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代会与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百年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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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2-21 15:21:28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学报. 2023(05) 许冲字号【大中小】

摘要：党的会议是建构中共党史记忆的重要契机和政治机制，中共党史借助党的会议所创设的历史记忆之场，有望形成兼具组织权威和科学权威的政治共同体记忆。基于二者间高度自洽的功能耦合性，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记忆中共创建史，确系建构党的政治认同的内在规定和必然要求。整体考量党代会记忆中共创建史的百年实践，它既建构了党的创建的史事记忆、价值记忆和精神记忆，也释放出承传历史、刻写记忆、建构形象、塑造认同、启迪未来的价值功能，还立足于锚定记忆要髓、彰显民族视野、创新知识生产、优化叙事方式等多个维度，凝聚了持续推进中共党史记忆工程建设的经验启迪。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创建史；历史记忆；政治认同；

整体考量党的百年记忆政治实践，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最具组织权威性的记忆之场，党的创建历史是独具象征意义和符号价值的记忆对象。基于总结历史经验、塑造政党形象、擘画政策纲领、建构政治认同等多重诉求，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借助党代会来记忆党的创建历史。党的十九大闭幕后，习近平在带领全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强调：“党的全部历史都是从中共一大开启的，我们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1](P184)这也深刻说明，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在带领全国人民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征途中，务必要持续强化党的创建历史记忆，特别是要能够从中凝聚出团结全体中国人民进行一切奋斗和一切创造的精神动力。有鉴于此，本文拟从研判党的权威记忆之场出发，历史地考察党代会记忆党的创建历史的功能耦合、演变过程和经验启示，以期镜鉴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历史记忆工程建设。

一、党代会与中国共产党创建史记忆建构的价值功能耦合

党代会既曾标志着党的诞生，也在持续记录着党的“重大的节点”“关键的环节”“集中的标志”“准确的缩影”。^[2]前者开启了党的伟大历史进程，后者书写着党的系列重大历史里程碑。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重视借助党代会建构党的创建历史记忆，主要源于二者间高度自洽的功能耦合。

首先，党代会作为权威记忆之场，具有集体政治记忆建构功能。莫里斯·哈布瓦赫指出：“过去是由社会机制存储和解释的。”^[3](P43)党代会作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确系唤醒、刻写、体认和强化党的历史记忆的核心机制。从会议职能上看，在由党的六大所规范的党代会职能中，就包括审定和总结特定阶段内的党的工作。^{[4](P478-479)}这意味着，它起码要回顾和总结上届党代会闭幕以来的党的历史。事实上，为阐明党的性质、宗旨、使命和政策，党代会总是习惯性记忆党的创建过程，抑或以此为起点，整体性回顾和总结建党以来的历史。如党的七大，虽曾力主总结“主要的是全国抗战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经验”^[5](P653)，却最终创设出“总结过去一切工作经验和教训”的历史契机与政治平台^[6](P22-23)。复从组织权威上看，作为“决定党的党纲上的问题”和“决定一切政治、策略及组织等问题”的一种重大政治机制^[7](P908)，党代会的决策均应以党的历史作为基本支撑，否则任何议决事项都将缺乏历史逻辑和科学权威。党代会通过回顾党的历史进程、研判党的历史地位、凝聚党的历史经验和宣示党的历史使命，既有助于提升党内决策的科学性，亦有利于建构党的历史叙述话语，使得藉此寄放党的历史史事、建构党的集体记忆成为可能。再从仪式政治上看，历次党代会的会议过程及其议题内容无不兼备实在的、象征的和功能的“记忆之场”特质^[8](P20)，这源于其既曾以中央大礼堂、人民大会堂等政治空间作为特定的仪式场所，也因其拥有整套奏乐、悬旗、挂像和报告、讨论、决议等程式化内容，同时还涵括了对历次党代会精神和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的凝练、升华与传达。不难发现，党代会既承担着适时唤醒、建构和传播党的历史记忆的职能，也提供了存储历史记忆的政治机制，是形塑党的集体记忆的权威渠道。

