铁路系统的党委、团委、工会干部(还包括个别地区党委高级负责人)27次造访北京，均为学习北京市组织青年突击队的经验。对此，北京团市委通过先集中介绍情况、后组织工地参观、再召开座谈会解答问题的形式，来满足各方经验学习和交流需求。43上述情况，足以表明青年突击队建设及其典型经验的客观影响，同时也预示着全国性建队高潮的来临。

至1955年，新中国进入基本建设任务最紧张和最繁重的关键年份，广泛运用青年突击队这种“在实际工作中已经证明了的正确工作方法”,来发挥广大青年的作用，推动劳动竞赛发展，完成基本建设任务和加快工业化建设进程，已成为一种社会共识。为此，《中国青年报》在社论中指出：经过1954年的建设与总结，青年突击队工作已取得各地党委、行政和工会的支持，并生成一定经验，建队工作再停留于“重点试建”,势必落后于群众要求，必须坚持“积极发展”的方针，使之成为“群众性的突击运动”44。而与此同时，团中央也向中共中央呈送了关于在基本建设部门发展青年突击队组织的报告，提出这是符合国家建设需要和广大职工愿望的组织形式、工作方法和有效措施，应在“有领导的积极发展方针”指引下，充分调动占基本建设工人总数45%的青年工人积极性，籍此抓住建设五年计划的“中心环节”。中共中央充分肯定了该报告，并批示“这是一项好的经验，望各地参照办理”45。这已是中央层面第二次批示青年突击队的工作报告。随后，团中央第二次全体会议作出部署，将“发现、培养和宣传在生产和工作中的先进青年，推广先进的青年突击队和青年班、组”作为下一步的工作重点46。半个月后，根据北京团市委对全市青年突击队的调查反馈，团中央进一步发出“同步并举”的建队指针，强调既要广泛发展青年突击队，又要经常检查并帮助改进青年突击队工作，据以深入推进建队活动。47至此，经由1955年上半年的再次发动，青年突击队建队工作在全国范围内铺开，青年突击运动也实际拉开了帷幕。甚至从主体数量、时空宽度和实践内容等运动生成要素看，还一度出现加速运动化的趋向。

基于上述背景，1955年青年突击队的实际发展状况呈现出两大特征：一是基本建设领域的建队实践得到系统推进；二是农村以及农业生产领域的建队活动渐次展开。据统计，至1955年9月，全国基本建设工地建立青年突击队1000多支(全国建队总数已增至1551支);至11月，全国共建立农业青年生产突击队20万支，在农业生产中发挥带头克服困难、实行技术改良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等突出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至同年8月，内蒙古自治区的建队工作早已从基本建设领域发展到农牧区，全区共建立200多个青年突击队(组)和139个青年节约队(组)48。同时，本年度建队活动还有一项重大变化，即是与同期开展的政治运动紧密结合，并以增产节约运动和农业合作化运动为典型，仅在农村中就衍生出系列性的运动内容与形式，其中仅以青少年为主的就有减少粮棉损耗运动、消灭麻雀运动、拣粮突击队等49。如果再整体考量1956年至1958年的建队状况，上述态势及特征更为明显。至1956年9月，全国工矿企业和交通运输部门建立青年先进班组9500个，基本建设领域组建青年突击队7500个50;至1958年4月，全国厂矿企业、基本建设单位计有青年先进生产者超过100万人，青年先进班、组和突击队、监督岗3.2万个51;至1958年11月，全国20个省已有3000多万青年加入178万多个青年突击队52。仅从数量因素看，如此规模的组织及队员数量占比(当时全国青年人口约1.2亿),已远超苏联同期的整体建队规模。这也就意味着，不仅生成新中国青年突击运动所需要的主体条件业已具备，而且还催生出一系列颇具创新性的青年突击组织类型。

