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走过了70年的不平凡历程。70年，弹指一挥间。但正是在这短短的70年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奇迹般地写下了中华民族历史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上的光辉篇章。在这70年中，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了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的全面提升，以崭新的面貌和风采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在这70年中，中华民族也实现了文化自信的有力重建。之所以说是“重建”，在于中华民族所不断生成、增进的文化自信是沿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砥砺向前的文化自信；之所以能够实现文化自信的有力重建，在于70年的探索和奋进，扎实奠定了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强大国力基础，极大地推动了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整体提升，探索形成了文化兴盛的独特发展道路，促进了文化事业产业的繁荣发展，也进一步深化了我们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理论自觉。

一、奠定了文化发展的强大国力基础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这种相牵相连，体现为文化发展之于国运昌盛、国脉延绵、国力提升的深远意义，同时也体现在，文运和文脉系乎国运国脉，系乎国力消长。恩格斯曾经指出：“不论在法国或是在德国，哲学和那个时代的普遍的学术繁荣一样，也是经济高涨的结果。经济发展对这些领域也具有最终的至上权力”。国运之盛，不仅为文化的发展提供着必需的物质基础，也是文化神采与魅力得以焕发、文化自信得以张扬的重要条件。

中华民族曾以文明的璀璨、文化的荣光耀目于世。曾几何时，这个伟大的民族，是何等梦幻般地牵动着世人的渴慕和想象，以至于莱布尼茨感叹：“谁人过去曾经想到，地球上还存在着这么一个民族，它比我们这个自以为在所有方面都教养有素的民族更加具有道德修养”；以至于西班牙教士闵明我将中国称之为“世界上最高贵的地方，宇宙的中心点，在所有阳光得以照射、万物得以存活之处，那是最荣耀的帝国”。然而，近代以来，在接踵而至的外力侵蹂中，在国运的沉沦困厄中，这种耀世的文化荣光，逐渐蒙上了外人的不屑和鄙夷，也逐渐蒙上了国人的游神不定，乃至自我否弃。在不少国人那里，“不但不敢批评别人，而且惮于认识自己”，“盖知有他国，而不知有本国”，“稍稍耳新学之语，则亦引以为愧，翻然思变，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掊击旧物，惟恐不力”。文化的自信，是国力国运的重要构成，同样也是国力国运在民众文化心理层面的映射。近代的中国，国力国运的沉沦，成为牵制国人文化自信向下的沉甸甸的坠物。

新中国成立以来70年的发展之于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根本意义，首先即在其所开创的向前向上的国运，为我们的文化发展奠定了厚实的物质基础，为我们的文化自信创造了强大的国力依托。在这70年中，我们一步步告别的是一穷二白，逐步走向的是繁荣富强；我们一步步摆脱的是被“开除球籍的危险”，逐步走向的是世界舞台的中央。就经济实力而言，195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仅为679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19元。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我们恢复生产、建立工业、发展经济，国内生产总值1978年增加到3 679亿元，迈上全球第11位；1986年经济总量突破1万亿元，2000年突破10万亿元大关，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2010年达到412 119亿元，位列世界第二。2018年达到900 309亿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接近16%。按不变价计算，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比1952年增长175倍，年均增长8.1%；其中，1979—2018年年均增长9.4%，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2.9%左右的年均增速，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18%左右，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而今的中国，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是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外汇储备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成为世界经济增长中当之无愧的重要一极。就科技实力而言，70年也是改写历史的70年。1954年6月14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曾这样指出：“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2018年5月28日，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则掷地有声地列举出了一系列世界领先的成就：铁基超导材料保持国际最高转变温度，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多光子纠缠世界领先，中微子振荡、干细胞、利用体细胞克隆猕猴等取得重要原创性突破，悟空、墨子、慧眼、碳卫星等系列科学实验卫星成功发射，载人航天和探月工程取得“天宫”“神舟”“嫦娥”“长征”系列等重要成果，北斗导航进入组网新时代，载人深潜、深地探测、国产航母、大型先进压水堆和高温气冷堆核电、天然气水合物勘查开发、纳米催化、金属纳米结构材料等正在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经历了70年沧桑巨变的新中国，“已经不再像旧中国那样在世界政治舞台缺位，或扮演敬陪末座没有发言权的小媳妇角色，而是带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带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带着解决世界面临的问题的中国方案、建议和话语，自信地走向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习近平指出：现在，“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他们想了解中国，想知道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想知道中国人对自然、对世界、对历史、对未来的看法，想知道中国人的喜怒哀乐，想知道中国历史传承、风俗习惯、民族特性，等等。”激起国际社会对中国越来越高关注的，是70年来我们综合国力扎实强劲的提升。这种提升，吸引着世界关注中国的目光，同样，也坚实地托举着中华民族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托举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二、推动了民族文化素质的普遍提升