其次，创建史作为党史记忆源头，彰显出党的诞生的创世价值。对于任何一个政党来说，创建史都是其存续发展的“根基历史”^[9]。就其核心价值看，“以起源为中心的历史服务于价值评估”，它既可以“更好地论证或判决过去”^[8](P409)，亦有助于综合因应“史事建构、意义与精神阐述、当下政治理念的表达”的记忆政治诉求^[10](P4)，并藉此建构出一套具有创世价值的历史记忆系统。若论及党的创建历史记忆的缘起，根系于从20世纪中国红色文化的源头出发，去探求中共“从哪里来”的精神密码，以及去揭示中国“向何方去”的精神路标。这是从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三重时间向度出发，“立足现在来展开对过去的记忆，从现在出发来阐释过去的意义，并从过去的意义中产生对将来的期待”^[10](P4)。这同时还意味着，党的创建历史记忆应当内在地涵括史事的、价值的和精神的等三重记忆内容属性。其中，史事记忆绝不是在简单“复述”党的创建历史，本质上是在“重构”历史^[3](P59)，是在构筑起整个中共党史叙事的起点、基点和聚焦点；价值记忆也不只是就事论事地判定党的创建的历史地位及其政治影响，而是“要变得能够形成有意义的叙述系列”，以便服务当下和启迪未来^[11](P25)，此点反映在党的重大历史转折时期和在制定战略发展目标时尤为明显；精神记忆是从党的诞生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的政治叙事出发^[12](P1514)，抽象出作为党的精神之源的伟大建党精神，并接续写进党代会的会议主题，进而构成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旗帜^[13](P21)。进一步而言，至于为何要系统和有序地记忆党的创建历史，个中奥秘还在于“起源越是伟大，也就越能让我们显得伟大。因为我们通过过去来景仰的正是我们自己”^[8](P17)。而在此记忆建构过程当中，若再能借助类似党代会这种特定的记忆装置和政治机制作为权威的记忆之场，无疑更能赋予党的创建历史记忆以崇高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再次，借党代会记忆党的创建史，因应着政治发展的多维诉求。建党百年来，党重视借助权威记忆之场建构历史记忆，关键还在于记忆是“承载着一系列行为的基石”^[14](P59)。正如马克·布洛克所言：“对过去的无知不止妨碍对现在的理解，它还连累当下的行动。”^[15](P14)所以，党在任何发展阶段都必须自觉记忆自身的历史，特别是个中独具象征意义和符号价值的重大史事构成。整体而言，建构一种作为政治共同体记忆的党的创建历史记忆，除具有承传历史、刻写记忆、建构形象、塑造认同、启迪未来等项社会政治功能外，更主要的还在于它可以满足直接因应时代挑战的政治要求。诚如党的六大对党的创建历史的记忆，无疑是党在“陷入困境”时“求助于我们作为指南的回忆”的典型例证^[11](P20)；党的七大“鉴于历史，为着将来，为着全国人民，为着全党”^[16](P362)，是在即将迎来抗战胜利和获得革命建国契机的特定背景下，形成对党的创建历史的系统化记忆，这证明了“我们常常求助自己的记忆，来回答别人提出或想象他们提出的问题”的必要性和合理性^[11](P36)；若再从“新时期”到“新时代”党代会的记忆实践来看，党的十五大和党的二十大是在世纪之交与建党百年的重大转折时期召开的，通过重述党的创建历史，前者确立邓小平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后者擘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议题，这更是在一定意义上证明了“所有开头都包含回忆因素”^[11](P1)，所有政党都希望借助历史记忆来将与己相关的政党意识上升为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据以达至“捍卫过去以便为现在、将来服务”的政治发展目的^[14](P113)。上述借助党代会的记忆实践与诉求表达，本质上均是在回答一个由权力话语建构而成的政治集体记忆，是如何形塑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大政治议题的。这也再度说明，党代会确实可以将党的历史的“意义的最大值锁定在最小的标记中”^[11](P25)，并全力释放其政治象征、话语建构和认同形塑等多维功能。

藉由上述梳辨可见，党代会实际创设了记忆党的历史的重要契机和权威载体，构成唤醒、刻写、体认和强化党的历史记忆的核心机制。党的创建历史记忆的功能释放务须借助权威记忆之场，并应将其转化为政党记忆、国家记忆和民族记忆。建党百年来借助党代会记忆党的创建历史，既符合集体记忆建构的一般规律与特点，也因应了政治共同体记忆建构的内在规定性要求。