尽管如此，我们尚不能仅从微观数据的骤增来界定一场运动，它仍需要在宏观领域加以证实。换言之，它起码还应具备运动生成所需要的持续发展的时间延续性和空间延展性特质。就前者看，从1954年苏联展览馆工区始建青年突击队至今，它仅在“文革”期间因各级组织受到冲击而出现过队伍解散，但从1972年开始又在建筑行业中复建，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快速发展，一度还孕育出“新长征突击队”等新的突击组织形式。53这充分说明，青年突击队在基本建设领域具有广泛适用空间。若再回归到1950年代，撇开1955—1957年间的快速发展时期，即便在1958—1960年间，青年突击队建设也未受到国内高层反思苏联模式以及中苏关系渐生罅隙的影响，反而在建队规模和社会影响力上与日俱增，这也反映出特定苏联建设经验对中国实践的客观影响。进一步而言，1950年代青年突击队建队高潮的出现，先是源于苏联展览馆工区基层经验的总结校验，后是经由高层多次批转并推广至全国进行系统实践。在此过程中，它既实现了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双向互动，也得以从中心城市走向广阔农村，从建筑、交通等基本建设领域扩张至工、农、商、牧等综合领域54,甚至在偏远的西康省丹巴地区，在1954年就建成了康藏高原上的首支藏族青年突击队，并创造出用时3年9个月完成“一五”计划全部任务的成就55。除去在地理空间上的普遍适用，青年突击队一度重新“回归”军事系统，成为军民共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英雄旗帜”56。上述事实说明，1950年代新中国青年突击队建队实践已经与即时性、小范围的社会政治活动相区分，且彰显出群众性政治运动的发展趋向和实在意涵。

基于如此规模的主体数量和时空宽度，新中国青年突击运动理应具有持续拓展的实践内容。事实上，它确是以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组织运作方式服务于1950年代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的。一方面，在危难险重任务较多的基本建设领域发挥突击攻坚作用，另一方面，按照生产需要和生产原则广泛组织起来，通过多种青年突击组织形式的创新实践，发挥出“在一切工作中都能出力帮助，都表现出主动精神和首创精神”的价值功能57。客观而言，各类青年突击组织自1955年起就已逐步嵌入新中国重要政策方针、建设实践和社会活动之中，并不断衍生出极富群众性的运动形式及内容。无论是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宣传运动、全面学习苏联运动、农业合作化运动、增产节约运动、爱国卫生运动58,还是鳞次栉比的抗灾救灾、兴修水利、植树造林、除“四害”、整党、反“右”等专项生产以及社会政治活动59,抑或是与其自身组织发展直接相关的青年突击手运动、先进生产者运动、争取“共青团劳动突击队”和“共青团劳动突击手”称号运动等60,无不以青年突击组织作为载体。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当属系统介入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全过程的青年突击队61,以及在技术革新运动中诞生的“三结合”突击队62。可以说，1950年代青年突击队的建队实践，在苏联经验以及学习苏联运动的加持下，经过社会各界的多极联动，业已从生产领域进入生活领域63,从经济建设领域进入政治发展领域64,从青年道德教育领域进入普通社会教育领域65。这也证明，青年突击队建设经验虽然移植于苏联，但它已深度嵌入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领域，并在同系列群众运动的频繁互动中孕育出丰富实践内容。

言及至此，我们或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结论：新中国青年突击队的建队实践，实质上就是党治国家自上而下地动员青年参与国家基本建设，据以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目标的群众性政治运动。从微观层面看，新中国青年突击运动的生成，起初仅为提供一种典型的问题解决机制，继而才成为“组织青年参加劳动竞赛和对青年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一种有效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66;从宏观视域看，它还是基于因应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历史文化变迁，国家社会结构及其行为方式调整，“中苏友好，学习苏联”话语实践等客观现实，并融合了对革命运动的路径依赖，对执政压力和动力的综合释放，对外部资源和经验的主动选择，而最终生成的一种运动式治理模式。进言之，此种机制或模式既是承继中国革命传统和移植苏联经验的结果，也是中共为推进赶超型现代化而做出的选择。

