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为实现推翻国民党统治的建政动员，积极开展巴黎公社纪念活动，展现鲜明的由土地革命向抗日民族革命演进理路。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多号召工农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体现反国民党的纪念主题；中期则聚焦民族革命、苏维埃革命的宣传动员，反映反帝必先反国民党的纪念旨趣；后期又演绎为联合国民党向创建统一战线的抗日民族革命转变。这种转变既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策略影响使然，更是中共对国民党军事“围剿”和日本侵华所致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认知深化的结果与反映。

关键词：巴黎公社纪念；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民族革命；

“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初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管理制度”的建政夙愿²,还完成了向抗日民族革命的转变。对此，学界多聚焦土地革命的失败进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党组织政策转型等层面的解读³,缺乏纪念史视角的具体探讨，尤其对于两种革命理念实现接合与更替的文本语境分析着墨甚少，而中共巴黎公社纪念则提供了典型的考察样本。这既体现在巴黎公社自身所具有的“无产阶级国家雏形”意涵⁴,可为中共苏维埃革命建政提供历史镜鉴，且由此引发其高度关注，开展一系列纪念活动，宣传革命理论与建政主张，还表现为通过这个极具象征意义的纪念载体，窥探处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初始期的中共，如何动员民众践行土地革命，并将之适时转向民族革命的复杂样态及其内在关联⁵。

一、暴动夺取政权：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反国民党纪念诉求的凸显

明晰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中共的巴黎公社纪念⁶,需从其应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的时局说起。1927年7月13日，在武汉国民党分共前夕，中共中央表示“将继续绝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的斗争，“要更加努力，以实现并巩固中国革命与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民族及苏联之真正联盟”⁷。至蒋汪合流清党后，中共中央在八七会议上提出土地革命的中心口号和武装暴动的总方针，以及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斗争目标⁸。于是，中共反帝反军阀的斗争任务便向动员工农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统治转移，革命建政意愿亦随之增加，但也出现“左”倾的错误认知。8月21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通过的议决案指出：“要在一切客观上有可能的地方，都立刻准备组织革命的暴动，认清自己的任务是推翻资产阶级军阀的政权，而建立无产阶级及农民的民权独裁制”,明示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的政权形式，“最容易完成从民权革命生长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转变前途“完全只要看无产阶级的组织力量之程度如何而定”⁹。显然，此种混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界限的决议，意味着“左”倾错误已在此时中共革命建政的探索中悄然滋长。秋收暴动后不久，9月15日，中共中央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表示：“客观上革命的潮流”是“高涨的，工农是要求暴动的”¹⁰。基于此认知，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¹¹。从8月21日至9月19日不到一个月时间，中共便正式提出成立苏维埃，表明其开启了效仿苏俄开展工农武装暴动的革命建政新征程。

不过，此种革命建政新征程的开启却深受“左”倾错误的影响与支配。11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标志着自八七会议就已露头的“左”倾盲动主义取得在全党的统治地位¹²。如会议认为中国革命带有“无间断的性质”,指明“党的责任”是领导武装暴动，“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¹³。很明显，这“搞的是城市中心论”,“实质上是幻想全国总暴动的策略”¹⁴。其后，“左”倾盲动主义一直延续至1928年4月下旬才基本结束¹⁵。其间，1928年1月22日、3月6日和10日，中共中央相继发布议决案和通告，要求各党部切实宣传并坚决执行城市中心导向的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总策略和任务¹⁶。由此，师法苏俄武装暴动、开展工农联合专政的苏维埃革命，不但成为中共筹谋大革命失败后困局的生存之道和政治诉求，也奠定了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巴黎公社纪念的基本底色。

1928年3月5日，中共福建省委所发纪念宣传大纲就体现了上述主旨，认为“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先导”,提出“工农武装起来”“实行土地革命”“建设苏维埃(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政府”等口号。此外，他们还与团福建省委在纪念日联合发布告工农兵书，凸显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的意愿。如通过宣扬“中国革命已经进展到土地革命，苏维埃革命的阶段”,呼吁工农群众在共产党旗帜下自动“没收土地”和“夺取政权”,并指明学习苏俄和巴黎公社的奋斗路向，“努力实行土地革命，建设新中国的苏维埃”¹⁷。6日，中共山东省委的纪念通告亦表达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主张，发布“巴黎公社是世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第一次”“苏维埃政权万岁”“打倒国民党”等口号，要求各党部用群众大会、飞行集会、贴标语等方法，深入民众宣传，扩大政治影响¹⁸。究其落实情形虽未见言明，但从一些纪念活动被国民党镇压和破坏可知大革命失败后中共所处的险境。例如，3月18日，为进行武装暴动而打下群众基础，中共岐山县委举行3000余人的纪念会，会后在县城组织游行示威，张贴散发“打倒新旧军阀”“打倒冯玉祥御用的陕西省府”“打倒绅士包办的商会”“巴黎公社万岁”等标语和传单，高呼“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等口号，结果被陕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下令镇压。事实上，这次纪念会是在“左”倾盲动主义路线影响下发动的，不仅暴露了党组织，使其“完全处于瘫痪停顿状态”,而且“破坏了党的统一战线，为国民党地方反动势力和土豪劣绅向党进攻提供了口实”¹⁹。同日，中共福建省委所属济难会在组织莆田各界纪念游行示威时，亦遭国民党军队镇压²⁰。甚或中共东京特别支部领导的纪念会也招致国民党右派的破坏，主持人郑道之险些被刺²¹。这些事例说明，此时中共纪念活动或多或少受到“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但从另一侧面反证其反国民党的纪念诉求。

针对“左”倾盲动主义对工农暴动所造成的“极严重的失败”,中共六大审时度势，纠正中国革命“无间断”的错误定性，规定“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以及加紧宣传“武装暴动策略的正确观念”和“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的总任务”²²。1929年巴黎公社纪念即负有这样的宣传动员责任。3月15日，《红旗》主编罗绮园发文认为，巴黎公社是“苏维埃政权的雏形”,它“证明了无产阶级的解放，非从政治争斗上着手去夺取政权不可”,即“要推倒反动统治，只有群众的武装暴动才有可能”,具体而言，就是“必须训练群众，组织群众，用群众的武力来解除反动政府的武装”²³。18日，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所发纪念宣言亦有同样看法，认为巴黎公社是“苏维埃政府的雏形，是全世界创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尝试”,提出“工农要谋解放，必须作夺取政权的斗争”和“准备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以“彻底地推翻国民党统治”²⁴。这无疑与中共六大的决议精神一脉相承。

以上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纪念主题的彰显，表明此时中共反国民党革命目标居于主导地位，也意味着其反帝工作的滞后。6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坦承，各党部对反帝运动“开始有忽视的错误”,且“做得很不充分”。显然，中共已在策略上认识到反帝的重要性，如六届二中全会的政治、宣传工作决议案就认为，帝国主义的竞争与操纵造成“中国不断的军阀战争”,强调要注意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卖国的宣传。²⁵尤其随着中东路事件全面爆发与军阀混战所致民不聊生情势的加剧，中共中央相继发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²⁶“反对军阀战争”的主题宣言，而“武装保护苏联与反军阀战争”成为其应对时局的两大任务²⁷。1930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发布通告，声明“反帝国主义”“武装保护苏联”“反对军阀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反抗资本进攻”是“目前最迫切的中心任务”,“变军阀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战争”以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则是“目前总的政治路线”²⁸。由此，反帝拥苏、反军阀战争的两大任务遂与动员民众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基本目标联系起来，规定着1930年中共巴黎公社纪念的主题内涵。

早在2月20日，中共河南省委就通告民众在纪念日举行示威，并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及国民党进攻苏联”“反对国民党军阀混战”“打倒国民党的统治建立苏维埃”等口号²⁹。22日，中共广东省委公布纪念宣传大纲，呼吁民众“武装暴动来推倒本省的军阀建立起革命的政权”,“永远消灭军阀战争的痛苦”³⁰。3月3日，中共闽西特委发布通告，决定在纪念日召开工农兵代表会议，提出“武装拥护苏联”“消灭军阀混战，推翻国民党政府”“促成全省总暴动建立福建省苏维埃政权”等纪念任务³¹。