文化是人的创造。与此相应，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归根到底指向其对自己文化创造能力的自信。对本民族历史发展中创造、积累的文化成果的敬重、欣赏，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方面，但文化自信中更重要、更关键的方面，即对当下的“自我”文化创造的现实能力的自信。无论个体还是群体，没有文化方面的这种“效能感”，便不可能有真正、持久的文化自信。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发展，对于中华民族文化自信重建的又一根本性奠基，即在于其对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普遍性提升所实现的革命性推进。

中华民族是富有创造精神和创造能力的民族。璀璨的中华文化历史星河，便是中华民族创造精神和创造能力的凝结。2016年11月30日，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曾细数我们历史文化的“家珍”，并不无感慨地指出：“中华民族文艺创造力是如此强大、创造的成就是如此辉煌，中华民族素有文化自信的气度，我们应该为此感到无比自豪，也应该为此感到无比自信。”2018年3月20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将伟大创造精神置于中华民族精神之首予以特别强调。然而，在充分自信地看到中华民族勇于创新创造这一伟大禀赋的同时，也应客观承认的是，近代以来我们在创新创造方面的相对落伍。造成这种“相对落伍”的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即我们民族整体文化素质的羸弱。1907年，清政府宪政编查馆的《逐年筹备事宜清单》曾列出至1914年“人民识字义者，须得百分之一”的努力目标。另有资料表明，1920年前后我国文盲人口约占80%；中国每四百人中有一人“能够阅读杂志、报纸”。1917年4月，李大钊曾专论学生问题，且较之日本，谓：“人之举国众庶，下至妇孺稗贩皆能识字读书，因之著作之富，报纸杂志之多，浩如烟海，足以位置许多各种科学上批评著作之人才也，而我无是焉。”1918年7月，陈独秀也曾不无感慨地写下这样的文字：“社会之文野，国势之兴衰，以国民识字者之多寡别之，此世界之通论也。吾国人识字者之少，万国国民中，实罕其俦。不但此也，此时北京鼎鼎大名之昆曲名角韩世昌竟至一字不识，又何怪目不识丁之行政长官盈天下也！——更何怪不识字之国民遍国中也！”在这样的民众文化素质土壤之上，何期文化自信的葳蕤生长！

新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新中国的建设，便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起步的。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坚韧地构建、发展、完善自己的教育体系，推动了全民族文化素质的不断提升。在这一进程中，我们告别了文盲率高达80%的历史。至1982年，文盲人口占比降至34.5%，2017年降至4.9%。在入学率方面，2018年，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从1949年的20%提升到99.9%，初中阶段毛入学率从1949年的3.1%提升到99.9%。从1986年开始，历时25年，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2018年，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4.2%。我国用短短20多年时间走过了西方国家近百年的义务教育普及之路，速度超过一些发达国家。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从1949年的1.1%提升到2018年的88.8%。1949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1.56%，2002年达到15%，迈入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阶段，2018年毛入学率达到48.1%，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加快向普及化阶段的发展。从在校学生总规模角度看，各类学校在校学生总数从1949年的2 808.3万达至2018年的2.76亿，教育规模位居世界首位。随着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大幅增长。至2018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10.5年，新增劳动力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超过45%，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3.5年，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在全民族文化素质整体提升的同时，我国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等领域的专门队伍建设也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如，1957年全国共有研究技术人员2.8万多人。2017年，我国研发人员总量达到621.4万人，在2013年即超过美国，已连续5年稳居世界第一位。2018年，我国普通高等学校专任教师数达167.28万人。……中华民族文化素质的整体提升、专门文化队伍的日益壮大，是70年来国家发展、教育和文化发展的历史性成效，也为新时代中华文化的新发展奠定了良好的主体素质基础，孕育和激发了中华民族强大的文化创造的自我“效能感”，推动着中华民族充满自信地把握现实、面向未来，更富效力地开创文化的新气象。

三、开辟了文化兴盛的独特发展道路

文化发展道路问题，内含着对文化向何处发展的追问，也内含着文化如何发展的沉思。在任何历史阶段，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自信，都与其对文化发展道路问题认识的清晰性、深刻性、透彻性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都与这条道路所现实解决的文化发展问题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文化的自信心既影响着人们对自我文化发展道路的探索，反过来，一条成功的文化发展道路的探索形成，又激奋着人们的文化自信，延伸着人们推动文化向前的新创造。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自己的文化发展应何去何从彷徨不定时，自然难言有充分的文化自信。