也正是基于上述特质，新中国青年突击运动的生成，既具有一般性群众运动所具有的超强的社会推动能力，同时也具有非制度化、非常规化和非专业化的政治运动特质。换言之，它既有助于解决国家加深中的危难险重任务，亦可能在运动实践中形成对已有制度、规范和专业的僭越，并出现泛化实践的现象。究其缘由，这其中既有历史的革命经验传统之思维惯性的作用，也受现实的政治因素及相关政治压力的影响。就其综合影响而言，它有可能出现形式主义的运动倾向，甚至还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既有制度、规范和专业遭遇凌霸67。由此即可以解释，缘何在“大跃进”的裹挟之下，国内会出现动辄百万人参与的突击活动68、背离科学精神的“青年抗瘤(癌)突击队”69、有违生产常识的“卫星突击队”等70。上述种种，无论是从内容到形式，还是从规模到空间，均已超出开展青年突击运动的理性边界。而如此泛化实践，更意味着青年突击队建队实践在彼时虽有“走向运动”的必要，但更需要走上规范化、制度化和科学化的轨道。但令人遗憾的是，直至1990年代，北京市方在全国率先制发青年突击队工作条例，开始尝试从性质、任务、地位、作用和日常管理等方面内容入手，对青年突击队建设提出初步的规范性指导意见71;而在此之前，相关工作多是依据充满机变性的行政指令来行事。

四 余 论

新中国青年突击运动的发生，实际彰显着中苏双方在“输出苏联”与“学习苏联”上的同力协契，在经验移植与经验总结上的相向而行。循此双线并进的逻辑理路，苏联青年突击队建设经验得以在中国具体化、实践化和再度经验化，新中国青年突击运动也显现出苏式政治运动的泛化特征。从中不难发现，以群众性政治运动来推动苏联经验学习，以及在学习苏联经验中推动中国实践走向运动，实际构成新中国成立初期较为典型的治理模式。其中，苏联作为“世界革命和工人运动的‘突击队’”72,具有经验输出的强烈意愿，也确实促成自身经验在各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实际效用；新中国作为“人民民主国家形式的新‘突击队’”73,具有学习苏联经验的迫切要求，却又难以在“全面”学习中做到绝对的客观和理性。进一步而言，中苏双方在推动苏联(青年突击队)建设经验中国化的过程中，实际同时呈现出某种“似之而非”的施动性特征，但此处又应特别注意的是：在1950年代的中前期，苏联对华输出经验是选择性的正向推介，中国人民学习苏联是系统性的全面接受；苏联专家可能会对经验输出中的问题“未卜先知”,并辅以技术性的调整或指导，但却无法消解苏联经验中的原生性暨结构性的弊病；与此同时，在引领中国实践走向中苏共享的运动化经验路径时，双方又均未能够给出理性规避常规政治运动困局的答案。及至本论题，新中国成立初期借鉴苏联经验组织青年突击队确实是成绩斐然，但因未能厘清个中问题的复杂性和局限性，以至于在实践中出现泛化运动的倾向，其经验教训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始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以及新时期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而言，实际具有同等重要的省思和镜鉴价值。当前，青年突击队建设的方向已不再是“走向运动”,但在践行“四个伟大”实践中如何弘扬突击队精神，创新突击队建设，规范突击队管理，仍是一个需要持续研讨的重要课题，这不仅关涉青年的社会政治动员，更关系到国家的社会治理模式创新。

注释

1胡献忠:《读懂中国青年运动:概念、逻辑与模式》,《中国青年研究》2019年第11期,第53—60页;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运史研究所编:《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史词典》,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28页。

