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派论争是明代文学史上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在诗学领域，论争尤其激烈。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感慨道：“一部明代文学史殆全是文人分门立户标榜攻击的历史。”陈衍《石遗室诗话》指出：“自来文人好标榜，诗人为多，明之诗人尤其多。以诗也者，易能难精，而门径多歧，又不能别黑白而定一尊，于是不求其实，惟务其名，树职志，立门户，是丹非素、入主出奴矣。”这段话亦见于钱基博《明代文学》，字句略有出入，但大体意思相同。

　　所谓文人好“标榜”，主要指文人并称。陈衍举例如下：明太祖时，吴则有“北郭十子”，越则有“会稽二肃”，粤则有“南园五子”，闽则有“十子”；景帝时有“景泰十才子”；孝宗时有“前七子”，又有所谓“十才子”；世宗时有“嘉靖八才子”，有“后七子”“后五子”“广五子”“续五子”“末五子”，有“南园后五先生”；神宗时，有“嘉定四先生”，又有“公安派”“竟陵派”等。

　　严格说来，文人并称现象，不能一概视为流派。如唐代“李、杜”并称，但李白与杜甫诗风截然不同，显然不能视为同一流派。风格是衡量文学流派的重要标准。文人并称也罢，文学社团也罢，若没有统一、鲜明的风格，流派就难成立。

　　陈衍所举的明太祖时的几个文学社团，能否算是流派，也许尚存异议。但若将它们视为地域诗学流派的代表，则是可以成立的。胡应麟《诗薮续编》云：“国初吴诗派昉高季迪，越诗派昉刘伯温，闽诗派昉林子羽，岭南诗派昉于孙蕡仲衍，江右诗派昉于刘崧子高。”胡氏此说影响甚广，后人对明初诗坛的梳理，大都沿袭此说，但其说也有可议之处。

　　首先，我们应认识到，此说包含着胡应麟本人的流派论争策略，是其盟主意识的体现。胡氏将吴诗派排在首位，越诗派紧随其后，固然是因为高启、刘基的诗歌创作成就比较突出，但其中还有更深层次的用意。吴中诗学之盛，在明代首屈一指。王世贞早年背离吴中诗学传统，追随李攀龙，倡导复古。名成之后，王世贞与李攀龙渐起嫌隙，对吴中诗学则津津乐道。所以，胡氏推尊吴中诗学传统，迎合了王世贞晚年的诗学主张，隐含有推尊王世贞之意。后来，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痛诋胡应麟，但对其明初“诗分五派”之说却并无异议，且对王世贞多所回护，也与钱谦益是吴人有关。胡应麟是越人，王世贞曾许胡应麟“狎主齐盟”，胡氏本人对此也极为自信。胡氏《诗薮》注重对越中诗学传统的深入阐发，目的就是给自己的“诗坛盟主”身份背书。其实，若论对明诗之影响，闽派、岭南诗派、江右诗派均不在越派之下，但在胡氏笔下，其余各派也只能屈居越派之后了。

　　其次，明初“五派”能否涵盖当时诗坛全貌，这也是一个有待辨析的问题。中国幅员广阔，各地区呈现出不同的地域文化风格，在文学方面都有自己的“小传统”。不但吴、越、闽、岭南、江右等诗派有自己的风格，齐、鲁、燕、赵、关、陕、川、滇等也各有诗学传统和地域风格。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可能被后人忽略了，即：明初“五派”均为南方诗派。确实，明代前期，南北文化发展水平存在一定差异。南方诗学氛围浓厚，而北方文风较为质朴。南方文化与主流诗学关系密切，北方文人则在科场、政坛和文坛上都受到一定压制，但明初北方诗坛未必就是一片空白。至明代中期，前七子崛起，大力倡导以汉魏古诗和盛唐诗为典范的复古诗学，从地域文化的角度看，正是北方诗学对南方诗学的一次有力反拨。