至3月18日，中共党团组织多以宣言、告群众书、刊文、示威等方式公开纪念巴黎公社。团中央发出“武装拥护苏联”“用革命暴动消灭军阀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的主题纪念宣言³²。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告工友书中，亦表达了“用武装暴动”来“消灭军阀战争”和“推翻国民党的统治”以“建立苏维埃政府”等主张³³。中共中央宣传部主办的《上海报》坚称，要“以彻底的群众斗争”,组织武装暴动，实现“打倒帝国主义，资本家，国民党军阀的政权，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的纪念目标³⁴。中共江苏省委的纪念宣言强调学习公社教训，认为“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实行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才是革命群众的出路”,发出“武装暴动保护苏联，消灭军阀战争”“驱逐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等号召³⁵。而中共湘鄂赣边特委的纪念方式更加多样，既有武装保护苏联和反军阀战争为主题的告群众书、宣传大纲、《四川调》和《新武家坡京调》,也有《苏维埃》纪念特刊、《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宣言》及致苏联的快邮代电，表明“援助红军，拥护苏维埃区域民众反对白色恐怖”的纪念意义³⁶。重要的是，特委还于纪念日领导平江、铜鼓、浏阳、修水、万载、宜春、通城等县30余万群众举行武装示威运动³⁷,不仅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统治，还有助于扩大苏维埃政权，如浏阳创建三、六、八、十二等区苏维埃，修水成立四区苏维埃，而“各县农委会会员更是成千成万地增加了”³⁸。由此可见，这种“武装暴动的演习”在很大程度上“深入了土地革命的斗争”³⁹,有利于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

然而，1930年巴黎公社纪念后，国内军阀战事愈益严峻。5月，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军阀混战在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等国民党新军阀中展开，这在客观上减轻了红军和苏区的生存压力。中共中央趁机加快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步伐，尤其在7月至9月，多次强化“变军阀战争为革命战争，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策略路线⁴⁰,并命令红军两度进攻长沙，国民党新军阀遂暂时终结混战，于10月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结果告败。蒋介石只得筹划二次“围剿”,苏区生存环境更趋险恶。对此，1931年2月，中共中央强调“冲破敌人的‘围剿’”是“目前阶段中革命的中心任务”,非苏区党部的主要任务是“在工业中心组织工人运动来保护苏维埃区域”⁴¹。此种要求在工业中心开展工运的反“围剿”策略的确立，意味着王明“左”倾路线已在中共中央占据主导地位。1931年巴黎公社纪念在此情势下拉开了帷幕。

2月28日，苏区中央局发出纪念通告，指示各党部以巴黎公社奋斗精神组织群众武装示威，“更深入土地革命斗争”,“争取全国苏维埃的胜利”⁴²。3月8日，闽西苏维埃政府的纪念通告要求做好“发动群众举行示威集会”“武装拥护苏联”“反对国民党进攻苏维埃和红军”“为实现苏维埃新中国而奋斗”等宣传工作⁴³。18日，中共福建省委的纪念宣言也体现了拥苏反帝和巩固苏维埃政权的主题，声明“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号召工农群众“准备武装暴动，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⁴⁴。

上述苏区所突出的拥苏反帝、反国民党“围剿”红军的主题，在国统区巴黎公社纪念中亦有体现。3月3日，中共江苏省委发布纪念宣言，号召群众全力“帮助红军，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倡议工人在上海、苏州、南通、无锡举行集会、罢工或示威，“有组织地向资本家国民党作斗争”。翌日，省委还议定“拥护苏联”“拥护红军苏维埃”“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等纪念口号、标语，用于宣传动员。⁴⁵11日，中共山东省委作出纪念决议，亦要求宣传时“首先要联系到拥护苏维埃”,行动中要“举行飞行集会，露天讲演，以至示威游行”。18日，又通告全省工农兵以罢工、罢耕、罢操、游行示威纪念公社，表明“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宣传目的。⁴⁶此种主张在国统区尤其在中心城市开展罢工示威、飞行集会的纪念动员，无疑是王明“左”倾路线推行的反映。

综上，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中共巴黎公社纪念所呈现的武装拥护苏联、反军阀战争、反“围剿”的话语宣传，主要是围绕动员民众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基本目标而展开。这是中共对其所面临的国内外政治形势应变的结果，体现了反国民党为主反帝为辅的纪念诉求。1928年、1929年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反国民党”纪念话语向1930年、1931年“反国民党反帝国主义”⁴⁷的态势演进即是明证。另外，此时中共反帝纪念话语多限于抵制“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及“操纵国民党军阀混战”的宣传层面，并未付诸群众践行，但毕竟指明了反帝斗争的路向，中共土地革命向民族革命过渡亦由此初现端倪。

二、发展民族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战争中期反帝纪念导向的演绎

随着1931年5月和9月红军相继粉碎国民党的第二、第三次“围剿”,中国苏维埃革命迎来兴盛时期。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宣告成立，预示着革命党的中共开始局部执政。因此，如何应对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华的民族矛盾与国民党“围剿”的阶级斗争，进一步稳固新生政权，对中共来说无疑是一大考验。与之相应，以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工农民主专政为目标的苏维埃革命开始向反帝的民族革命演进，这也构成了土地革命战争中期中共巴黎公社纪念的宣传基调。

当然，此宣传基调的形成是中共对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认知深化的反映。1931年9月22日，中共中央即决议“实行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以求民族的与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彻底解放”,强调“只有苏维埃政权才是唯一的能够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权”,“只有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政府，才能真正地进行革命的民族战争”⁴⁸。这不但凸显土地革命的反帝功用，尤其是苏维埃政权的反帝彻底性，还表明开展民族革命战争的前提是推翻国民党统治，正式开启中共土地革命向民族革命的话语转变。1932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进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与反国民党的国内战争”的时局主张，号召民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同时发布“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左”倾决议⁴⁹。可见，动员民众发展民族革命战争，以推动土地革命的“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成为此时中共筹谋时局的中心。1932年巴黎公社纪念因此有了明确的方向。

3月8日，中共闽粤赣省委发布通告，表示纪念巴黎公社“要联系到发展革命战争的任务”⁵⁰。11日，红军总政治部主办的《红星》报所发刘伯坚文章亦突出发展革命战争的纪念意旨：“我们应该而且只有坚决地积极地组织革命战争”,“争取江西全省”及“鄂豫皖数省首先胜利”,提出“夺取中心城市”“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等口号⁵¹。同样主题还体现在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3月16日的纪念社论中。该社论不但指明纪念任务是动员群众“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和临省首先胜利”,表示要“以革命战争，捣毁反革命的国民党统治，以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帝国主义侵掠中国”,还建议3月18日召开的福建省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应“以发展革命战争为中心任务，运用巴黎公社的经验，来巩固新得的胜利”⁵²。

除苏区外，中共在沦陷区、国统区的纪念文本多凸显发展民族革命战争的主题。3月10日，中共满洲省委发布告群众书，表达“只有用法国工人的教训与经验建立民众的革命政权(苏维埃)来领导与扩大民族的革命战争，才能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满洲”,“打倒国民党各派及其统一政府”等纪念诉求⁵³。12日，中共江苏省委在纪念决议中阐明其任务是“进行革命的民族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建立民众自己的政权(巴黎公社式的苏维埃政权)”⁵⁴。18日，中共河北省委发布纪念宣言，提出“拥护中国工农红军的国内革命战争”“争取苏维埃政权在长江流域几个主要省区的首先胜利”等主张，呼吁民众“罢工、罢课、罢操、罢岗，向帝国主义国民党示威”⁵⁵。同日，中共河南省委颁布纪念文告，向民众发出“武装起来进行民族的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一切帝国主义”,“推翻出卖民族污辱民族的国民党”等号召⁵⁶。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纪念文本所提“革命战争”和“民族革命战争”,从词意理解，前者无疑包含了后者，但就文本语境来看是实有所指。“革命战争”系指“国内革命战争”,是中共为推翻国民党统治所开展的阶级革命的表现形式，“苏维埃革命”“土地革命”是其同义语；而“民族革命战争”是以抵御帝国主义侵略实现中华民族解放为目标。二者的关系，自然是“革命战争”居于中心地位，主导“民族革命战争”,上述《红色中华》纪念社论“以发展革命战争为中心任务”的建议即是明证。而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更是直言：“一切工作都要以发展革命战争为主要的中心”,“以革命战争来领导全中国的民族革命斗争”⁵⁷。显然，中共所要发展的“革命战争”,已不再是单纯反国民党的土地革命阶级战争，而是具有领导反帝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新意涵了。