2《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75页。

3中方旨在“更深切地了解苏联伟大经济建设的成就,帮助中国工业技术的提高并促进中苏贸易进一步的发展”,以及“用苏联建设成就的具体事实,在我国人民群众中广泛地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进一步发扬中苏两国人民的友好团结精神”;苏方旨在“展示苏联在经济和文化建设领域的成就”,并向中国扩散“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本书编委会编:《中国与苏联关系文献汇编(1952年—1955年)》,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年,第12、70—71页;沈志华,李滨编:《脆弱的联盟:冷战与中苏关系》,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93—112页。

4李伯康等著:《青年突击队的故事》,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第4页。

5根据当事人的回忆,当时面临的焦点问题包括:一是苏联专家因施工进度问题“毫不避讳地”批评中方生产效率低下、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落后;二是施工中出现普遍认为“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工业馆拱顶支模工程);三是临近春节大批工人盼望回家过年。参见共青团北京市委青运史研究室、共青团北京市委青工部编:《首都青年突击队35年》,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8年,第331—334页;贺勇:《第一支青年突击队:创造奇迹无愧青春》,《人民日报》2019年1月5日,第5版;谢峰:《全国首支青年突击队成立始末》,《首都建设报》2014年1月13日,第5版。

6青年团北京市委办公室编:《青年突击队的成长》,北京:北京大众出版社,1955年,第63—66页。

7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中央委员会政治工作的总结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74页。

8《苏联展览馆工区组织青年突击队的初步经验》(1954年3月17日),《团市委、建筑工会关于青年突击队工作的指示、报告、经验总结及有关突击队工作的资料》,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001-006-01009。(下称“北档001-006-01009”)

9《突击队“突击”北京展览馆》,《新京报》2009年5月14日,第3版。

10谢峰:《全国首支青年突击队成立始末》,《首都建设报》2014年1月13日,第5版。

11由苏联共青团中央宣传鼓动部编写并在新中国成立后翻译出版的《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战斗的道路》(东北新华书店1950年版)、《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史》(青年出版社1950年版),以及由青年出版社编审部编写的《苏联青年工作介绍》(青年出版社1951年版)等文本,对相关史实均有详细介绍。

12《苏联专家多洛普切夫同志在三月九日关于青年突击队的第一次谈话纪要》(1954年3月9日)、《苏联专家多洛普切夫同志三月廿一日在苏联展览馆工区青年突击队建队大会上的讲话》(1954年3月21日),北档001-006-01009。

13《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24页。

14《苏联展览馆工区组织青年突击队的初步经验》(1954年3月17日),北档001-006-01009。

15《苏联专家多洛普切夫关于青年突击队的第二次谈话纪要》(1954年3月23日),北档001-006-01009;《本市各建筑单位组织青年突击队的情况》(1954年3月26日),《关于各建筑单位组织青年突击队的情况思想教育、苏联展览馆工区青年突击队的情况、问题、张大中同志有关青年突击队的报告讲话》,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100-001-00165。(下称“北档100-001-00165”)

16《苏联展览馆工区青年工段胜利完成率露天剧场的挖槽工程》(1954年4月24日),北档100-001-00165。

17《苏联专家多洛普切夫在四月二十五日关于青年突击队工作的第三次谈话纪要》(1954年4月25日),北档001-006-01009。

18《苏联专家多洛普切夫在四月二十五日关于青年突击队工作的第三次谈话纪要》(1954年4月25日),北档001-006-01009。

19《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 481页。

20《北京市建筑工会筹备委员会关于加强青年突击队工作的几项指示(草稿)》(1954年9月28日),北档001-006-01009。

21详见郝宇青、田雨:《政治动员议题的建构、实施及效果评析——对斯达汉诺夫运动的考察》,《党政研究》2016年第1期,第60—68页。

22张大中编著:《我经历的北平地下党》,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第283页。

23《苏联展览馆工区组织青年突击队的初步经验》(1954年3月19日)、《苏联展览馆工区组织青年突击队的初步经验(第二稿)》(1954年4月12日),北档001-006-01009。