二、党代会与中国共产党创建史记忆建构的百年历史演进

整体考察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史，党的一大和二大是中国新型政党成功建立的标志，也是党的历史发生的“现时史”。会中来自北京、广州等地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以及大会发布的宣言、决议案中的讯息与内容，是构成记忆党的创建历史的原生背景和初始内容。自党的三大至党的五大，因与党的创建时间相隔较短，且党忙于政治宣传和革命斗争，尚未能够自觉记忆党的创建历史，甚至还一度出现所谓党诞生的过早，应“等待和国民党分家后，再组织共产党不迟”的争议性叙事^[17](P191)。这说明，那些具有深远影响意义的历史事件在发生后，往往被认为“是最微不足道的，在当时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但后来的人们在回溯时赋予它起源的光荣”^[8](P25)。及至党的六大，因大革命失败而亟需总结经验教训，它实际开启了以党代会记忆党的创建历史的先例。张国焘在会前代表座谈会上力主“从我们党的诞生谈起”来总结“过去工作的教训”，并认为党是由受浪漫主义情绪和十月革命双重影响的部分激进知识分子组成的，并在建党后立即开始了“领导工人自发的、原始的斗争”^[7](P51)；在大会书面和口头报告中，瞿秋白立足于“中国革命的过去”和“中国共产党的过去”的双重视角阐释“党的发端”，提出党是“从五四运动中直接产生出来的”，党的诞生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团聚的开始”，“不是在于有智识分子跑出来才有，而是工人斗争的反映的结果”，但因党的成员多具有小资产阶级背景，因而“会发生像孟什维克的倾向”，以及出现“对中国革命许多根本问题之不了解”的状况^{[7](P278、321)}；项英在会中讨论时也认为，党是受十月革命影响才“从研究的小团体转到政党的组织”，因此必须明确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及其先锋队，不是脱离工人群众的第三党^[7](P667)。上述对党的创建历史的差异性叙事，既揭示出党的历史发生的基本依据与轨迹，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党的早期记忆实践的非系统性。

如果说党的六大是为了厘清中国社会性质以及革命性质、对象、动力、前途等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而记忆党的创建历史，那么党的七大就是在“团结一致，争取胜利”的方针下展开记忆实践的。在宏观面上，借助于在议程设置中唤起记忆、在主题报告中刻写记忆、在大会发言中体认记忆、在悼念仪式上强化记忆，是构成党的七大记忆历史的核心路径。^[18]在微观面上，先有毛泽东系统记忆党的创建背景、条件、时间、地点、代表等史事细节，据以判定党的创建“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和改变五千年中国历史方向的重要地位，揭示党“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的建党辩证法和发展趋势^{[6](P135-138、206、536)}；后有刘少奇立足党的建立的国际和国内条件，反复阐释党的“完全新式的无产阶级政党”性质，以及因由党的诞生而造就的“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第一批从急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转到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革命者和无产阶级“明确的阶级自觉”^{[6](P259、263)}；再有陈毅、吴玉章、邢肇棠等党内外人士结合自身革命经历“现身说法”，或从早期地方马克思主义组织发展演进出发，肯定党的创立推动中国革命“从书斋走向战场”的意义^{[6](P554-555)}，或从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比较出发，肯定党的建立“给中国革命开辟了一个新纪元”^{[6](P634-635)}，或诚挚认同中国直至1921年才“出现了真正代表民族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6](P687)。对于党的七大，邓小平在事后评价其为建党以来民主革命时期最重要的一次党代会^[19](P1)，若论及他对党的创建历史的记忆，在迄今为止的历届党代会中也是最为系统和深入的。