不可否认，上述纪念所倡“民族革命战争”多属文本宣传，尚未扎根于群众。4月4日，张闻天坦言，民族革命战争“还没有成为动员群众与组织群众的中心口号”,强调“争取民族革命战争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中共反帝革命“中心的中心”⁵⁸。此后，中共格外重视推动民族革命战争的群众化。至1933年春，中共动员群众开展民族革命战争的意愿愈趋强烈。由于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奉行不抵抗政策，日军进攻热河与华北，民族危机急剧加深，而国民党军第四次“围剿”更是危及苏区生存。针对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错综激化的危境，3月3日，中共中央与共青团中央联合发布告工农群众书，倡言“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必须与推翻血腥的国民党统治联系起来”⁵⁹。这表明，深入民众发展民族革命战争，成为中共粉碎国民党“围剿”、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急务。这也是1933年其纪念巴黎公社的应有之义。

为更好动员民众发展民族革命战争，早在2月17日，中共中央就作出纪念决定，要求各党部以集会、演讲、刊文的方式宣传巴黎公社的意义和教训，使之与拥护苏维埃、揭穿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紧密结合。同时发布纪念宣言，总结公社打碎旧国家机器及缺乏“工农联合”“严厉的专政手段”等经验教训，强调这是“无产阶级争取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揭批国民党降日卖国和“围剿”苏区、屠杀革命群众的“恐怖政策”及“罪恶”,认为它起着“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与宰割中国民众的清道夫作用”;重点关注中国苏维埃的实践意义，指出“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发展，证明了巴黎公社式的苏维埃政权，不但是先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帜，而且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旗帜”。至于中国苏维埃的光明前景也是令人期待，宣言坚信“只有苏维埃与红军是唯一反帝国主义到底的”,“苏维埃将完成全中国反帝的民族解放与土地革命，争取苏维埃中国的彻底胜利”。⁶⁰宣言将国民党降日卖国与苏维埃、红军的彻底反帝形成鲜明对照，彰显中共领导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前景，其所体现的宣传意旨无疑与上述中共中央纪念决定精神是相通的。事实上，这两个文件规定了随后巴黎公社纪念的基调。3月8日，《红旗周报》刊发《巴黎公社六十二周年纪念》一文，即贯彻了以上文件的意图。该文首先阐发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指出学习其革命经验是纪念的迫切任务。随后，文章揭露国民党进攻红军、投降帝国主义的罪恶，认为这是为“日本帝国主义屠杀中国民众做清道夫”,表示“只有苏维埃政权和工农红军，才是彻底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的民众革命到最后的胜利”。最后，文章发出以民族革命战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粉碎国民党对苏区民众与工农红军的第四次“围剿”等号召。⁶¹

由于中共中央积极推动，巴黎公社纪念在苏区顺利开展起来，且多以文本、演讲、群众大会的方式宣传动员，以示拥护苏维埃政权的重要性。10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发布纪念宣传大纲，表明“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区与红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扩大民族革命战争”等主张⁶²。18日，《红色中华》刊文呼吁苏区工会学习巴黎公社斗争精神，“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大举进攻，争取革命战争的全部胜利”⁶³。同日，董必武在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俱乐部发表演讲时，高度评价巴黎公社所提供的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宝贵经验和革命原则⁶⁴。与此同时，闽浙赣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开幕。大会由临时主席方志敏致开幕词，并伴有鸣炮、奏乐、唱《国际歌》、讲演等会程，斯大林、莫洛托夫、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被公推组成名誉主席团⁶⁵。这种在3月18日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本身就是对巴黎公社很好的纪念，也是维护苏维埃政权的庄严“告白”。

与苏区相比，此时国统区巴黎公社纪念动员要困难得多。由于深受“左”倾路线的影响，中共在国统区的纪念多以飞行集会、游行示威的方式开展，且时常面临国民党当局的戒严与镇压。中共江苏省委、福州市委组织的纪念活动便是显例。2月12日，江苏省委发布决议，要以“组织关车、飞行集会、游行示威”纪念巴黎公社。3月18日，省委宣传部在告民众书中进一步表明“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拥护苏维埃红军，扩大反日反帝的民族革命战争”等纪念主张。遗憾的是，当日上海的纪念集会因国民党及租界当局的严控未能顺利进行。⁶⁶福州的纪念亦有同样遭遇。3月15日，中共福州市委在发出“实行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来争取中国的独立解放”等纪念号召后，于18日组织反帝反国民党为主题的纪念行动，其间有四五千名群众与国民党发生武装冲突，并捣毁两家日本商店，最后由于市委对斗争估计不足，作了群众的尾巴，加之大批宪兵侦探的围捕，“群众情绪是受了很大的打击，斗争便不能发动起来”⁶⁷,其民众动员效果不难想见。

还应看到，上述纪念所倡导的民族革命战争，尽管宣称“反日反帝”,但实际上是以推翻国民党统治的土地革命胜利为前提。究其因由，则与此时国民党军事“围剿”直接危及苏维埃政权生存密切相关。中共这种阶级矛盾高于民族矛盾的认知，随着1933年9月国民党第五次军事“围剿”的到来愈加强化。诚如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所指出：“只有反帝国主义土地革命的胜利，国民党统治的推翻，苏维埃中国的确立，才能够解放中国统一中国”⁶⁸。这不仅将推翻国民党统治的土地革命赋予民族革命的反帝意涵，还指明建立“苏维埃中国”的建政目标。随后，巴黎公社纪念即依此任务而展开，并呈现鲜明的政权区域特色。

一般而言，沦陷区的纪念多以动员民众开展反日民族革命战争为主题。1934年2月23日，中共满洲省委的纪念决议强调其工作要点为：最大限度扩大反日民族革命战争的统一战线；深切吸取巴黎公社缺乏共产党组织等失败教训，建立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领导权；将反日本帝国主义口号深入民众中去；切实组织罢工、飞行集会、示威游行等行动，扩大反日游击战争。由于此决议是根据中共中央“反日反帝统一战线”指示信精神作出的，自然体现了发展民族革命战争的意图。⁶⁹3月2日，省委宣传部所发纪念宣传大纲也突出“扩大和深入反日民族革命战争”主题，认为必须发动群众斗争，“保证反日民族革命战争走向胜利的道路”,同时表示“要打倒一切帝国主义，首先要打倒卖国贼国民党的统治”⁷⁰,体现了中共反帝必先反国民党的理念。

同日，在国统区的中共四川省委发布纪念决议，展示了开展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的双重意涵。决议指出：“动员群众反法西斯蒂白色恐怖，猛烈领导反帝与土地革命，彻底粉碎五次‘围剿’,争取革命在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是纪念的最具体任务。主要工作有：利用公开活动和下层反帝统一战线，开展对英、日绝交，“进行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抗捐运动和分粮等斗争，配合红军进攻，“争取全川苏维埃的胜利”;领导工厂、农村、兵营、学校、街道及各地的纪念会，将其转变为反帝、反法西斯大同盟。18日，省委还呼吁民众在学习公社暴动经验的基础上，联合红军“进行反英的民族革命战争”,以“争取苏维埃的新中国”。⁷¹

相对于中共满洲、四川省委的宣传民族革命纪念话语为主，中央苏区展示了巩固苏维埃政权的土地革命特质。3月17日，正值第五次反“围剿”危难之际，《红色中华》推出体裁多样的纪念专刊。除印有“继续巴黎公社的精神奋斗到底”的醒目标语，专刊还配有题为《最初的苏维埃之旗》的漫画。画中巴黎高楼林立，两支队伍扛着写有“巴黎工人”“国民自卫军”字样的旗帜，正在大街上与法德帝国主义血战，彰显了巴黎公社是苏维埃政权的胚胎与雏形之意。需要指出的是，借助直观形象的漫画手法，有助于传播巴黎公社革命精神，这是以前纪念方式所少见的。同样少见的还有专刊所登载的题为《一颗彗星》的诗歌。作者赞誉巴黎公社像一颗彗星“永远照耀着世界无产阶级的心”,在歌颂其世界革命意义的同时，表明要继续“公社工人英勇的传统”,“向帝国主义国民党坚决地进攻”。此外，成仿吾的纪念文章亦凸显了公社世界革命旗帜导向，指出“巴黎公社的旗帜”不仅对苏联无产阶级有示范作用，还是中国“工人与农民的旗帜”,即“只有学巴黎工人，自己起来为阶级的利益与民族的解放而斗争到底”,流露出反帝反国民党军事“围剿”进而捍卫苏维埃政权的愿景。⁷²18日，中共福建临时省委颁布纪念宣言，发出“以公社宝贵的经验来武装自己”“彻底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五次‘围剿’”“争取苏维埃中国的彻底胜利”等号召⁷³,表明了反帝反国民党巩固苏维埃政权的纪念主旨。