24《苏联展览馆工区组织青年突击队的初步经验(第三稿)》(1954年5月18日),北档001-006-01009。

25《苏联展览馆工区组织青年突击队的初步经验(第三稿)》(1954年5月18日),北档001-006-01009。

26《苏联展览馆工区组织青年突击队的初步经验(第四稿)》(1954年6月2日),北档001-006-01009。

27参见《发挥青年工人在国家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人民日报》1954年6月29日,第1版;《组织青年生产队参加劳动竞赛是发挥青年工人积极性的一种有效方法》,《中国青年报》1954年6月29日,第1版。

28参见《首都建筑企业中的59支青年突击队已成基本建设中的重要突击力量》,《北京日报》1954年6月30日,第2版。

29陈喜庆:《青年突击队35年大事记》,出自《首都青年突击队35年》,第423—424页。

30张大中编著:《我经历的北平地下党》,第285页。

31《积极协助行政改进管理充分发挥青年突击队的作用》,出自《青年突击队的成长》,第43—47页。

32《青年团北京市委通知》(1954年8月13日),北档001-006-01009。

33《加强对青年突击队员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1954年8月13日),北档100-001-00165。

34《关于建立青年突击队的几个问题》(1954年8月26日),北档001-006-01009。

35《首都工地青年突击队大踏步前进着经常突破薄弱环节创造新的成绩》,《北京日报》1954年9月11日,第5版。

36参见《正确地发挥青年突击队在基本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关于建立青年突击队的几个问题》,《工人日报》1954年9月12日,第1版。

37分别是《苏联展览馆工区分团委组织突击队骨干进行业余训练》《加强党组织对青年突击队的领导》《对建立青年突击队的基点体会》《我们在组织青年突击队中所做的工作》《必须发挥青年突击队在建设中的作用》,《工人日报》1954年10月30日,第5版。

38该报告的写作基础,源自张进霖等人多次修改的“苏联展览馆工区组织青年突击队的初步经验”以及相关调研报告。参见张大中编著:《我经历的北平地下党》,第285页。

39参见《中共中央批转“青年团北京市委关于青年突击队工作向党市委的报告”》(1954年12月),出自《首都青年突击队35年》,第43页。

40王颖:《流金岁月——北京展览馆建设回眸》,《建筑》2004年第10期,第91—93页。

41参见《中共中央批转“青年团中央关于在基本建设部门中发展青年突击队的组织向中央的报告”》(1955年2月),出自《首都青年突击队35年》,第64页。

42参见《青年团北京市委关于各地组织参观学习北京市青年突击队经验问题的报告》(1955年1月6日),出自《首都青年突击队35年》,第52—53页。

43《迎接新的基本建设任务积极开展青年突击队的工作》,《中国青年报》1955年1月15日,第1版。

44参见《中共中央批转“青年团中央关于在基本建设部门中发展青年突击队的组织向中央的报告”》(1955年2月),出自《首都青年突击队35年》,第63—69页。

45《青年团中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决定加强对青年的共产主义教育》,《人民日报》1955年3月24日,第1版。

46参见《青年团中央关于加强对青年突击队领导的通知(1955年4月14日)》,出自《首都青年突击队35年》,第70—71页。

47参见《全国基本建设工地已有一千多青年突击队》《发挥农村青年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积极作用》《内蒙古青年突击队和节约队在生产战线上发挥重要作用》,《人民日报》1955年9月9日(第1版)、11月8日(第1版)、10月6日(第2版)。

48参见《人民日报》1955年5月26日(第2版)、8月24日(第2版)、9月2日(第2版)、10月29日(第2版)、11月1日(第2版)、11月8日(第3版)、11月30日(第2版)、12月3日(第2版)、12月18日(第2版)、12月21日(第2版)相关内容。

