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老师，您好！我们是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球科学学院基地班的学生，目前正在北京周口店进行四周的野外地质实习。我们想利用实习间隙走访一批在北京和武汉两校区工作过的老校友、老前辈……”2019年暑期，由地球科学学院基地班党支部党员、入党积极分子书写的拜访信送到了地球科学学院退休老教授的手中。由这些学生组成的“又红又专地质人”团队走进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原北京地质学院），开展“探寻地大变迁历史，回溯地质教育发展”主题社会实践活动，并面向院内外同学进行“地学之光”宣讲。
团队成员拜访了游振东、杨巍然、郭铁鹰等11位老教授，他们均是地球科学学院的退休教师，在地学院工作时间长达四五十年，其中年纪最大的游振东老师已是91岁高龄。团队通过面对面访谈的形式，向老教授了解地大自建校以来的发展历史，聆听他们这些老一辈地质工作者的地质故事，感受他们身上“艰苦朴素、求真务实”的地质精神和探求地球科学真知、奉献祖国地质事业的初心和使命。
坎坷南迁之行，书写变迁辉煌
“当年北京地质学院迁出北京办学的时候，是有火车专列的，但是有些地方没有铁路，我们便用草绳捆绑好教具、行李这些东西，用扁担担着，携家带口地翻越了好几个山头，在路上遇见大雨是常有的事情。”当年地球化学系的系主任朱有光老师向“又红又专地质人”社会实践团队的同学回忆道。
上世纪70年代，北京地质学院（现中国地质大学）收到中央的决定，要把学校整体外迁办学。学校先后辗转江西、湖南、湖北江陵、武汉多地，克服了种种困难，地质学院才在武汉扎根发芽，更名为武汉地质学院。
迁校过程中，学校主要人员携家带口与教具、随身物资随专列南下，遇到山头没有路了，便用扁担担着翻过去。“你们看这张相片就是当年我们挑行李的场景，那时候经常在路上遇到大雨，孩子也顾不上，就想着不能让雨淋了教材。”朱有光老师指着黑白的照片说道。
7月23日上午，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团队成员与采访嘉宾合影留念（左一：陈德兴；左二：陈忆元；左三：徐桂荣；左四：朱有光）
团队成员于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门口合影留念
7月23日下午，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团队成员、指导老师与嘉宾老师合影留念（左一：郭铁鹰；左二：杨巍然；左三：索书田；）
初至武汉，由于办学条件限制，师生分散，大多数教员被安置在华中农学院（现华中农业大学），他们要天不亮就起床赶到街道口、汉口等地教学上课，深夜回到家中是常态。“当年地质系有三个教学班，缺少老师，我便做了教学主力，经常不顾家，当时老伴老是数落我，老伴也忙，我的小孩都是托付给招待所所长照看。那时候难啊，觉得亏欠孩子。”说到这里，杨巍然老师不禁眼角湿润。
郭铁鹰老师赠予团队成员珍贵书籍
梁定益老师为地学青年书写寄语
经历重重困难后，学校终于在武汉安家，虽然不再漂泊，但依旧“瘦骨嶙峋”。当时标本、教材匮乏等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没有教科书就自己编，没有标本就自己采，甚至没有住所也是自己造。第一批南迁的教员后来大多都留在了武汉，许多地学院的老教授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全都奉献给了刚刚白手起家的地大。
满腔爱国热血，献身地质事业
地大的成立和新中国的发展同呼吸共命运，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间，地大为祖国培养了一批批人才。老教授们的人生轨迹是一部浓缩的地大发展史，更是新中国地质教育壮丽七十年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在新中国成立后迅速发展的时期，也是最缺乏地学人才的时候，许多先辈听从中央的召唤，为祖国寻找富饶的矿藏。
地质学院汇报工作的郭铁鹰老师在西藏出野外时与北京信件
几位耄耋之年的老教授以口述为主，结合许多老相片、老物件，将自己的地质故事娓娓道来。郭铁鹰老师，是温家宝总理的老师，他带来了他三十年科考西藏的成果——《阿里地质》以及两张泛黄的信纸，郭老师说，就是这两张简单的信纸决定了他去西藏的三十年。由于当年探索西部的需要，他和梁定益老师主动请求前往西藏进行科研工作，一去就是三十年。当年的前辈们总是将国家的需要同自身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优先考虑自己的得失和自身的发展。
我校刚开设地质填图时的老照片
薛君治老师为团队成员讲解老照片背后的故事
年轻时的杨巍然老师患盲肠炎，为了不耽误野外工作，曾经想过要割掉盲肠。在出发去祖国大西北之前，特意给中央写信请求接见，以了解祖国的建设需要，有针对地开展工作。刘少奇接见了杨老师等人，称他们为“和平时期的游击队员”。后来为更好地研究国内陆内造山带问题，杨老师与俄罗斯相关学者联合，在贝加尔湖一带展开研究，一去便是二十年之久。他师从马杏垣先生一同研究开合构造，奠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开合构造理论。