概言之，与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反国民党中心导向的主题构建相比，1932年至1934年中共巴黎公社纪念，更多聚焦发展民族革命战争的语义塑造，虽在沦陷区、国统区、苏区表现各有侧重，但始终贯穿着反帝反国民党的主题。具体而言，主要是抵制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及其对苏区和红军的“围剿”,进而拥护并巩固苏维埃政权。这是由中共现实革命任务所决定的，也是其应对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关系的反映，体现了纪念策略的灵活性与多样性。反帝尤其是反日的意涵在其中得到了彰显，上述“反日反帝”“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一切帝国主义”等纪念表述的盛行即可说明。而国民党政权往往被视为出卖民族利益、投降帝国主义的侵华工具，即充当了“走狗”“助手”和“内奸”的角色⁷⁴。当然，此种“反帝反国民党”的纪念表述虽将“反帝”置于“反国民党”前面来强调，但在中共纪念话语中仍将“反国民党”看作这一时期优先的革命任务，“宣传反帝必首先推翻国民党的政府”“打倒帝国主义，先要打倒国民党”⁷⁵便是颇具代表性的纪念主张。这可谓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反国民党核心纪念诉求的延续，也是中共苏维埃革命目标使然。事实上，尽管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根据共产国际的倡议进行了革命策略调整，将反国民党的“革命战争”口号改为反“卖国的南京政府和日本侵略者”的“民族革命战争”口号，但也只是形式上的改变，“苏维埃政策的内容和目标依然如故”⁷⁶。由是观之，中共并未真正完成由土地革命向民族革命的转变。不过，这一时期纪念所凸显的发展民族革命战争诉求，尤其1934年中共满洲、四川省委的民族革命战争统一战线主张，更是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巴黎公社纪念的主题走势。这表明中共土地革命开始真正转向民族革命。

三、倡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纪念主题的归宿

1934年巴黎公社纪念之后，尽管反“围剿”斗争异常残酷，但并未妨碍中共推行反日民族革命策略的决心。就在4月17日日本官宣中国是其保护国的第4天，中共中央发布“对日作战六大纲领”,即全体海陆空军总动员对日作战、全体人民总动员和总武装、解决抗日军费、成立全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认为这是“民族革命战争的纲领”,其用意在于“尽最大可能团结一切反日的力量来建立真正广大的民众的反日统一战线”⁷⁷。7月8日，博古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发表演说，重申“建立广大的民众的反日统一战线的方针”⁷⁸。正是这种倡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诉求，决定着土地革命战争后期中共巴黎公社纪念的走向。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在此后两年的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忙于率领红军应对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这种生存困境造成1935年至1936年巴黎公社纪念总体处于零星、分散状态，主要由中共地方组织发起，且多在国统区和沦陷区秘密进行。纪念主题基本围绕倡建反日反国民党的革命统一战线而展开，这是中共土地革命向抗日民族革命转轨的真实反映。

1935年2月14日，中共河北省委发出纪念通知，要求各党部用群众会议、讲演队、宣言、传单等形式，广泛宣传巴黎公社经验教训，强调要将宣传与拥护苏维埃和红军联系起来，号召群众捐助红军和组织陕北参观团。此外，通知还明示扩大反白色恐怖斗争，加紧对日作战签名，发动反日反国民党游击战争，实现“对日作战六大纲领”等纪念方案⁷⁹。3月10日，中共河北省委主办的《火线》杂志不仅刊发上述通知，还推出纪念专刊，封面印有“学习巴黎公社的教训与开展反法西斯蒂白色恐怖的斗争”等字样，表明反日反国民党的革命意涵。18日，上海共产党人散发纪念传单时遭到国民党军警镇压⁸⁰,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向共产国际报告：“巴黎公社周年日，我们的宣传材料，例如传单，在上海各地广为散发。这也是我们对敌人企图在上海彻底消灭革命组织的一个回答。”⁸¹这些事例表明，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笼罩下，中共地方组织仍设法纪念巴黎公社，尤其河北省委凸显“对日作战六大纲领”等纪念方案似可说明，此时反帝目标已由土地革命战争中期的“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向单独“反日”聚焦，表明中共倡建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在一些地方组织中得到了贯彻与落实。

1936年的纪念也是屈指可数，中共面临的环境依然严峻。3月8日，北平《向导》刊发纪念专文，主张吸取巴黎公社、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教训，认为“现在法国左派各政党的反法西斯蒂的统一战线已经成功”,其可能带来社会革命的胜利是有保证的⁸²。另外，从此文系参照高尔松的《社会运动全史》写成的事实可推测，其中或有中共的参与。事实上，中共确实领导了北平的巴黎公社纪念。据时任北平“左翼作家联盟”书记陈落回忆，尽管地下组织时遭破坏，但在中共北平市委直接领导下，“文化总同盟”和“左翼作家联盟”都印发了纪念传单⁸³。北平纪念所遭困境同样出现于上海。3月18日，在中共大夏大学支部领导下，大夏学生在参加纪念游行时因散发传单遭到警察殴打，共青团员田冲和沙欧被捕⁸⁴。以上事例堪称中共在白区高压下仍坚持纪念巴黎公社的缩影，反映其动员民众的宣传用意。尽管囿于史料，无法得悉上海纪念实情，但从北平《向导》纪念专文对法国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赞颂，不难想见此时中共组织宣传的背后意图。这与1935年12月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策是相适应的，只不过此统一战线已不再依附于土地革命，而是具有真正民族革命性质了。这是中共对土地革命向抗日民族革命转变认知深化的结果。

早在1935年10月，日军觊觎华北致民族矛盾激化之际，中共中央就曾表示“依各地具体情形运用”统一战线的上、下层形式⁸⁵,突破了六届五中全会“必须坚决地为着创造反帝的下层统一战线而斗争”的规定⁸⁶,这为土地革命向抗日民族革命转变指明了路向。10月22日，张闻天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表示：“现在保卫苏区要变为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要把土地革命与反帝直接结合起来。”⁸⁷随着日军吞并华北，民族危机进一步加剧，中共中央于11月13日特发宣言，指明“抗日反蒋是全中国民众救国图存的唯一出路”,同时将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与反蒋的“革命战争”视为“不可分离两位一体的任务”⁸⁸,改变了土地革命战争中期所倡导的推翻国民党统治是开展民族革命前提的主张，开启了抗日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的一体化进程。同日，中共西北中央局要求各党部开展民族革命战争，即“由反蒋战争进到反日战争”。21日，张闻天在《斗争(西北版)》上发文亦直言促使反蒋战争“转变为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⁸⁹12月25日，中共中央强调：“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并发出“把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结合起来”的号召⁹⁰。这实际上完成了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的对接，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正式确立。不过，其斗争对象依然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的统治”⁹¹。这也是1936年中共巴黎公社纪念的主题及困境因由所在。

统一战线策略虽已提出，践行却非易事。对中共而言，实现土地革命向抗日民族革命的彻底转变，需要克服“左”倾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干扰。1936年4月10日，负责指导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的刘少奇专门著文批判，并指出：“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成为我党领导中国革命到胜利之路的中心问题和主要关键”⁹²。不过，统一战线地位的提升及社会基础的扩大，只是表明土地革命向抗日民族革命彻底转变的可能，但要实现真正转变必须有国民党的加持，才能形成全民族抗日救亡的新局面。显然，既有的“抗日反蒋”方针难以适应形势所需，调整势在必行。8月10日，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现在民族革命是第一，土地革命的策略的改变，主要是适合民族革命。”为此，会议开始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向“逼蒋抗日”转变。⁹³其后，8月25日、9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致国民党书和“逼蒋抗日”的指示，呼吁“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⁹⁴,实现“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的方针转变，为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铺设了道路。