在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后，党因由合法的执政地位的确立，相关历史记忆实践也获得了稳定的社会空间和法定的政治时间。特别是，伴随着“七一”建党纪念活动的常态化，针对于党的创建历史的相关记忆实践，也渐趋“形成以党为中心的群众运动”的政治框架与记忆机制^[20](P236)。述及个中党代会记忆实践的一个典型变化，则是更多立足于宏观层面上的社会历史时间视角，以及专注于两届党代会间的历史经验总结。诚如党的八大，着重回顾党自1935年以来、1945年以来和1949年以来的历史，专注于从经验成就上肯定党在历经多年拼搏后，“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是更加密切了，党的工作经验是更加丰富和全面了，党的团结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巩固了”，进而号召全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务必要“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以便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21](P62、86)}。再如党的九大至党的十一大，因是“党正徘徊在一段曲曲折折的道路上”召开的^[2]，虽然间或对党的创建历史予以宏观叙事和政治表达，诸如“中国共产党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培育下建设起来的党。从一九二一年诞生以来，我们的党，经历了武装夺取政权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长期斗争”，因为有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指引”，“才使党从最初只有几十个成员的共产主义小组，发展成今天领导着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等^[22](P36-43)，但它未能实际释放出积极的和正向的集体记忆功能。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任何时期对于党的光辉历史记忆的权威建构，务必要保持清醒的历史自觉和坚定的政治理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代会的举行逐步规范化，并开始形成和严格贯彻五年一届的惯例。论及对党的创建历史的记忆实践，党的十二大不仅回顾了建党以来的历史，而且还通过反思不同时期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执行情况对党内政治生活的影响，重申了“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的极端重要性^{[23](P49、60)}。在同一思想指针的引导性下，党的十五大再次确认了一项根本性的政治表达，“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不仅推动“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而且还在经验总结中历史性地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据以作为“指导我们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的行动指南。^[24](P9)至党的十六大和党的十七大，党的创建历史叙事均出现在大会政治报告的结束语部分，意在呼告和警示全党同志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伟大征程中，务必要始终保持“两个先锋队”的性质^[25](P43)，务必要“勇敢担当起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26](P42-43)。上述几届党代会，均是秉持着“建党以来”的社会历史时间概念和记忆策略，着眼于以大历史观研判和擘画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的重大政治发展战略。

从党的十八大开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通过记忆党的创建历史来阐证党的初心使命和历史担当，成为近三届党代会记忆实践的重心。党的十八大立足于建党以来的历史总结，强调“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27](P8)，据以阐明担当历史使命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在联系。党的十九大系统回顾了党的创建历史，着力阐释“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的发生意涵：一方面，是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先进分子从中找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是近代以来的社会剧烈运动、人民的激烈斗争、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促成了党的“应运而生”；另一方面，是因由党的诞生才使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有了“主心骨”，使中国人民“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再一方面，是“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中国才能够实现从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才能够实现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才能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28](P9-10)及至党的二十大，特别是经由建党一百周年纪念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的政治铺垫，蕴藏党的初心使命和彰显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伟大建党精神被写进此次大会的主题，这是党站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点上对党创建历史最高层次的精神记忆和价值肯定。

客观而言，党代会不仅反映着党在一定时期内的“认识水平、价值取向和基本意志”^[2]，而且已成为记忆党的创建历史的重要政治机制。在党的记忆政治实践中，它既有助于彰显党在特定阶段内推进党的知识生产、理论创新和政治发展的多重诉求，也有利于呈现党的百年历史演进及其记忆政治的独特面相，并同时昭示着中国共产党作为百年大党的历史担当和初心使命。

三、党代会与中国共产党创建史记忆建构的多维经验启示

言及至此，或可以就本论题做一简单总结：党代会是不可取代的权威记忆之场，记忆党的创建历史具有深远的政治价值；建党百年来借助党代会记忆党的创建历史，既彰显出建构性与层次性具显、恒定性与流变性共存、象征性与超越性兼备的记忆特征，同时也释放出存史、资政和育人的多重记忆功效，并为深化中国共产党历史记忆工程建设提供经验启示。究其概要，贵在坚持四个“务须”：

其一，务须锚定历史记忆要髓。建构政治共同体的集体记忆，旨在形塑稳定和持久的政治认同，因而务须借助权威记忆之场和把握历史记忆要髓。尽管党在各个时期面临的形势、任务和挑战各不相同，历史记忆的诉求与重点也多有差异，但在党代会的记忆场域中，那些关乎党的生命和使命的根基性记忆，始终应被着重记忆和恒定保持。很显然，这是通过“对‘过去’的一种累积性的建构”来保持政治集体记忆连续性和有效性的关键所在^[29]，是建构对一个政党政治认同的核心要义。当然，这并非仅是在简单重复党的创建史事，而是寻求从中揭示出党赖以存续发展的精髓要义，也即是能够从党的历史发生学的意义呈现中，标识和阐明党的性质、宗旨、信仰和使命等重要政治记忆内容。有鉴于此，在新时代党代会的记忆实践中，务必要持续刻写和固化一组特定的记忆内容及序列：党自诞生起就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就是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就是能够始终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作为自身一切工作的指针，并且就是能够始终肩负着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上述记忆内容，既曾直接显示于建党之初所确立的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之中，同时又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年斗争实践中，借助于持续性赋值历史、赋权现实、赋能未来，不断将党的创建历史记忆跃升为社会记忆、国家记忆和民族记忆。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从党的创建历史的百年记忆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践行初心使命，在新时代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30](P2)。