近代以来，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创局”，面对救亡图存的生死考验，我们的前人曾经进行过各种各样的关于“出路”的思想激辩和实践探索，文化的出路亦曾是其中所涉重要议题。如何置理古今中西？本末、体用、会通？欧化抑或国粹？各家之说都曾纷宣己见，各种主义都曾登台争演，其中不少也都曾在近代中国的文化史上激起层层漪澜。然而，这些争论与尝试尽管饱含着各式的憧憬、愤然或悲切，尽管其中许多都曾从不同层面不同程度地促进了人们对民族文化前途命运问题的认识和思考，但终因其没有科学的历史观和世界观，没有也无法触及封建社会旧制度的根本，没有先进的阶级力量的依托，无一能对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中华文化的前途命运点明通途、开出新路。

改变这种状况的，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所进行的卓绝奋斗，是在各种尝试、探索失败之后中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历史选择。新中国成立以后，顺利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也开启了沿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建设新文化、构建新文明的道路。与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体探索一样，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探索，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其间多有曲折和坎坷。但整体而言，70年的探索是向前向上的，探索中宝贵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都进一步促成了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的不断成熟。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我们党坚持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实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党及时做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战略部署，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为根本任务，着力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阶段，我们党提出了始终代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明确要求，更加明确地强调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创造性地开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加开放条件下文化建设的新实践。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有效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广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蓬勃发展，厚植文化自信，谱写文化新篇，推动了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进一步提升。正是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接续奋斗中，我们开辟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始终坚持加强和改善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始终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始终坚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始终坚持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等等，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基本要义。《中国共产党章程》在系统回顾我们党的奋斗历程时明确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建立在对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规律认识和遵循的基础之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方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探索形成，使得中华民族不再是文化发展问题上的盲从者、彷徨者，而是走自己的路、自信坚毅的前行者。

四、促进了文化事业产业的繁荣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之于当代中华民族文化自信重建的意义，不仅在于其探索形成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对于当代中国应当发展什么样的文化、如何发展这样的文化的认识自觉，而且在于，这条道路的探索形成，使得我们的文化自信及其构建、增进，未流为思绪里的浮游物、话语中的空议者，而是转化为实实在在、鲜活生动的文化建设实践；在于沿着这条道路而推进的文化建设实践，真切地开创出了中华文化日趋繁荣发展的当代新景。

新中国成立10周年时，国家统计局曾在其编撰出版的《伟大的十年》中这样盘点十年间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十年来，我国的出版、电影、戏剧、歌舞及广播等文化艺术事业空前活跃。1958年同1950年比较，各种报纸的出版数由8亿份增加到39亿份，增长3.9倍；各种杂志的出版数由3 500多万册增加到53 000多万册，增长14倍；各种图书的出版数由2.7亿多册增加到23.9亿册，增长7.7倍。1958年同1949年比较，摄制、译制艺术影片数由9部增加到178部，增长19倍；电影放映单位数由646个增加到1.3万个，增长18倍多。1958年全国有线广播站达到6 700多个，比1952年的327个增长20倍；其中农村人民公社广播站5 000多个，农村的广播网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1958年北京、上海建立了电视台。此外，十年来国家和群众还举办了大量的文化馆、文化站和公共图书馆。戏剧事业的发展也是异常迅速的。”回顾中还曾专门列出一项比较指标——“喇叭”：1949年0.05万只，1958年298.75万只。这段描述无疑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历史信息。它既展现了新中国成立头10年我国文化事业的可喜发展，也给我们清晰展示了新中国文化建设的现实起点。距此60年后的今天再回望我们已走过的历程、放眼文化的发展，无疑已是更加绚丽多彩、开阔多姿的斑斓春景了。