12月，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和平解决，为国共结束内战走向合作提供了契机，预示着中共巴黎公社纪念迈向动员全民族抗日救亡的新阶段。1937年2月，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实行“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等要求，表示愿在实现“团结全国一致抗日”的基础上，承诺“停止推翻国民政府”“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等保证，“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全部胜利而斗争”⁹⁵。这表明，中共已摒弃创建苏维埃政权、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政治路线，真正实现了土地革命向抗日民族革命的转轨。相应地，其巴黎公社纪念主题亦向倡建“联蒋抗日”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转变。3月21日，中共在巴黎发行的《救国时报》所发纪念评论就体现了这种转变。评论认为，巴黎公社有三个方面的意义值得纪念：(1)它是“人类解放的一盏照路明灯”,也是“为国家民族之独立自由与幸福而斗争的绝顶英勇与绝顶忠诚的模范”,因此，“不能不使今日为中国独立自由与幸福而奋斗的一切爱国的中国人所纪念、崇拜、奋起”。(2)“公社第一次在人类历史上实行了真正的广泛的民主制度”,如人民有选举、创制、复决、罢免等权利，有集会、出版、结社、言论等自由，还规定以公社形式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这种为民主共和而奋斗的英勇精神，应当使今日我国为继续孙中山先生遗志来建立民主共和制度，来和平统一中国以抗日救国而奋斗的一切爱国的中国人所纪念、崇拜、奋起”。(3)“公社是民族团结，一致御侮的榜样”。公社是法国一切有民族意识的优秀分子的结合，特别是巴黎工人作为骨干，是最彻底忠实于公社事业的力量，正因其英勇忠诚，才能团结巴黎市民“齐起为保卫祖国而奋斗”,因此，“要救国御侮必须团结并动员一切力量，而工人阶级从来就是为国家民族而奋斗的最坚决，最英勇与最伟大的先锋力量。”评论最后呼吁：“当此我国必须团结及动员一切力量来抗日图存的时候，凡我爱国同胞，应当纪念并学习巴黎公社这一伟大的历史教训。”⁹⁶

《救国时报》的纪念评论，主要是通过宣扬巴黎公社在践行民族独立自由、民主共和与民族团结御侮方面的经验，动员国人抗日救国。该报系中共在国外从事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机关报⁹⁷,其纪念评论所倡导的“团结及动员一切力量来抗日图存”,实质上是中共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反映，只不过此时统一战线并未形成，还停留在呼吁民众起来组织的运筹阶段，且尚未得到国民党中央的认可和参与。然而，七七事变的爆发，为国共合作共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造了机遇。面对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7月15日、21日，中共相继发布组织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实现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⁹⁸。9月22日、23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蒋介石先后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承认中共合法地位的谈话，宣告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⁹⁹。至此，土地革命战争后期中共纪念巴黎公社所倡建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诉求得以完全实现，并奠定了全面抗战时期的纪念主题基调。

四、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民族革命：巴黎公社纪念理路及其内在关联

在经历大革命失败的阵痛后，中共毅然扛起反抗国民党、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土地革命大旗。此种完全效法苏俄革命模式，表明中共对革命道路与建政理论的探索走向实践的新阶段，也开启了其局部执政的历史进程。被列宁誉为“苏维埃政权萌芽”的巴黎公社¹⁰⁰,所蕴含的无产阶级首次专政的典范意义及经验教训，恰好契合了中共革命执政的迫切需要。因而，如何借巴黎公社纪念，充分发掘其初始意涵并将之与现实诉求有机结合，成为中共动员民众开展苏维埃革命及建政的重要内容，且在话语构建与宣传动员层面表现出鲜明的由土地革命向抗日民族革命的演进理路。

从纪念话语构建看，中共通常的做法有4个步骤：首先，着眼于巴黎公社系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施行首次专政的世界革命蓝本意义的阐发，如通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先导”“先例”“第一次”“第一声”“第一页”等表述，以及巴黎公社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解放的灯塔”、苏维埃政权的“雏形”“模样”“前身”“新纪元”等意涵的宣扬，动员民众效仿巴黎工人武装暴动，实现摧毁国民党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目的。

其次，阐述公社所颁行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措施。如实行选举制，官员由人民选任，其薪金不得超过普通工人工资；废除常备军，成立国民军；宣布政教分离，没收教堂财产；用立法、行政一体的政制取代资产阶级代议制；规定人民有结社、集会、居住、言论的自由；保障工人权利，提高工资，禁止夜工，推行八小时工作制；将逃跑企业家的工厂交工人管理；取消房租；建设公共食堂；减少私营生产，提倡国营实业；普及免费教育；改良市政，注重公共卫生等。以此彰显巴黎公社“工人的民主政府”的属性¹⁰¹,证明无产阶级不仅能暴动夺取资产阶级政权，还具有革除积弊、建设新政的强大创造力和执政能力。通过对巴黎公社良善执政形象的构建，自然利于激发工农民众为实现和巩固苏维埃政权而奋斗。

再次，注重总结公社经验教训，认为这能提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政权的具体方法”,形成“世界革命的指针”¹⁰²,同时也是“学习革命的教材”¹⁰³,即通过学习，可以免除“公社的弱点与错误”,进而“争取无产阶级胜利的解放”¹⁰⁴。因此，总结经验教训，将其更好应用于指导苏维埃革命与政权建设，是中共纪念巴黎公社的意义和任务。这尤以反思公社失败原因居多，主要有：缺乏统一集中而强固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无明确的政治纲领争取、团结群众；没有彻底肃清投降卖国的法国资产阶级势力；巴黎无产阶级孤军作战，缺少农民援助，也未与国际无产阶级组成联合战线；未能没收资产阶级财产尤其是银行来解决财政危机，反而给敌人以反革命的费用。当然，这些反思主要是以马克思、列宁对公社失败教训的分析为蓝本，堪称是其理论中国化的写照。

最后，针对上述经验教训，结合自身革命建政实情，在纪念中提出诸如实行土地革命、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巩固工农联盟、强化组织建设、扩大政纲宣传、坚决执行无产阶级独裁制、彻底消灭封建经济基础、发展民族革命战争、拥护苏维埃红军、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趋时主张，既推进马克思主义革命与建政理论的中国化实践，又表明中共开展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的双重政治诉求，反映这两种革命话语权势转移的复杂样态。

从纪念宣传动员看，中共主要采取文本纪念。这包括两大类：一是由中共党团成员署名的纪念专文和特刊，其载体既有在苏区刊行的《红星》《苏维埃》《红色中华》《新中华报》,也有在国统区秘密印发的《红旗》《红旗周报》《上海报》《火线》,以及在海外发行的《救国时报》等中共所属报刊；二是由中共党团发布的通告、通知、决议、宣言、传单、宣传大纲、告民众书、漫画、诗歌等。这两类文本具有成本低、传播迅速且范围广泛的优点，有助于纪念话语对民众的宣传动员。此外，还有纪念会、演讲报告、游行示威乃至武装暴动等方式，通常以工农群众为动员对象。这些宣传动员方式相得益彰，共同推动了巴黎公社纪念在苏区、国统区、沦陷区以及海外的传播，为中共民众动员的深入拓展了地理空间。从纪念宣传动员对象由土地革命战争前中期工农群众为主扩充至后期各阶层民众的事实，反映了中共为建设布尔什维克化政党的努力，亦可证实其土地革命向抗日民族革命的演进理路。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多号召工农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体现了反国民党的纪念主题；土地革命战争中期，则聚焦民族革命、苏维埃革命的宣传动员，这两种革命话语的交织并存，表明中共反帝必先反国民党的纪念旨趣，折射其阶级利益重于民族利益的价值取向；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纪念主题又演绎为联合国民党向创建统一战线的抗日民族革命转变，体现了中共阶级利益服从于民族利益的价值追求。

