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每个人对《三字经》都不陌生，它是大多数人小时候最早提到关于“善”的读物。从《荀子·礼论》的“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俱善，人道毕矣。”到《西游记》的“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自有余。”中华民族从古至今都在宣扬惩恶扬善的思想，而这种思想与善书的精神内涵是一致的。

善书顾名思义是劝善之书，劝人为善而去不善。是一种韵散相同讲唱结合的曲艺曲种，内容多为高台教化使人向善和劝善祈福。因艺人常用“未开言来，泪流满面”开场，故民间戏称其为“未开言”。善书远在汉代就有萌芽，至唐代的出现了散韵相同，说唱并茂的"骈文"和"俗讲"。宋元以后，说唱文学的种类日益扩大，明代永乐年间便有"钦颂善书"印行天下。清代时，汉川善书由案头文学发展成讲唱文学，且产生了汉川善书曲艺。早期善书只在元宵节和中秋节说唱，后来逐渐成为经常性活动。20世纪30年代，汉川善书艺人进入武汉城镇说唱，至此，善书进入全盛时期。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善书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为了使这一文化能被继续重视，焕发出以前的光彩，2006年5月20日，湖北省汉川市申报的“汉川善书”以其宝贵的历史价值、丰富的人文内涵，独特的艺术魅力而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汉川善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五大价值——“历史传承价值”“科学认识价值”“审美艺术价值”“社会和谐价值”“经济开发价值”高度契合。有人说，“非遗”是一门“非常遗憾”的艺术，它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是“活”的文化及其传统文化中最脆弱的部分。

汉川善书是从宗教的“说善书”脱胎而来的，初时的演唱仍带宗教色彩。开始称善书演唱为“高台教化”，高台上供奉着“宣讲圣谕”或“圣谕广训”牌位，宣讲者要斋戒沐浴，焚香诵经，至台上行毕八大礼，然后吹打、接驾、读文、肃静，再开始宣讲。宣讲时，目不斜视，照本宣科，气氛肃穆。后来，发展到每年的元宵节、中元节前后，由善堂请艺人或当地文人老先生宣讲，名曰:“劝善行好，祈福消灾”。之后，有人用讲善书来还愿，祭祖、祝寿。解放后，善书彻底摒弃了宗教色彩，使之不受季节和场所的限制，成为群众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汉川善书的艺术特点和风格可概括为十个字，正派，雅致，动听，感人，完整。正派指内容不带丝毫低级下流，雅致指表演轻谈慢叙，文雅有致。动听指唱腔朴素浑厚，婉转悠扬，吐字清晰丝丝入扣。感人指观众与剧中人心心相连，字字句句牵动情心感人肺腑。完整指情节有头有尾有因有果，如果一案书没有交代结局，观众就会提出非议甚至责难。

汉川艺人将行善积德的理念融入宣讲之中，形成大宣腔、小宣腔、欢乐腔、怒斥腔等13种表现形式。在宣讲过程中，通过宣、讲、答、对等，以“舌生花”、“口生香”、“脸生色”、“目生光”为艺术标准，活灵活现表现故事情节，深受老百姓的欢迎。

汉川善书按讲唱的场所不同分两类，一类是“场书”，即在固定的书场、茶馆中讲唱：先由主讲人出场，站于桌前，将醒木一拍，顿时全场皆静。汉川善书全程用汉川方言讲述，亲切自然，娓娓道来，引人入胜。善书讲求应答，当主讲人充当官员喝问时，幕后必有人应答。当官员升堂时，幕后会相应传来吆喝声，衙役的“威武”声也适时传来。当剧情需要女角出场时，女艺人方才出来站于桌前，与主讲人应和，开始用大宣腔演唱，即哭腔，唱腔逶婉动听、唱中有悲。唱时自行起腔，抱字行腔，有板有眼、高低起伏，催人泪下。全程无任何乐器伴奏，完全是徒歌式清唱。另一类是“台书”，即每年春节到农历三月中下旬，做生祝寿、婚丧嫁娶等乡间大事，是汉川善书表演最集中时段，许多乡村都要搭台清善书艺人来讲书。“台书”一讲就要讲三天三夜，共六场，这对善书艺人非常具有挑战性。艺人在台上置桌椅，桌上同样有一块醒木。而幕后坐数位善书艺人，有男有女、无任何乐器。听众们散坐于桌前，有乘灯光纳鞋底的，抱儿喂乳的，百态毕呈。当地不少老人都保留着童年时期挤在台前听汉川善书的美好记忆。

说到汉川善书，就不得不提到它的第六代传承人——熊乃国。他19岁师从徐忠德，三十多年来在讲唱传承善书之余一直致力于传统案卷的整理和汉川善书创作与研究，对汉川善书的唱腔进行了分类和命名，对其韵律节奏唱腔曲牌进行了规范和整理。并于2008年成立汉川善书宣讲团，这支队伍常年往返于城乡，以鲜活的姿态服务社会基层。对汉川善书的传承发展做出了积极突出的贡献。2008年湖北省文化厅授予其第一批省级传承人，2017年9月，当选为中央孝感市第六届政协委员。