其二，务须彰显民族历史视野。党的诞生是“近代中华民族发展的产物”，“没有帝国主义的侵略，没有封建的压迫剥削，没有中国资本主义的相当发展，没有中国无产阶级的产生壮大，就不会有中国共产党的出现”。^[31]因此，不管借助何种渠道记忆党的创建历史，务必要凸显它作为“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之一的特定价值意涵^[32](P4)。不仅如此，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大会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被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主题，这就要求新时代建构党的创建历史记忆，既应将其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整体实践的核心链条而加以重建、叙述、论证和评价，又要将其置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坐标中加以唤醒、刻写、体认和强化。究其缘由，皆因此举有助于解释和说明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的历史担当，典型表现是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三个重要阶段始终立志于肩负“拯救中华民族、实现民族解放”，“建设新中国、建设伟大社会主义国家”，“担当统一祖国、振兴中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神圣使命；同时，它也有助于彰显近代以来历史和人民坚定“四个选择”的历史必然性，特别是选择中国共产党作为担当民族解放和民族复兴领导力量的历史正当性和政治合法性。^[33]事实上，从民族历史视野记忆党的创建历史，是在“中华民族复兴史”记忆建构的宏观统摄下，立足建党百年历史记忆时空，对党的创建历史记忆及其价值意涵的升华和释放。就其典型而论，党的十九大主题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起笔，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落笔，正是站在中华民族复兴史的政治维度，对因由党的创建而开启的百年历程和未来征途的划时代记忆刻写。

其三，务须创新历史知识生产。党既带领人民创造历史，同时也在生产历史知识。建党百年来，之所以注重借助党代会来记忆党的创建历史，一个重要的历史认识和政治前提就在于：党的重要会议是创造精神产品的重要形式，记忆党的历史是党的“最大的心理政治工程”^[34](P187)。事实上，这是一项寓于特定政治时空之下的历史记忆工程，融汇着政党文化建设内在要求的知识生产、理论创新和精神阐发等一系列重要内容。因此，它可以称得上“既是政治工程，又是文化工程”，同时还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史价值。^[10](P4)及至党的百年记忆实践，它也进一步证实：能否立足党的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不断提升共产党的历史知识的意识、能力和水平，建构出兼具科学权威（符合实际）和组织权威（中央通过）的党史记忆^[35](P196)，并能够据以因应各个时期的任务和挑战，将是决定党的创建历史记忆建构成败的关键。所以，这就要求我们既应着眼于现实斗争和未来发展的需要，去重建历史事实、消解历史误读、弥合记忆分歧，建构出具有共时性和融合力的历史记忆，为党的建设、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提供历史记忆的资源、基础与平台；同时，它还应从党的创建史事记忆与价值记忆的阐释出发，去提炼和萃取更具象征意义的精神符号，也即是立足于党的思想信仰、政治行动、品格风貌、道德情怀等基本维度，对党的创建的精神意义予以论证、阐发和刻写。从精神生产角度看，党业已从对“红船精神”的概括跃升到对“伟大建党精神”的总结，继而又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突显党的创建的思想价值。作为党的历史知识生产的精神成果，它也被写进党的二十大的主题，并借权威记忆之场继续作用于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其四，务须优化历史叙事方式。建构党的历史记忆，有助于形塑对党的同一性和连贯性的历史认知，有利于塑造一种政治的、精神的甚至是想象的共同体，借以激发全党和全国人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砥砺前行。基于此，为增进特定时期各类政治主体对党的历史的“感同身受”，党必须审慎书写自身的历史，特别是要选择科学的党史叙事方式。从党代会记忆党的创建历史的百年历程看，它先是以微观叙事的方式重建党的创建历史细节，后是逐步在社会历史时间范畴下回顾与总结建党以来的发展历程、伟大成就和成功经验，再就是从前二者中升华出更具概括力、解释力和引导力的伟大建党精神。可以说，这是一个由微观叙事逐步向宏大叙事演进的历史记忆路径。前者生动、具体且贴近历史现实，有助于提升历史记忆的亲切感和现场感；后者是一种典型的为“证明‘科学知识的合法化’话语的合法化的叙事”^[36]，它并不只是一种立足于总体性、普遍性和一致性维度的政治叙事，更多是为了藉此路径呈现一个有关党的历史的“统一的进步的神话”^[37]，借以为党的历史叙事提供权威方向和科学意义。至于如何选择党的历史叙事方式，宏大叙事和微观叙事各有所长且互不冲突，但在特定记忆场域中也存有缺失。因此，应实现两种叙事的优势互补，既需要在更为多元的记忆之场中探索更具差异性的历史叙事方式，也需要契合于时代特点和政治发展的需要，书写出更具层次性的历史记忆内容。换言之，要突破党代会（也包括其他重要会议）作为记忆之场的“双重的场所”特质：既不陷入“极端地自我封闭”，又能够“总是准备扩展自己的意义”^[8](P409)。这是新时代优化历史叙事框架、形塑党的历史记忆和增进党的政治认同所不容忽视的。