中共巴黎公社纪念所展示的由土地革命至抗日民族革命的理路演进，为考察这两种革命话语的权势转移提供了典型样本，由此或可寻绎出隐匿其背后的诸多内在关联。

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尤其是土地革命、民族革命的策略认知与探索，决定着中共纪念主题的生成和变化。早在1923年5月国民革命兴起前夕，共产国际就指示中共要同时进行反帝的“民族革命”和“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随着国民革命的推进，共产国际愈加认识到开展土地革命的重要性。1926年1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重点是土地革命”。¹⁰⁵1927年5月，斯大林指出：“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和内容”,进而强调此民主革命“就是土地革命加上反帝斗争。谁看不到这一点，谁就对于殖民地革命的性质一窍不通”¹⁰⁶。毫无疑问，斯大林的中国革命指示是建立在列宁的民族殖民地理论基础上的。由此，“反帝国主义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具有“不可分离的肌体关系”¹⁰⁷,便构成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基本认知。但是，由于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大革命时期中共未能很好贯彻这一认知，而是“把民族革命同土地革命对立起来”¹⁰⁸,即“将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任务截然分割开来，主张在民族革命‘阶段’中根本不谈土地问题，以便维持民族革命的统一战线”,最终“使中国革命动力中最广大的群众(基本农民)不能卷入革命的怒潮，结果不仅出卖了土地革命的行动，同时也就断送了武汉时期民族革命既得的胜利”¹⁰⁹。

针对中共注重民族革命而轻视土地革命的做法，大革命失败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再次强化开展土地革命的主张。1927年9月，斯大林在共产国际召开的会议演说中就声言“现阶段中国革命的基础是农民土地革命”¹¹⁰。1928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重申，“目前中国革命所处的时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并指明中共动员群众的口号是“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实现全中国的统一，摆脱帝国主义压迫，推翻现政权，建立工农专政，组织苏维埃”¹¹¹,这意味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即斯大林所言“苏维埃革命阶段”已真正到来¹¹²。际此情状，中共遂将“苏维埃政权胚胎”意蕴的巴黎公社提上纪念日程，并以马列主义暴力革命学说，动员工农武装暴动夺取国民党政权，实现“苏维埃中国”的革命建政目标。这种反国民党纪念主题的生成，是中共对大革命时期被屠杀的本能强力回应，体现其已将阶级矛盾视为土地革命初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民族矛盾则被置于次要地位。其间，1929年2月，共产国际曾函令中共中央开展革命“必须首先充分地考虑到民族因素(特别是反帝斗争)的特殊意义”¹¹³,但李立三“将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任务截然分割”的“左”倾路线却未能执行反帝斗争，反而固化土地革命的反国民党主题。李立三认为“土地问题之外，再没有反帝运动”,这就违背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关于中国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不可分离”的指示，结果造成“群众不能在反帝斗争中动员和组织起来”,“不仅障碍和取消了反帝的群众运动，同时也就障碍和挫折了一九三〇年红军与苏维埃运动的发展”¹¹⁴。尽管1930年、1931年中共巴黎公社纪念在强调反国民党主题的同时，也提出了“反帝”话语，但多限于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即为“拥苏”而“反帝”,这与此时共产国际对中国反帝运动指示持“保卫苏联”的导向密切关联¹¹⁵。事实上，此种“苏联利益至上”的反帝运动脱离中国革命实情，并不能有效动员民众。诚如刘少奇所言：“‘九一八’日本武装占领了满洲，我们同志却强调地提出‘拥护苏联’的口号，把挽救中国民族危亡的口号放到第二位。这样，怎能使我党和同志走到广大群众中去!”¹¹⁶这就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土地革命的开展。

其实，在九一八事变前中共就已意识到反帝工作滞后给土地革命造成的影响。1931年6月5日、6日，中共中央接连作出动员群众扩大反帝运动的决议。一方面检讨未能真正向反帝工作转变，“尤其是对于拥护苏联的工作，犯到极不允许的忽视的错误”¹¹⁷,做实了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其纪念巴黎公社的反国民党主题；另一方面阐明反帝运动对于土地革命的重要意义，不仅指出“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的最严重的最危险的敌人，是进攻红军的军阀部队的真正组织者与后台老板”,还要使群众认识“只有彻底的反帝的民族革命的胜利才能保证土地革命的最后胜利”¹¹⁸。由此可见，开展反帝的民族革命成为中共动员群众推进土地革命的重心所在，反映其开始将民族利益置于优先地位的价值取向，且此取向随着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的激化而愈趋强烈，共产国际关于开展民族革命的指示亦起了导向作用。1931年12月，共产国际电告中共中央，要“武装民众，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者，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和独立及中国的统一的民族革命战争”,强调战争取胜的前提是“民众推翻国民党的革命行动”,认为“只有苏维埃中国和中国红军才能保证”民族解放与国家统一¹¹⁹。1932年2月，共产国际再次指示中共中央发动民众“进行民族的革命战争”,并要着重宣传国民党的不抗日和进攻苏区红军，借此宣扬“红军将最坚决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一直到中国的完全解放”的主张¹²⁰。上述指示为中共指明了开展民族革命的对象、目标、前提、保证和任务，表明革命对象由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的国民党为主扩充为日本和一切帝国主义，且反国民党仍居于“前提条件”的优先地位，即反帝必先反国民党是其显著特征。也就是说，开展反帝的民族革命必须首先推行反国民党的土地革命。这两个指示成为中共发展民族革命战争的基本指针，推动其巴黎公社纪念的土地革命特质的转向。

当然，中共实现土地革命向民族革命的转向并非坦途，而是深受如何应对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困扰。面对九一八事变后日渐深化的民族危机，中共唯有践行反帝尤其是反日的民族革命，方能更好实施民众动员。其实，中共中央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提出动员群众发展民族革命战争的基本策略：以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和一切帝国主义，保卫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推翻卖国辱国的国民党政府，是胜利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先决条件；只有苏维埃政府与红军才能彻底进行和领导民族革命战争，达到完全的民族解放¹²¹。这就直接奠定了土地革命战争中期纪念的主题基调，主要表现为通过批判国民党对外投降卖国、对内镇压群众革命运动，尤其是“围剿”彻底反帝的苏区和红军，阐明建立、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正当性，并借助推翻国民党统治的土地革命是开展民族革命前提和先决条件的话语建构，表明其反帝必先反国民党的纪念主张，进而彰显苏维埃和红军是反帝民族革命的唯一领导者，即以土地革命来领导民族革命的纪念意旨，由此形成这两种革命话语交融并存的态势，从而将土地革命赋予民族革命的新意涵，反映中共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纠结和良苦用心。

按照列宁的殖民地革命理论，对身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共而言，自然应将开展反帝的民族革命作为革命策略的首选，这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一贯主张，尤其随着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的凸显，中共反帝反国民党的革命重任愈加艰巨，遭遇到如何应对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严峻考验。一面是中日民族矛盾逐渐成为社会主要矛盾，必须大张旗鼓地开展反日民族革命，才能更好动员民众，否则将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另一方面是更要面对来自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的阶级矛盾威胁其生存的考量。对此，中共只好针锋相对，将“推翻国民党政权和支持苏维埃的口号提到首位”¹²²,试图化解这个最急迫的生死攸关问题。两相权衡的结果是民族矛盾往往服从阶级矛盾，这是中共注重反国民党的土地革命特质决定的，所以其纪念话语呈现反帝必先反国民党的以土地革命领导民族革命的意旨也就不难理解了。不过，中共这种阶级矛盾重于民族矛盾的价值取向，只是在国民党军事“围剿”与日本侵华的民族危境中权衡的结果，并不意味着其对民族矛盾的漠视。相反，通过考察土地革命战争中期纪念话语将反帝置于反国民党前面来强调的事实，即可说明中共实已知悉反帝这个民族矛盾应高于反国民党的阶级矛盾的道理。另外，这一时期沦陷区、国统区纪念活动所凸显的发展民族革命战争的宣传主题亦可证实。

中共这种由土地革命向民族革命的转变，在1935年中共河北省委巴黎公社纪念意旨中得到很好体现，并反映了由土地革命战争中期反帝必先反国民党至倡导反日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态势演进。尽管此时国民党仍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剿共方针，阶级矛盾的生存威胁依然严峻，但中共实已放弃反帝必先反国民党的策略，其反帝亦向反日聚焦，将民族革命置于反国民党的优先地位，且随着1935年8月共产国际七大关于中国应建立“民族革命战争”的“人民反帝战线”任务¹²³的提出而愈趋鲜明。1937年3月，中共巴黎公社纪念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即是例证。

