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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郁:为了兰州解放,牺牲时他才28岁

2021-09-03 10:0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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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云溪,汉族,甘肃临洮人,1921年3月21日出生,194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中共陇右工委兰州大学教工支部书记。解放前夕,在进行革命活动时被捕,牺牲时年仅28岁。

魏郁6岁时丧父,家境贫寒,兄弟姐妹四人依靠母亲务农为生。后来,他被过继给伯父魏震华。魏郁自幼聪慧勤奋,品学兼优,志向远大。他先后就读于临洮养正小学、临洮师范、兰州一中、中央大学。在他上小学时,“九一八事变”爆发,老师结合当时形势讲授的《满江红》《最后一课》等课文,使他受到爱国主义的启蒙教育。

1935年,魏郁考入临洮师范。1936年9月,红四方面军长征路过临洮,在城郊驻留期间,宣传抗日反蒋,发动群众组织农会,建立人民政权和人民武装,进行攻城战斗,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撒下了革命火种。红军纪律严明,爱护百姓,关心群众疾苦的优良作风,深深印在魏郁心中,从而使他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开始有了初步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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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由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活动在临洮广泛开展,“抗宣八队”和“流亡学生集训队”等也先后来临洮开展活动,揭露日寇侵略暴行的电影也在临洮放映,所有这些,都使魏郁进一步受到启发。看到前方将士浴血奋战、不怕牺牲的英勇事迹,联系地方上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狼狈为奸、鱼肉乡里、发国难财的丑恶行径,魏郁义愤填膺,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立志读书不忘救国。

1938年上半年,他和几位同窗好友在校内举办《弹花》壁报,写诗作文,抒发个人志向,揭露黑暗社会,探讨时局形势,宣传抗日救国。接着,他们又成立了“群星消费合作社”,为教师和学生生活服务,借以广泛联系志同道合的青年。因活动有声有色,引起当局注意,勒令校方“予以解散”。但魏郁并未灰心,于1938年农历八月十五晚,又和几位挚友秘密成立了“陇社”,提出“团结志同道合青年,切磋学问,增长才能;反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向恶势力作斗争;改造社会,振兴桑梓,造福人民”的办社宗旨,开展力所能及的利国利民活动。

1938年秋,国民党临洮县政府无理逮捕关押了临洮县南街小学校长,全校师生罢课抗议。魏郁闻讯后立即组织“陇社”成员,并以临洮师范学生自治会主席身份带领同学们去南小声援慰问。师生们的革命行动,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县政府无可奈何,只好释放了那位小学校长。是年冬,临洮县长周志拯趁抗敌救国之机,增粮增税,派兵派款,贪赃枉法,中饱私囊,群众怨声载道。临洮中学等校教师,联合一些社会人士在城隍庙清算县政府财粮账目,提出“赶走周志拯”的口号。魏郁闻知此事,立即召开“陇社”会议,作出“以实际行动支援算账义举”的决定,并联络了几十名进步同学,前去算账地点助威,使老师们深受感动。通过算账,有力地打击了周志拯鱼肉百姓的嚣张气焰。不久,周志拯即狼狈离开临洮。

1939年冬,学校组织寒假宣传队,魏郁率先报名参加。宣传队冒着严寒风雪,背着行囊,徒步跋涉,去百余里外的临潭、卓尼一带,进行抗日宣传活动。他们一路张贴标语、漫画,高唱抗战歌曲,讲形势、演话剧,揭露日寇侵略暴行,宣传前方将士奋勇杀敌,后方民众齐心抗战的事迹。通过宣传,激发了汉藏人民同仇敌忾的志气,推动了后方的抗战工作。他自己在深入农村,了解群众的实践中也受到了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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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秋,魏郁从临洮师范毕业考入兰州中学(高中部)。自1937年11月起,日军出动飞机开始对兰州进行疯狂轰炸。此时的兰州中学已从兰州市迁往临洮县辛店镇(当时属洮沙县辛甸镇)继续办学。魏郁在兰州中学求学期间,仍坚持开展“陇社”的工作,提出“振兴甘肃、建设甘肃”的口号,并改社名为“兴陇社”(后取创建新甘肃之意,又改名“新陇社”)。在他领导下,组织不断壮大,活动日益活跃,社员已扩大到兰州其他学校和社会上的甘肃籍青年,活动范围也走出了校门。

