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2月24日至28日,中央红军在五天内,取桐梓、占娄山关,夺遵义,取得遵义战役的重大胜利,是遵义会议以后一次鼓舞士气、稳定军心的大捷。针对蒋介石遭到重创后急调多路大军再次进击遵义,同时加强乌江防御,防止红军与第二、六军团在湘西会师的部署,中革军委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将计就计,以部分兵力占据娄山关一带有利地形,以阻止敌人南进;另外再派一支机动部队,在遵义鸭溪地区虚张声势,寻找机会歼灭敌军。3月10日凌晨一点,前敌司令部接到林彪、聂荣臻发来的一封十万火急的电报,林、聂二人建议红军停止寻歼周浑元部,改为进攻打鼓新场(今贵州金沙县城),该部署详细、缜密,对各部队行程时间、途经地区、到达的具体位置等都有计划,中共中央非常重视,于10日当天在苟坝村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进攻打鼓新场是否可行,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朱德、刘伯承、李富春、博古、邓小平、刘少奇、陈云、彭德怀、张云逸、叶剑英、凯丰、邓发、杨尚昆、李维汉等中央领导和各军团负责人出席了会议。
中央负责人围绕是否攻打国民党军薛岳部固守打鼓新场(今贵州金沙县城)的一个师,在苟坝会议上展开激烈争论。会上,毛泽东同志坚决反对进行这场战役,他据理力争,但遭到与会者集体反对,力争无效。会议仍然坚持了攻打打鼓新场的原定计划。鉴于博古领导时期缺乏民主的教训,也根据党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张闻天拍板定下了攻打计划;并通过民主表决,取消了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改由彭德怀担任。会议同时决定,由周恩来起草进攻的作战命令,于第二天清晨下达。会后已是深夜,毛泽东毛泽东出于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提着马灯走了几里地又去找到周恩来,力陈己见,希望周恩来能再考虑他的建议,暂缓下达作战命令,周恩来仔细听完毛泽东的分析,明白了盲目进攻打鼓新场有可能带来的无法预知危险,随即答应作战指令先不下发,等天亮后和同志们再继续讨论。在苟坝新房子由张闻天再次主持召开了中央负责人会议,周恩来提议大家重新讨论是不是应该进攻打鼓新场的问题。根据讨论与争取,中央撤销了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中革军委随后发出《关于我军不进攻打鼓新场的指令》,避免了一次正要发生的重大危险。苟坝会议上根据毛泽东“成立由几个人参加的小组,全权指挥军事”的提议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三人团”,形成了中央政治局委托三人团对军事全权负责的新的指挥机制,既精简、高效,又避免了权力过分集中,造成个人独断专行,也避免了因集体讨论形成的久议不决,贻误战机的现象,是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应对战时危机的极为有效的模式。
苟坝会议是遵义会议的延续和完善,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毛泽东以革命利益为重,挺身而出,力排众议,及时制止了几乎可能葬送整个中央红军的冒险计划,在重要关头,使中央红军避免了一次可能遭受重大损失的危险,再一次挽救了红军。同时,苟坝会议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对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毛泽东正式走到了中国革命军事舞台的前端,并以军事决策者的角色完成了一系列波澜壮阔的战争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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