49胡耀邦:《引导我国青年向最伟大的目标前进》,《人民日报》1956年9月25日,第6版。

50参见《向青年工人代表说几句话》,《人民日报》1958年4月6日,第1版。

51参见《农村青年奋战在农业战线上》,《人民日报》1958年11月21日,第6版。

52团中央城市青年工作部企业处整理:《青年突击队历史沿革》,《中国共青团》2014年第6期,第40—41页。

53孙孚凌:《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人民日报》1956年2月11日,第6版。

54参见《康藏高原上藏族青年突击队》《少数民族工人队伍迅速成长》,《人民日报》1955年4月14日(第2版)、1958年5月1日(第2版)。

55参见《人民日报》1958年6月16日(第4版)、6月20日(第4版)、8月1日(第7版)、11月17日(第3版),1959年7月31日(第6版)、8月6日(第6版),1960年4月19日(第1版)相关内容。

56胡耀邦:《列宁论青年共产主义教育》,《人民日报》1955年4月19日,第3版。

57参见《河北广东农村全面展开社会主义宣传运动》《发挥农村青年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积极作用》《黑龙江青年交流增产节约经验》《户户参加人人动手消灭四害讲究卫生》,《人民日报》1955年10月12日(第1版)、11月8日(第1版)、9月2日(第2版)、1957年12月20日(第7版)。

58参见《内蒙古农民积极抗旱保秋》《群众性的兴修农田水利运动》《湖南各地开展造林运动》《人人动手“除四害”》,《人民日报》1955年9月1日(第2版)、1956年3月3日(第1版)、3月6日(第2版)、1月15日(第3版)。

59参见《重庆的青年突击手运动》《青年团中央关于组织广大青年职工积极投入先进生产者运动的指示》《掀起劳动竞赛热潮争取今年生产大捷》《老根据地陕北发起的红旗单位、红旗手运动迅速扩展到全省》,《人民日报》1956年3月26日(第1版)、4月7日(第3版)、1959年11月16日(第5版)、1960年7月8日(第1版)。

60参见《北京私营企业青年职工组织支援公私合营突击队》《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报告》,《人民日报》1956年1月7日(第1版)、2月1日(第3版)。

61参见《关于第一汽车制造厂大搞群众运动、大闹技术革命的总结》《党的号召一呼百应跃进浪潮日高夜涨》《奔驰吧祖国的汽车》《大搞群众运动掌握尖端技术》《“三结合”加速技术革新》《总结经验继续跃进》,《人民日报》1958年12月5日(第7版)、1959年9月4日(第4版)、10月10日(第3版)、11月17日(第3版)、1960年1月4日(第2版)、2月15日(第2版)。

62参见《北京市若干商店和公共场所采取措施大力消除顾客排队现象》《排队现象完全可以消灭》,《人民日报》1958年2月11日(第3版)、2月22日(第3版)。

63参见《更广更深再接再厉天津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进入第二阶段》《反浪费反保守一箭三雕》《反浪费反保守为纲推动全局》,《人民日报》1957年9月11日(第2版)、1958年2月17日(第1版)、2月24日(第1版)。

64参见《学习普通话已成社会新风气》,《人民日报》1959年4月28日,第12版。

65张大中:《青年突击队的成长》,《北京日报》1954年11月6日,第2版。

66陈喜庆:《青年突击队35年概述》,出自《首都青年突击队35年》,第6页。

67参见《上海二百万大军围剿四害》,《人民日报》1958年1月17日,第1版。

68参见《降伏肿瘤造福人类》《制服肿瘤的关键》《我们是制服肿瘤战线上的尖兵》,《人民日报》1958年10月18日,第6版。

69参见《生猪一天长膘十九斤》,《人民日报》1958年11月1日,第6版。

70共青团北京市委员会编:《北京青年运动纪事(1919—2004)》,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12页。

71《列宁——苏联共产党的组织者》,《人民日报》1954年1月22日,第3版。

72《伟大斯大林的历史性演说》,《人民日报》1953年2月9日,第4版。

73(1)接待苏联来华展览办公室宣传处编:《苏联展览馆宣传参考资料之1》，内部资料，1954年，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