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标DTMB在国内强制实施后，研发中心由王军、王劲涛博士领衔和宋健、潘长勇带领的一批研究生组成一支DTMB产业化专用芯片研发团队，边学边干，夜以继日，迅速开发出DTMB收发系统产业化专用芯片及其收发样机设备，支持DTMB标准产业链。研发中心创新实施一种专利处置与实现技术分离的机制，把全部专利贡献给国家，同时实现清华专有的DTMB标准发送和接收系统的实现技术及算法源代码转让国内外20多家企业，清华大学获得许可实施合同金额累计1.326亿元。研发中心带领中关村数字电视产业联盟，协作实现DTMB标准完全自主的生产链建设，DTMB产业链很快形成了数千亿元市场销售的巨大产业。

DTMB强制性国家标准的收发系统专用芯片及其样机设备

2007年12月-2009年5月，杨知行率领中关村数字电视产业联盟推动南美四国(古巴、委内瑞拉、秘鲁、厄瓜多尔)对中国、美国、欧洲、日本四国同类标准进行对比测试，潘长勇为中国标准测试组组长，测试结果是中国标准获得“技术第一”。2008年7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听取汇报后指示：抓好这件事，能形成有示范效应的发展模式。2008年11月2日，李克强常务副总理指示：国家应支持企业推进中国标准国际化的工作，专业部门应牵头并协调开展工作。2009年10月，国家发改委牵头，联合科技部、工信部、外交部、商务部、国标委、广电总局、中国工程院等八个部门共同组成国标海外推广工作组，DTMB标准海外推广成为国家战略。

2008年杨知行和潘长勇老师在委内瑞拉参加数字电视标准测试

2009年12月，国家发改委下达批文，依托清华大学建立数字电视国家工程实验室(北京)，负责中国地面数字电视广播传输国家标准的更新发展和海外推广应用工作。实验室采用公司体制，建设资金1.2亿元。杨知行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宋健兼任实验室主任，潘长勇兼任国际开放实验室主任，清华大学数字电视研究团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杨知行数字电视团队的2011年春节联欢会合影

2010年6月21日，中国数字电视国际标准推进工作专家组成立，邬贺诠院士任专家顾问组组长，杨知行任专家工作组组长。随后，工作组研发DTMB增强系统，增补多带宽、多业务两项功能选项，使DTMB标准达到全球普适性要求；组织32份国际电联提案，克服国际市场利益相关的多方干扰。2011年12月6日，我国DTMB标准正式成为国际电联推荐的数字电视国际标准，取得与美、欧、日同类标准的同等地位。开创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数字电视广播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成为国际标准的历史。同年，清华大学成为了国际电联的第一批学术成员，清华大学数字电视研究中心主任宋健教授担任国际电联广电研究组副主席。2012年10月30日，在国际电联开展数字电视研究四十周年庆祝会上，中国标准的加入被誉为全球数字电视发展四十年(1972-2012)的里程碑事件。2013年《DTMB标准国际化关键技术及应用》获得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授予杨知行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2015年IEEE委托著名的美国John Wiley & Sons Inc.出版了宋健、杨知行、王军的《Digital Terrestrial Television Broadcasting Technology and System》专著。

国际间的标准竞争是最高层次的商务竞争，是新经济时代的市场圈地。数字电视国家工程实验室(北京)探索成功：以标准输出为龙头，通过标准带动产品输出，通过产品承载文化走出去，科技和文化结合的集技术、标准、产品、服务、金融和文化于一体的DTMB海外应用工程模式；串联我国信息产业领域的主要骨干企业，在亚、非、拉地区40多个国家展开了DTMB标准圈地活动，目前已有14个亚非拉国家采用DTMB标准。2016年，《DTMB系统国际化和产业化的关键技术及应用》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杨知行、潘长勇、宋健、王劲涛分获该奖项的前四名。杨知行还受邀参加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主办的2017年春节团拜会。