（熊乃国整理的案卷）

（善本的目录）

（熊乃国整理的善本）

熊乃国小时候记忆最深刻的就是跟着家里的老人一起搬着板凳看善书先生们讲善书，六场下来越听越觉得有趣，一点都不感到无聊。1978-1979年农村各个村都推崇讲善书，以此来教化村民，扬善惩恶。在文革时许多善书艺人受过批斗，汉川善书大受打击，改革开放后各地推崇百家争鸣，此时汉川善书盛极一时。当时熊乃国仅有有十一二岁，由于兴趣使然，在台下听善书的他想成为在台上讲善书的人。

（熊乃国和善书宣讲团的成员正在讲馆书）

善书的历史渊源上溯至东晋时期，距今约1700余年，它的思想和体系属道教一脉。那时就有所谓“倡导”“说法”专为劝诱人而设，有白有歌，是以劝教而进行的说善书。历经南北朝隋朝唐朝佛教中人为求通俗，遂将经典改为“俗文”并依韵编排，便于口诵。这就是佛教中劝诱人的说善书。熊乃国的曾祖母信佛教，在耳濡目染之下他从小对佛教文化也有所了解，而汉川善书原本就带有宗教色彩，这让他在理解善本时要轻松许多。善书中不仅会劝善劝孝，还会有廉政、二十四孝的内容。在当今张扬个性的社会中，有很多人原本善良的人慢慢偏离了善良，人们更多的是追求个体价值的实现、个体利益和欲望的满足，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很多人惟利是图，只为金钱和利润服务，不讲诚信、不讲道德，极大地败坏了社会风气、破坏了社会的和谐稳定。为此熊乃国希望能通过宣讲汉川善书来倡导传统伦理道德，鼓励人们积极向善，并且向人们宣扬其中的美好向善的伦理道德和内容。

几年前，熊乃国对善书进行了一些改革。首先是讲善书时的肢体语言：以前善书作为皇宫里的高台教化，主讲人是不允许进行手部动作的，现在可以结合案本场景添加动作。其次是服装道具上的变化：原来是平常的衣服从头讲到尾，现在在演出时从服装上来体现角色变化，具体讲剧中人是员外，演员便着员外装出场，是位小姐就着小姐装出场。观众第一感受知道出场的角色，这样的演出模式就是改革创新的新途径，更加有利于听众品味听趣。最后是作品的内容：作品要与时俱进，源于社会。此前熊乃国为公安局禁毒办创作了关于禁毒的作品《迷途知返》，为汉川政法委创作了关于扫黑除恶的作品《利剑高悬斩黑恶》等结合时事的新案本。完全讲老段子是不行的，但是传统的不能丢，要新旧结合是熊乃国的改革标准，而且汉川善书的母体不能变，原汁原味的唱腔不能变，但是在形式上，可以借鉴评书的表演形式。

评书，又称说书、讲书，是一种古老的中国传统口头讲说表演艺术形式，在宋代开始流行。各地的说书人以自己的母语对人说着不同的故事，因此也是方言文化的一部分。清末民初时，评书的表演为一人坐于桌后表演，道具有折扇和醒木，服装为长衫；至20世纪中叶，多不再用桌椅及折扇、醒木等道具，而以站立说演，服装也较不固定，评书人需要用自己丰富的肢体语言、神情和语气来把听众带入自己所讲故事的氛围里。这些都是熊乃国进行改革创新的灵感，因为此时的善书已不再是皇宫内的“圣谕广训”了，不需要主讲人目不斜视，照本宣科，气氛肃穆地讲完善本，艺人们可以根据善本内容适当地加入演绎效果，使善本内容更有吸引力，这有利于走进观众们的内心。

（熊乃国整理的案本）

如何将汉川善书保留并传承下去是现在熊乃国认为最重要的事。因为传承汉川善书的人都是民间的艺人，缺少政府的支持和保护，艺人们的收入不稳定，基本都靠听众布施，于是造成了艺人不便于管理的情况，他们无经济补贴，没有归属感。权益也未保障。如何留住艺人又成了一个难题。政府可以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的投入力度，扩大宣传力度，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提供更好的传承、保护、创新条件，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使之更加安心地从事非遗文化的保护、传承工作。熊乃国认为最高效的传承方法应为双传承，即师父传徒弟，艺人传听众。只有引得进，才能留得住、推得出。

（图为汉川善书宣讲团讲“台书”的准备工作）

（观看台书的观众们）

还有一个难题即宣讲渠道堵塞。原来逢年过节很多村都争着邀请艺人去讲书，现在很少有这种仪式了。出钱都是群众自发的，没有村委会等组织，有时善书宣讲团自发出钱，在村内搭台讲书。而疏通宣讲渠道的办法是可以在确保文化遗产不被破坏的前提下，尽可能进入市场，并通过切实可行的市场运作，完成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及其潜能的开发，这可以实现文化保护和经济开发的良性循环互动，例如日本、韩国积极发掘本国民俗文化资源，保护、恢复传统礼仪节庆仪式，以此吸引大批国内外游客，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收入。汉川善书也可以模仿其运作模式，来吸引更多人去关注我国非遗文化。

非遗文化来自民众。民众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者，同时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发展的主体。人人参与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好的传承保护。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在非遗实践活动中收获快乐，并且加深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热爱，获得丰厚的人生滋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