文化繁荣发展的新局面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与层面得见。择其要者，一是文化精神的凝聚振奋。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更加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也日益成为文艺创作以及各类文化作品展开笔触的底色、着力书写的主题；追求高尚、礼赞人民、放歌理想、崇敬英雄……越来越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多彩乐章的总基调。”文化的热潮席卷新时代的大江南北。二是公共文化事业的壮大。如文化事业经费，1953—1957年五年总投入为4.97亿元，1978年当年增加到4.44亿元，2018年达928.33亿元。2018年底，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3 176个，为1949年的57.7倍；文化馆站44 464个，为1949年的49.6倍；博物馆4 918个，为1949年的234.2倍。三是文化产业的迅猛发展。2000年，我们党在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首次正式使用“文化产业”概念，提出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至2018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38 737亿元，比2004年增长10.3倍；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由2004年的2.15%提高到2018年的4.30%；并成为世界图书出版、电视剧制播、电影银幕数第一大国，电影市场规模稳居世界第二。四是文化供给更趋丰富。如2018年底，全国共有各级广播电台播出机构2647个，为1949年的54.0倍；全国广播、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达到98.94%和99.25%；2018年全国共播出公共广播节目1526.7万小时、公共电视节目1925.0万小时。2018年，图书品种51.9万种、总印数100.1亿册（张），分别为1950年的42.7倍和37.1倍；期刊品种10139种、总印数22.9亿册，分别为1950年的34.4倍和57.3倍；报纸品种1871种、总印数337.3亿份，分别为1950年的4.9倍和42.2倍。截至2017年底，全国网络文学创作队伍约1400万人，重点文学网站的原创作品总量达1 646.7万种。五是文化民生的空前改善。如，全国基本实现了“县有公共图书馆、文化馆，乡有综合文化站”的建设目标，“三馆一站”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全部免费开放。“从2004年起，全国各级各类国有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有条件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逐步实行优惠或者免费开放。从2008年起，全国文化、文物系统博物馆、纪念馆开始向社会免费开放”。六是文化“走出去”的新拓展。如，1951年4月3日，我国第一个对外文化合作协定即与波兰的中波文化合作协定正式签署，而今，我国已与157个国家签署了文化合作协定。截至2016年底，我国国际广播电台在全球拥有101家海外整频率播出电台，每天播出近3000小时节目，覆盖50多个国家的首都或主要城市约5亿人口。2012年至2017年，全国版权输出从9 365项增长到13816项，增长47.5%，版权输出与引进的比例从1:1.9提高到1:1.3。2018年末，全球154个国家（地区）建立了548所孔子学院和1193个孔子课堂。文化贸易、文化投资也越来越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途径。……发展的现实，是最强效的“强心剂”。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及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凝聚着当今时代中华民族的创新创造，也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注入了强大的新时代的底气。

五、增进了建设文化强国的理论自觉

在文化发展问题上高度的理论自觉，反映的是对文化发展规律性深刻、透彻的认识和掌握。因而，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总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缺乏高度文化发展理论自觉的所谓文化自信，往往仅仅是情感的而非信念的、模糊的而非清晰的、涨落不居的而非稳定持久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发展，之所以能够实现中华文化的新生，之所以能够推动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有力重建，也正在于，70年来，我们党在推动文化建设实践的同时不断深化文化建设的理论探索，不断增进文化发展的理论自觉。

对于文化发展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深刻揭示了文化的起源、特性和意义，分析了文化发展和物质产生发展之间的不平衡性，文化与经济、政治之间的相互关系，阐明了文化发展中的一系列规律性问题，确立了我们观察、思考文化问题的基本立场和科学方法论。在探索新中国新文化建设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及其文化理论的同时，紧密结合中国实际，进行了丰富的理论创造，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中国化。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理论等，都是我们党在推动文化建设、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进程中取得的重要成果，分别创造性地回答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文化发展面临的新课题。这些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有机组成部分，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文化建设方面的理论自觉程度，也都有力地引领了中国文化建设的实践展开。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是“四个全面”，强调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强调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含着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系列深刻论述。这方面的重要论述，涉及文化价值、文化本质、文化道路、文化中轴、文化传承、文化创新、文明互鉴、文化主体、文化领导等重要方面，涵盖宣传思想工作、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文学艺术、新闻舆论、哲学社会科学、网络与信息化等各个领域，丰富而系统。这方面的重要论述，关于文化价值，强调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于文化本质，强调我们所要发展的文化，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关于文化道路，强调“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关于文化中轴，强调核心价值观在一定社会的文化中起着重要的中轴作用，是决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化性质与文化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要“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作为一项根本任务，切实抓紧抓好”。关于文化传承，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要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关于文化创新，强调文化是最需要创新的领域，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让一切文化创造源泉充分涌流”，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关于文明互鉴，强调“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要加强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夯实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关于文化主体，强调“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让文化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满足人民精神需求、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关于文化领导，强调党的领导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根本保证，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始终把文化发展的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无论改什么、怎么改，导向不能改，阵地不能丢”。这些丰富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新时代中华民族的文化新创造确立了清晰明确而且富有力量的理论指引和行动指南，同样，也以理论自觉的力量，支撑着中华民族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的自信开拓。

1949年9月21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庄严宣告：“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其中讲道：“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这段话，可谓是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充满自信的文化宣言和预言。70年的风雨历程，无疑正将这一豪迈宣言、预言，一步步转化为历史事实。虽然，在文化发展中，我们还存在不少的短板、弱项，前进的路上，我们也还必然会碰到诸多的坎坷和险阻，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应该而且一定能够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这种坚定的自信，传承于五千年的历史文明，淬炼于70年新中国的砥砺前行，也是我们开创美好未来的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本文原稿发布于《思想政治教育导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