总之，中共巴黎公社纪念由土地革命至抗日民族革命的理路演进，既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策略，尤其是列宁民族殖民地革命理论的影响使然，更是革命党与执政党一身二任的中共，对国民党军事“围剿”和日本侵华所致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认知深化的结果与反映。正是这些因素的合力，不仅推动了中共巴黎公社纪念由土地革命向抗日民族革命的理路演进，同时纪念宣传动员也对这两种革命策略转向起了重要助推作用。但是，巴黎公社纪念也存在一些偏差，如宣传“武装保卫苏联”“夺取中心城市”“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等主张，既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素奉“苏联利益至上”的狭隘民族主义立场及其一些背离中国革命实际的指示、政策相关，也是中共“左”倾路线尤其是冒险主义一度盛行的产物。在国统区盲目举行纪念集会、示威亦是如此。1936年3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就批评中共在巴黎公社等纪念日的冒险示威，“使自己丧失了积蓄力量的机会”¹²⁴。深谙白区工作的刘少奇更是直言不讳：“纪念节在过去几乎成了我党冒险主义‘教徒’的‘礼拜日’。在这一天，照例要发宣言、发传单、出特刊、关车、罢工、到马路上示威、叫口号、开会等”,“他们认为这是‘礼拜日’,不管天晴落雨总是要作‘礼拜’的。结果在这些纪念节的损失，是难以计算的”¹²⁵。上述带有“左”倾印记的纪念主张及行为，不仅民众动员效果有限，影响土地革命的开展，还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中共对苏联革命模式的盲从，而这恰恰反映了其土地革命向抗日民族革命转轨的曲折复杂样态。

注释

1《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31页。

2《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1921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3页。

3代表性成果有金冲及:《抗战前夜中共中央战略决策的形成》,《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65—343页;刘会军、白路:《中共东北党组织由“苏维埃运动”到“反日民族革命”转型的路径》,《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6期;等等。

4大学:《为甚么纪念巴黎公社》,《中国青年》第69期(1925年3月7日)。

5目前学界涉及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纪念巴黎公社的成果主要有两种分析路径:一是侧重于纪念史实的描述,如陈叔平的《巴黎公社与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二是着意于中共对巴黎公社的认知和宣传,如赵付科的《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共报刊对巴黎公社的宣传》(《中国石油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束锦、闾小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始样本——苏维埃运动时期毛泽东对巴黎公社的认知与实践》(《天津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以上成果对推进巴黎公社在中国的传播研究不无裨益,但缺乏全面系统分析,更遑论从纪念演进视角关注中共土地革命向抗日民族革命的转轨问题,以及隐匿其背后的内在关联。这是本文探讨的重心所在。

6早在大革命时期中共就已开展巴黎公社纪念,借以动员民众从事党建实践。参见霍新宾:《巴黎公社纪念与中共党建的早期探索》,《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2021年第2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260—300页。

7《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1927年7月1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206页。

8《政治议决案》(1928年7月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306页。

9《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议决案》(1927年8月21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74、477页。

10《中共中央政治报告》(1927年9月15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第500页。

11《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政治局九月十九日会议》,《中央通讯》第6期(1927年9月30日)。

12参见李维汉:《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回忆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

13《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1927年11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第622、625、626页。

14李维汉:《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回忆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

15金冲及:《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三次“左”倾错误的比较研究》,《党的文献》2000年第2期。

16《中共中央关于中国政治现状与最近各省工作方针议决案》(1928年1月22日)、《中央通告第三十六号——关于革命形势与斗争策略的决定》(1928年3月6日)、《中央通告第三十七号——关于没收土地和建立苏维埃》(1928年3月10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89、119—120、137—139页。

17《纪念巴黎公社与北京惨案宣传大纲》(1928年3月5日)、《中共福建省委、团福建省委告工农兵——为巴黎公社与北京惨案纪念》(1928年3月18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年—1928年):省委文件》(上),1984年印行,第153、155、165、166页。

18《中共山东省委通告第三十五号——关于纪念巴黎公社问题》(1928年3月6日),《山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8年3月—1928年年底)》甲3,1995年印行,第21、23、24页。

19参见孙旭鹏等:《岐山教育界的革命先驱雷星阶先生生平事略》、范生文:《“三·一八”巴黎公社纪念大会》、王启才:《省委交通员来岐山恢复组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岐山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岐山文史资料》第4辑,1989年印行,第20、21、52、54页。

20《中共福建省委四五月份报告——济难工作》(1928年6月),《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年—1928年):省委文件》(上),第293页。

21参见黄鼎臣:《从中共东京特支到反帝大同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革命史资料》(1),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第33—34页。

22《政治议决案》(1928年7月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298、309—310、314、320页。

23易元:《“三一八”纪念》,《红旗》第16期(1929年3月15日)。

24《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纪念“三一八”宣言》(1929年3月18日),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1921年7月—1949年9月)》,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第195、196页。

25《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纲要》(1929年6月25日)、《政治决议案——现在革命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1929年6月)、《宣传工作决议案》(1929年6月2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第152、153、183、253页。

26《中国共产党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宣言》,《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8期(1929年8月1日)。

27《中共中央为反对军阀战争宣言》(1929年9月)、《中央通告第五十九号——为巩固与发展党的无产阶级基础》(1929年12月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491、556页。

28《中央通告第七十号——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中心策略》(1930年2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27—28页。

29《河南省委通告第二号——关于三月十八日纪念节工作的布置》(1930年2月20日),《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1930年):省委文件》(下),1983年印行,第335、336页。

30《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三·一八”纪念宣传大纲》(1930年2月22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0年):中共广东省委文件》(1),1984年印行,第150—151页。

31《中共闽西特委通告第三十一号——关于“三·一八”纪念日工作大纲》(1930年3月3日),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等编:《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3辑,1982年印行,第153、154页。

32《中国共产青年团为“三一八”宣言》(1930年3月18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7册,1959年印行,第273页。

33《中华全国总工会为“三一八”纪念告工友书》(1930年3月18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运动史研究室编:《中国工会历史文献》第2集,工人出版社,1958年,第504页。

34《以彻底的群众斗争来纪念流血的三一八》《继续三一八的精神打倒刽子手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上海工会联合会宣言》,《上海报》1930年3月18日。

35《江苏省执行委员会“三一八”纪念宣言》(1930年3月18日),《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0年1月—3月):省委文件》,1985年印行,第607、609页。

36《中共湖南省委致湘鄂赣边特委信(省字一七四号、边字四十三号)——对“三·一八”纪念节宣传工作中某些错误的批评》(1930年4月6日),《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0年—1931年):省委文件》,1988年印行,第161—162页。

37《湘鄂赣边境特委给湖南省委并转中央的工作报告(第一号)》(1930年6月27日),湖南省档案馆等编:《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57页。

38《中共湖南省委三月份总报告——政治形势与工农斗争,湘鄂赣边境红军的胜利与群众斗争,党的组织状况与准备全省暴动的布置》(1930年4月4日),《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0年—1931年):省委文件》,第147页。

39《湘鄂赣边境特委给湖南省委并转中央的工作报告(第一号)》(1930年6月27日),《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1辑,第392页。

40参见《中央通告第八十三号——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1930年7月18日)、《中央通告第八十四号——为充分实现六月十一日政治决议的策略路线》(1930年7月21日)、《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组织任务》(1930年7月22日)、《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1930年9月)、特生:《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1930年9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169—170、174、182、282—283、353页。

41《给中国红军及各级党部训令——关于第二次反“围剿”的指示》(1931年2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46、150页。

42《中共苏区中央局通告第十六号——准备“上海暴动”与“巴黎公社”纪念节的工作》(1931年2月28日),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2),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468、1469页。

43《闽西苏维埃政府通告第二十四号——关于“三一八”纪念的实际工作》(1931年3月8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1年—1933年):苏维埃政府文件》,1986年印行,第59页。

44《中共福建省委关于纪念巴黎公社北京惨案拥护闽西苏维埃政权宣言》(1931年3月18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1年—1934年):省委文件》,1985年印行,第130页。

45《江苏省委关于巴黎公社、上海三次暴动纪念宣言》(1931年3月3日)、《江苏省委关于纪念“三一八”、“三二一”工作的决议》(1931年3月4日),《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1年1月—8月):省委文件》,1986年印行,第216、217、222、223页。

46《中共山东省委关于“三·一八”纪念决议案》(1931年3月11日)、《中共山东省委为“三·一八”纪念告全省工农兵士》(1931年3月18日),《山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1年3月—1932年年底)》甲6,1995年印行,第9、24页。

47特生:《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1930年9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353页。

48《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1931年9月2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420、422页。

49《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1932年1月1日)、《中国共产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锦州号召民族的革命战争的宣言》(1932年1月5日)、《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1932年1月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2、15—17、34页。