1942年,日本飞机对兰州空袭基本结束,兰州中学才分两批陆续迁回兰州。这年冬天,国民党军队押解一批新兵,由四川调往兰州800人。一路上逃跑,死亡就占了一半。这些疲惫不堪的壮丁一到辛店就被关在学校教室里。由于天寒地冻、缺吃少药,每天都要死一批。此时,兰州中学正在往兰州迁返。魏郁和同学们不止一次去掩埋这些尸体,全部集中埋进一条沟里,这条沟后来被称作“壮丁沟”(今辛店初中东南的绵土窑)。返回兰州后,他们专门到国民党师管区司令部,找主管征兵事宜的军官,面陈他们在辛店目睹虐待壮丁的惨景。不料,那位军官竟说:“念书学生不应管这些事”。魏郁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有一颗纯洁的心,不忍看到老百姓还没上战场,就无故丧生!”说罢便带着同学愤然离去。

1942年下半年,兰州中学语文老师杨朴,给学生讲述鲁迅的文艺思想和著作,赞扬鲁迅的骨气和“痛打落水狗”的革命精神,遭到校内国民党、三青团右派分子的攻击,说杨朴思想偏激,用“旁门左道”蛊惑学生,并指使一些学生起哄闹事,企图赶走杨朴。魏郁得知此事后,立即召集社友研究,认为杨朴老师思想进步,为人正直,学识渊博,是位难得的好老师(后知杨朴是中共地下党员),应该支持他、保护他。于是大家分头联络认识一致同学,向校方据理力争,并得到校内有威望的老师和有正义感的同学们的支持,使反对派的阴谋未能得逞。

在此期间,兰州地区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以魏郁为首的“新陇社”活动范围日益广泛,斗争更为坚强有力。1943年5月,国民党甘肃省政府当局十分恐慌,以所谓“新陇社”系共产党外围组织为由,下令解散这一组织,迫使“新陇社”停止了一切活动。

1943年夏,魏郁离开兰州前往重庆求学,先入中央大学进修班,次年考入中央大学历史系学习。从此,他有较多的机会看到《新华日报》和阅读许多进步书刊,也结识了更多的进步青年,尤其是重庆地区活跃的政治气氛对魏郁有很大的影响,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觉悟进一步提高。面对激烈的斗争形势,他决心把兰州被解散的“新陇社”在重庆中央大学恢复起来,使广大进步学生团结起来,共同奋斗。1945年4月,他去交通大学和原“新陇社”社友刘希明、杨满湖商议,成立了“昆仑社”,提出“团结进步青年,练好真本领,创建新甘肃,建设新西北,解除人民疾苦”的口号。这些都得到了分布在兰州、西安等地原“新陇社”社友的热烈赞同,活动很快在各地开展起来。从此,魏郁和其他甘肃籍同学又一起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之中。

1945年8月,毛泽东主席在重庆与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魏郁激动万分,每天总是跑很远的路去新华日报社索取报道谈判情况的“号外”,并和“昆仑社”的社友们进行讨论。面对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魏郁更加坚定了跟共产党走的决心,并积极投身声援重庆“沧白堂事件”“较场口惨案”、昆明“一二·一惨案”等革命行动,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坚决斗争。

1946年开始,一些抗战期间迁往重庆的院校相继迁返原址,中央大学也复校回到南京。这时,全国人民都期望在抗战结束后有个和平的环境,学生们更是盼望政局稳定,有个良好的学习环境,但事与愿违。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一方面大肆窃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成果,另一方面调兵遣将妄图一举消灭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罪恶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抗。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工人、学生运动在全国各地此起彼伏、波澜壮阔,魏郁也多次往返于上海、南京之间,在各大专院校进行活动。

1946年7月,他又前往上海找甘肃籍同学研究“昆仑社”的工作。首先在上海交通大学找到甘肃学生岳景宗,在他的协助下,“昆仑社”上海成员召开了会议,研究了组织发展及有关活动情况,并决定把“昆仑社”设在上海交通大学。会上确定了“昆仑社”的当前任务是“争民主、争自由、争和平,为人民事业奋斗到底”。

1947年夏,岳景宗以优异成绩从交大毕业,受聘于上海中央航空公司任职。岳景宗一方面出色地完成公司的任务,一方面积极从事“昆仑社”的社务活动。在岳景宗的努力下,“昆仑社”与上海地下党组织接上了关系。10月,“昆仑社”在上海中华航空公司召开会议时,接受了上海地下党的建议,“昆仑社”又改名为“力达社”(原名“雷达”,为求通俗,改用“力达”)。魏郁提议选岳景宗为社长。“力达社”自从接受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之后,工作日益活跃,组织日益壮大,进一步取得了地下党的信任。