　　地域诗学流派之间的竞争，贯串了整个明代诗史，但大多数时间内，都只是暗流涌动，并不怎么引人注目。真正激烈的明代诗学论争，要从前七子开始算起。《四库全书总目》为李梦阳《空同集》所作提要，称其为“风会转变之由，与门户纷竞之始”。

　　前七子的核心人物大都是北方人，只有徐祯卿一人来自吴中地区。徐祯卿力洗吴习，方得到李梦阳认可。前七子大力倡导复古运动，标举汉魏古诗和盛唐诗，意在以时代风格取代地域风格，打破明前期诗坛固有的沉闷格局，将《诗经》和汉魏以降的北方诗学传统重新发扬光大。

　　前七子的文学主张极为鲜明，后人简单地将其概括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如果不深入考察前七子复古运动兴起的复杂背景，仅就上述口号本身而言，无疑是偏激的，极易引起论争。

　　事实也正是如此。与前七子同时或者稍后的不少诗人，已经意识到复古运动的偏激，纷纷标举六朝体、初唐体、中唐体、晚唐体、宋诗风等，以纠“假盛唐”“瞎盛唐”之流弊。但盛唐毕竟处于中国诗史的顶峰，学习盛唐，有其不可动摇的合理性和煽动力。所以，嘉靖年间，诗坛又有后七子崛起，扬前七子之余波，其声势不亚于前七子。

　　与前七子相比，后七子的地域色彩不那么鲜明。后七子以南人为主，只有李攀龙、谢榛是北方人。王世贞考取进士后，没有加入以吴中诗人为主的刑部“白云楼社”，反而积极向李攀龙、谢榛、李先芳等山东人组成的诗社靠拢。不久之后，李先芳离京，谢榛也遭到摈斥，李攀龙出守顺德，王世贞遂成为诗社的灵魂人物。后七子中，不少成员都是经王世贞介绍加入诗社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后五子”“广五子”“续五子”“末五子”“四十子”等名目，均由王世贞所定。从流派建设的角度看，王世贞的作用更胜于李攀龙。王世贞羽翼丰满后，与李攀龙渐起争名之意，两人诗学思想之间的裂痕迅速扩大。王世贞后期有意无意地流露出抬高吴中诗学传统之意，就是与李攀龙抗衡的一种手段。通过在北方诗学传统与吴中诗学传统之间游走，王世贞成功奠定了自己文坛盟主的地位。

　　明代的诗学论争，在晚明时期达到高潮。明末文人范景文《葛震甫诗叙》云：“余尝笑文人多事，坛坫相高，其意莫不欲尽易昔人所为，独雄千古。不知矫枉有过，指摘适滋。往者代生数人，相继以起，其议如波。如吴下之正用修，近代之翻王李，后必非先，沿为故事。今则各在户庭，同时并角，其议如讼。拟古造新，入途非一。尊吴右楚，我法坚持。彼此纷嚣，莫辨谁是。”从前七子到公安派，明代诗学论争大体以波浪式形态纵向演进，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而晚明诗学论争，则是各种诗学主张同时并存，莫衷一是。复古派、性灵派余波未息，各种地域诗学流派纷然杂兴，不同文学思潮相互激荡，共同成就了晚明诗学的大合唱。晚明与清初诗坛联系紧密，不宜截然割断。目前，学界对晚明诗学论争的研究尚有待深入。

　　对明代诗学流派论争，清人大都持批判态度，视其为标榜之习、门户之见。清代郭起元《明诗派说》云：“大率声名盛而实学衰，标榜多而性灵少。诗道之降而日下也，非派别阶之厉欤！”但若将流派论争一概视为门户之见、沽名钓誉，也不免失之片面、武断。大凡一个文学流派的兴盛，其理论必有可取之处，其倡导者也往往有鼓动人心、左右风气的力量。后人在研究文学流派时，应时刻保持警惕，形成理论自觉，不要轻易地被研究对象所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