50《中共闽粤赣省委通告新编第二号——纪念巴黎公社,拥护全省苏维埃代表大会》(1932年3月8日),《闽粤赣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1933年)》,1985年印行,第106页。

51伯坚:《纪念巴黎公社发展革命战争》,《红星》第11期(1932年3月11日)。

52观澜:《纪念“三一八”与庆祝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红色中华》1932年3月16日。

53《中共满洲省委为“三·一八”纪念告满洲群众书》(1932年3月10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2月—7月)》,1988年印行,第40、42页。

54《江苏省委关于“三一八”纪念日的决议》(1932年3月12日),《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1年9月—1932年8月):省委文件》,1986年印行,第329—330页。

55《河北省委为纪念“三一八”宣言》(1932年3月18日),《河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1月—6月)》甲8,1997年印行,第255、256页。

56《中国共产党河南省委员会为“三一八”纪念告河南劳苦群众书》(1932年3月18日),《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1年—1932年):省委文件》,1985年印行,第314页。

57《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给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大会的指示》,《红色中华》1932年3月23日。

58洛甫:《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1932年4月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第622、623页。

59《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热河与华北告全国工农劳苦群众书》(1933年3月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96、101页。

60《关于巴黎公社六十二周年与北京“三一八”惨案七周年纪念的决定》《为巴黎公社六十二周年和北京惨案七周年纪念宣言》,《红旗周报》第58期(1933年3月8日)。

61《巴黎公社六十二周年纪念》,《红旗周报》第58期(1933年3月8日)。

62《“三一八”纪念宣传大纲》(1933年3月10日),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等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下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256、1257页。

63然:《两次武装暴动的教训》,《红色中华》1933年3月18日。

64参见《董必武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03页;《董必武传略》,法律出版社,1985年,第52页。

65《闽浙赣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六天经过概况(节录)》(1933年3月18日至23日),中共上饶县委党史办等主编:《中共上饶县党史资料》,1992年印行,第105—106页。

66《江苏省委关于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纪念与“三一八”的决议》(1933年2月12日)、《江苏省委宣传部为“三一八”巴黎公社和北京惨案纪念告江苏民众书》(1933年3月18日),《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9月—1933年5月):省委文件》,1987年印行,第386、512、513页;《三一八纪念日华租当局临时戒备》,《申报》1933年3月19日。

67《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纪念“三一八”号召书》(1933年3月15日)、《陶铸关于福州的工作报告》(1933年5月1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3年—1934年):福州市委文件》,1986年印行,第35、37、55—56页。

68《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1934年1月1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1—32页。

69《中共满洲省委关于“三·一八”巴黎公社六十三周年纪念日工作决议》(1934年2月23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4年1月—6月)》,1989年印行,第41—44页。

70《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关于“三·一八”巴黎公社六十三周年纪念日宣传大纲》(1934年3月2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4年1月—6月)》,第47、50、52页。

71《四川省委给各级党部的信——关于纪念“三·一八”工作决议》(1934年3月2日)、《四川省委告全川民众书——为纪念巴黎公社六十三周年与“三·一八”惨案八周年》(1934年3月18日),《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4年):省委文件》,1986年印行,第150—152、193—194页。

72长卢:《一颗彗星》、仿吾:《纪念巴黎公社》,《红色中华》1934年3月17日。

73《中共福建临时省委为巴黎公社六十三周年北京惨案八周年纪念宣言》(1934年3月18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1年—1934年):省委文件》,第264、265页。

74《四川省委通知(蓉字第四十二号)——纪念巴黎公社和北京“三·一八”惨案工作布置》(1933年2月27日),《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1933年):省委文件》,1986年印行,第342、343页。

75《四川省委通知(蓉字第四十二号)——纪念巴黎公社和北京“三·一八”惨案工作布置》(1933年2月27日),《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1933年):省委文件》,第344页;《“三一八”纪念宣传大纲》(1933年3月10日),《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下册,第1256页。

7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前言”,第14页。

77《中央致各省委,县委,市委的一封秘密指示信——关于开展反日反帝运动和组织民族革命战争的策略问题》(1934年4月20日)、《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1934年4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249、256、683—685页。

78《为着实现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国共产党做了什么和将做些什么?》《斗争(苏区版)》第69期(1934年8月4日)。

79《关于“三一八”纪念日的工作的通知》,《火线》第33期(1935年3月10日)。

80《今日“三一八”纪念全市军警加紧戒备》,《申报》1935年3月18日。

81《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信》(1935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386页。

82开路人:《伟大的“巴黎公社”》,《向导》第1卷第8期(1936年3月)。

83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会址纪念馆等:《“左联”纪念集(1930—1990)》,百家出版社,1990年,第212页。

84项伯龙主编:《青春的步伐——解放前上海大中学校学生运动史专辑》,同济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5页。

85《中央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1935年10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564、566页。

86《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1934年1月1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45页。

87《长途行军结束后的新任务》(1935年10月22日),《张闻天文集》第2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第1页。

88《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1935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574—575页。

89中共西北中央局:《关于开展抗日反蒋运动工作的决定》、洛甫:《日本帝国主义的新进攻与民族革命战争的紧迫》,《斗争(西北版)》第74期(1935年11月21日)。

90《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瓦窑堡会议)》(193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604、622页。

91《中央为转变目前宣传工作给各级党部的信》(1936年1月2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编:《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15—1937)》,学习出版社,1996年,第1199页。

92刘少奇:《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1936年4月10日),《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15—1937)》,第1203、1204页。

93《要推动南京进一步向抗日方面动摇》(1936年8月10日),《张闻天文集》第2卷,第134、135页。

94《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1936年8月25日)、《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77、89页。

95《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意义及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宣传解释大纲》(1937年2月15日),《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15—1937)》,第1244—1246页。

96国史:《纪念巴黎公社》,《救国时报》1937年3月21日。

97吴玉章:《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第179页。

98《中央关于组织抗日统一战线扩大救亡运动给各地党部的指示》(1937年7月15日)、《中央关于目前形势的指示》(1937年7月2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289、293页。

99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63—364页;《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148页。

100《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0页。

101《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关于“三·一八”宣传大纲》(1932年3月8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2月—7月)》,第26页。

102观澜:《纪念“三一八”与庆祝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红色中华》1932年3月16日。

103《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三·一八”纪念宣传大纲》(1930年2月22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0年):中共广东省委文件》(1),第148页。

104《巴黎公社六十二周年纪念》,《红旗周报》第58期(1933年3月8日)。

105《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1923年5月)、《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1926年12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78、276页。

106《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的讲话》(1927年5月24日)、《第三十六次会议》(1928年8月18日),《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316、488页。

107《中央关于加强苏区反帝工作的决议——对于〈动员群众扩大反帝运动的决议〉的补充决议》(1931年6月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284页。

108《中国革命的教训》(1927年8月9日),《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341页。

109《中央关于加强苏区反帝工作的决议——对于〈动员群众扩大反帝运动的决议〉的补充决议》(1931年6月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284—285页。

110《斯大林关于反对派在中国三个问题上的政治面貌的讲话》(1927年9月27日),《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346页。

111《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1928年2月),《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350、351—352页。

112《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15页。

113《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1929年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2页。

114《中央关于加强苏区反帝工作的决议——对于〈动员群众扩大反帝运动的决议〉的补充决议》(1931年6月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285页。

115《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1929年10月26日),《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2辑,第87页。

116刘少奇:《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1936年4月10日),《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15—1937)》,第1207页。

117《动员群众扩大反帝运动的决议》(1931年6月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278页。

118《中央关于加强苏区反帝工作的决议——对于〈动员群众扩大反帝运动的决议〉的补充决议》(1931年6月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287—288页。

119《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关于反帝斗争问题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1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86页。

120《共产国际对于上海事变的指示》(1932年2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第609页。

121《为着实现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国共产党做了什么和将做些什么?》,《斗争(苏区版)》第69期(1934年8月4日)。

122《为着实现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国共产党做了什么和将做些什么?》,《斗争(苏区版)》第69期(1934年8月4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前言”,第18页。

123《法西斯的进攻和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统一、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1935年8月20日),《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2辑,第448、449页。

12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关于中国的形势和中共的任务的指示文件草案》(1936年3月5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166页。

125刘少奇:《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1936年4月10日),《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15—1937)》,第1205、12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