魏郁在一次社员集会上庄重宣布:“我们社已进入新的里程碑,今后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推翻蒋介石政权,建立新中国奋斗到底!”魏郁在南京一方面主办《西北文化》和《陇铎》杂志,发表论著,从事激励青年奋进,唤起民众觉醒的宣传鼓动工作,一方面投身巨大的爱国洪流,积极参加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反暴行的学生运动,不仅在南京、上海等地积极活动,而且经常与兰州、西安、武汉等地的同学取得联系,为广泛地发动学生运动四处奔波,尽力奉献。

在中央大学学习时,他学识扎实、学术突出,曾以“吴松厓与袁简斋:诗传人间、神交万里”为题,在《西北文化》上发表长篇论著,介绍清代临洮诗人吴镇和袁枚的来往。他以其渊博的学识受到顾颉刚先生和其他教授们的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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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夏,魏郁随历史学家顾颉刚来到兰州大学任教。他治学严谨,工作出色,深得师生钦佩。顾先生称他是“最满意最得力的助手”。来兰州不久,魏郁即召集“力达社”在兰成员开会,通报该社在上海党的领导下开展反蒋斗争的情况,作出“壮大组织、发动群众,支援人民革命战争,迎接兰州解放”的行动计划。他让在广播电台工作的社员石凤玉装修了一部旧收音机,每晚收听新华社广播,将解放战争的捷报及时向群众传播,借以鼓舞民众的斗志,迎接解放。同年冬,魏郁为进步刊物《立民》杂志写了《杀鸡取蛋》一文,抨击国民党不顾百姓死活的刮民政策,说出了老百姓的心里话,引起群众的强烈共鸣,收到了较好的宣传效果。

1949年1月,魏郁在临洮加入了中共陇右工委地下党,并担任兰大教工支部书记。他在任教之余,更加积极从事地下革命活动,先后和中共陇右工委负责人牙含章、中共皋榆工委负责人罗扬实多次秘密联系,积极进行解放兰州的各项准备工作。他还在校内外发展了一批党员,壮大了党组织的力量。

1949年初,甘肃省主席郭寄峤向全省发行3000万元所谓的“建设公债”。消息传开,群情怨愤。西北师院的一些进步青年首先发起了抗议发行公债的斗争,魏郁也积极发动、组织兰大师生支援,参加了轰动全省的“三二九”示威大游行。当时,郭寄峤曾派几名厅长到各校游说劝阻,企图瓦解游行队伍。前往兰大的建设厅厅长骆力学,在魏郁等人的反击下,狼狈而回。之后,郭寄峤不得不宣布停止发行公债,这次抗议斗争取得了胜利。

1949年4、5月间,兰州地下党为了能够直接迅速地和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急需一部电台。魏郁将这一任务交给支部党员石凤玉去完成,在石的努力下,找到了一部伪保安队弃置的直流电台,并机智而勇敢地交给党组织,为解放兰州做出了贡献。

兰州解放前夕,白色恐怖日趋严重,一些地下支部被破坏,党员被逮捕。在此险恶情况下,有的同志劝魏郁离开兰州,暂避风险。但魏郁考虑到人民解放军已逼近金城,兰州解放在即,各项工作刻不容缓,身为党的支部书记,怎能在此关键时刻离开呢?他依然按照党的指示,领导支部党员共同战斗。

1949年7月27日,魏郁与组织委员杨仪同时不幸被捕,被关进大沙沟监狱。敌人对他严刑审问,残酷折磨,但他坚贞不屈。面对敌人的淫威,魏郁义正辞严地说:“共产主义是真理,是甘露,是世界的未来,我信定了。头可断、血可流,此志绝不丢!”敌人从他的口中得不到任何关于党的秘密,便于8月21日深夜将其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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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士的一生,是追求进步,探索真理,寻求光明,献身革命的一生。他的生命虽然短暂,但他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为表彰烈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颁发了毛泽东主席签署的“革命烈士证明书”,国家民政部也颁发了“革命烈士证明书”。兰州大学、临洮县委、临洮县人民政府都为烈士立了纪念碑,让人们永远纪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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