《DTMB系统国际化和产业化的关键技术及应用》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2009年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给清华大学下达了《国标演进与新标准研究》的研究项目，研发中心成立由宋健、王昭诚、潘长勇、张超等青年教师带领研究生组成精明强悍的研究团队，奋战三年，成功地研发了DTMB国标演进系统(DTMB-A)。2013年1月25日，教育部主持技术成果鉴定会，鉴定认为：DTMB-A的频谱效率、接收门限、单频组网、抗多径能力和高速移动接收等主要性能指标达到或超越当前国际同类技术的最好水平。2015年6月25日国际电联正式公布DTMB-A国际标准，科技日报作为重大新闻在头版头条刊登了“DTMB-A成为国际标准”。2019年12月，国际电联进一步把DTMB-A标准与欧洲、美国的同类标准编制成全球数字电视第二代三大国际标准。DTMB-A系统首先用于中国商务部援助巴基斯坦、东帝汶的数字电视项目，成为习近平主席亲自见证签署的8个“一带一路”品牌工程项目之一。目前，DTMB-A国际标准的国内外推广应用还在征途中。

杨知行20年磨一剑，从理论创新、技术突破、标准制定、产业应用到国际推广，创建了我国自主标准的地面数字电视广播传输系统，实现了我国地面数字电视传输领域由选用国外标准到自主国家标准，再引领国际标准的跨越式发展，并跻身世界前列。

培养人才，重在凭高

杨知行也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他谈到：“研究生论文写作最感困难之处是入门，而最大诀窍在于洞悉所研究学科的发展体系，论文在相关学科体系中要有明确定位，表述要清晰。重点在于，厘清此体系的生发脉络，犹如植物，应把握其如何生根发芽、成长发展的来龙去脉，之后基于此突出创新点，强调其弥补了该体系哪方面的内容。” 他认为，写论文是从下向上审视，从事科研工作则需从上往下俯瞰，即首先寻找制高点，树立全局观念。比如在传输领域，须知现在传输领域国际上有哪些制高点、谁在掌握、有哪些应用，看清格局，再思考自己研究的方向有无可能冲击此制高点。对准制高点时，科研方向所用方法、所用工具才可能聚集于这一方向上。的确，在国内80年代主要传输体系变迁中，他审时度势，发现我国遥感卫星主要设备多为国外引进，基础薄弱，但在“通用”两字上大可下足功夫，于是结合人工智能概念抢先推进，经过奋战，通用接收机应运而生，实现了弯道超车。同样，在转型数字电视方向的把握上，他认为中国需要制高点，预见技术上一定能实现取代、超越，因此凡遇挑战、困难，都不畏缩。

针对培养人才，电子系教学改革无疑是成功的。他指出，首先，大学本科教育目的是，让学生树立广阔的格局，而非局限在具体应用。而且，学生所学意在经世济用，不可囿于课堂书本。因此，调整教学，需培养学生更具格局意识，更有科学预见性与创新精神。其次，本科教学内容应更宽泛，学生课程过度专业化并不符合培养规律。他曾任电子系科研科科长，学习过陆大䋮、冯重熙等教授的毕业设计，研究过他们的课程安排。那时课程打破藩篱，讲求博学洽闻，甚至涵盖环境、材料等领域知识。他主张，从事自然科学的人也应掌握一些哲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知识，通过提高自身格局，克服社会环境带来的冲击，也加强科学创新的积极性。这需要社会支持与学校培养相结合。

他指出，从事科研事业，犹如置身战场，稍有懈怠，可能就会落后于人，甚至被时代淘汰。占领学术研究的制高点是致胜的法宝。清华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与外部条件，但仍需自身不畏跋涉之苦，勇于凭“高”决胜！

采访合影

采访：王昭诚、王劲涛、宋健、张超、乔元春、万军

摄影：张梦圆

撰稿：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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