游振东老师已经91岁高龄，他经历了地大南迁最艰苦的岁月，但却没有打消他对地质教育的坚定信念。他认为，在改革开放后的25年，是国家发展的春天，是科学的春天，更是地质教育的春天。他曾奔赴全国很多地方进行填图工作，如安徽大别山、湖北、河南、山东等地，为我国的区域地质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说到激动处，他还朗诵了一首年轻时写下的短诗：“跋山涉水闯山东，普查师生意气宏，奋战四年同甘苦，填图八幅庆成功，生产劳动重安全，教学管理得贯通，平生甘为孺子牛，耄耋犹殷中国梦。”
除此之外，在采访中还有许多老教授的故事也令大家动容，例如一手创建地球化学系的朱有光老师，推动课程改革的陈德兴老师，建设古生物教研室的徐桂荣老师等等。他们一心为公，一生致力于学校的建设和发展，致力于为祖国培养一批批人才，以服务祖国、建设祖国。
到了武汉以后，学校的兴建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最初我们是和别的学校租借地方居住，办学，要从五点半起床去上课，还要自己解决教材，标本等内容，那些保留下来的东西，到现在其实都可以算是文物了。
8月29日，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质过程与矿产资源国家重点实验室前马昌前老师与团队成员合影留念
马昌前老师同团队成员亲切交流
在那个纯真质朴的年代，因为祖国的需要选择地学，因为热爱投身地学，克服种种困难，一干就是一辈子。是这一辈人，把自己的青春全部奉献给了地质教育。从老一辈先生，到现在的年轻教师，一代代地质工作者，一直奔走在祖国的四海八荒，走在探索地球科学的道路上。
地质学，上天入地，潜力无边。老一代地质人传递给我们的不仅只是艰苦、坚持的伟大地质精神，还有沉重的责任和使命。而探索科学真理需要求真、务实、求正，忘却杂念，不懈追求，老一辈地质工作者身上的科学精神，是地大永远的精神财富，更是激励年轻一代地学人前进的无限动力和力量源泉。
部分成员感缘：
孙语聪：与老先生们谈话如用与自己的爷爷聊天一样轻松，却能从中体会到他们的人生经历的不易。老先生们的话语不仅仅是对自己人生的回望，还是我们年轻一辈需要关注与学习的一段历史。在艰难的时代背景下，老先生们不断学习，不断进步，坚持自己对于地质的热爱。当今世界的年轻一代，各个方面都要比他们的年代发达许多，我们要将他们的精神与品质发掘，让年轻一代的地质工作者以及千万学子们看到，甚至作为灯塔指引年轻一代前行。同时，若年轻一代的我们缺少这种奋发向上、不畏艰辛的精神，最终会被时代所抛弃。
杨鑫：他们基本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早的一批地质工作者，如今已是耄耋老人，也早已退休，但在采访过程中，老前辈们娓娓而谈，一谈起他们的“地质故事”就特别有劲头，这让我们也很惊喜，能够听到老一辈人的“地质故事”并将他们的精神传承下去，对我来说是一种责任，同时也是一种荣幸。
郑怡欣：游老师虽然已经91岁高龄但是精神气很足，讲话清晰，中气十足。他对我们的采访认真重视，提前准备的纸上记录了自己的今天的讲述内容，自己当年如何学地质、迁校过程以及对地学的期望。采访中还为我们朗诵了自己年轻时记录自己经历的一首诗。游老师1948年考上北大，他们这一辈人主要把自己的青春奉献给了地质教育，为祖国输送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
郑锦浩：许多南迁的老教授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全都奉献给了刚刚白手起家的地大。他们才是我们地大真正的英雄，如果没有他们当初的无私奉献，何来现今快速发展的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他们留下的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应当被所有地大人所铭记。新时期，新期望，我们任重而道远。老先生们都极其的和蔼，对于我们的到访更是非常欢迎。岁月如白驹过隙，但他们的爱学生之心却从未改变。老先生们在回顾自己一生的同时，也提及了对我们的殷切希望，勉励我们要懂得团结，要有精益求精的精神，在掌握基础知识的同时要懂得创新，更要求真。老师们的谆谆教诲着实让我获益匪浅，我必当永记在心！
秦可心：今天我们有幸采访到了郭铁鹰和梁定益老师，通过与两位老教授的谈话，我们学到了很多。六十年的陪伴，两位老人拄着拐杖，相扶着走到会议室，为我们讲述了自己与地质的故事。西藏勘探，迁汉教学，从老教授的经历中我们看到了老一代地质工作者身上的艰苦求真的精神和他们献身祖国建设的拳拳之心。老师们不仅仅讲述了过往出野的故事，也向我们谈起了之后地质的发展。地质学不应该局限于对岩石圈的研究，更应该注重和水圈、生物圈结合，这样才能顺应发展的趋势，造福人类。采访的最后，老师们也送出了对下一代地质人的祝福和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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