四、余论

有论者曾指出：“如何将以往经历及历史事件转变为激励现今生活的动力？这一问题历来令人踌躇不安。”^[38]考量党代会记忆党的创建历史的百年实践，我们可以发现：借助于建构权威的历史记忆之场，中国共产党不仅成功解答了这一问题，而且还有效释放了党的创建历史记忆的价值功能，并为继续推进党的历史记忆工程建设提供了经验启示，这些均是基于党的科学历史观作出的理性选择和成功实践。当然，除党代会这种特定的组织行为和政治机制外，纪念仪式、物化空间、学术研究、社会群体等，也都在生产、形塑和承传着党的创建历史记忆。言及至此，本论题之所以借党代会视角来考察中共创建史记忆建构问题，还在于意图通过视角转换，去“观察到一些以前所未注意的历史面向”，抑或藉此“对许多早已重视的面相产生新的理解”^[39]。这其中最为核心的学术期待，是渴望能从党代会史、党的会议史和党的记忆史维度去探索创新中共党史研究的可能性。

为此，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党代会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已无须赘述，学界公认其“大有可为、大有价值、大有前途”，但既有研究却也因“缺乏一种大历史观的眼界”，致使党代会在整个中共党史中的贡献与地位尚待深入发掘^[40]；同时，因为缺少立足“具体的决策过程”之类似微观考察，它也难以形成对党代会“更加深刻而全面的把握”^[41]。及至党的会议史的整体性研究，尽管同样受到学术关注，但单个会议专题式研究明显优于中共会议史的系统性研究，这种缺乏整体性思维的研究状况与党的会议制度被视为“一切制度的中心，是一切‘制度之母’”的政治地位明显不符^[42](P91)。再则，基于记忆史框架下的中共党史研究，虽在新文化史、纪念史学和红色文化研究的共同助力下方兴未艾，但研究主题、内容、方法和史料等方面均受限制。以党的创建历史记忆研究为例，当前学界仍专注于党的一大代表、会期、文献以及建党纪念的个案考辨，尚缺乏融合记忆主体、对象、载体、环境等要素的系统研判，以及整体性视阈下党的创建历史记忆价值意涵的再阐释；同时，它也因由缺少融合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综合省察，而少有将传统文献、回忆史料与实证材料相结合的辩证论析。

综合以上三点，继续深化本论题及其关联性研究，无疑将是并行推进“深化研究”和“以史资政”的有益尝试^[40]。此举或将有助于实现中共党史研究范式的转换，继而得以从记忆史研究理路出发，阐明党的创建史记忆是历史史实、政治符号与文化意义的有机统一，是党的革命精神、红色文化和集体记忆的源头活水，承载着新时代党的初心与使命、理想与情怀、信念与担当。同时，它也有可能突破既有研究的藩篱，特别是通过多维视角转换与方法整合，去发现党的创建历史记忆建构理应彰显的启蒙主义光辉与理想主义品质，须应秉持的以史事记忆为本、以价值记忆为要、以精神记忆为核的政治历史准则，应当释放的确证革命正当性、建构执政合法性、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性的政治认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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