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院长庄毓敏：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今天这堂课称之为研究生新生专业同一课。为什么叫同一课呢？在座的研究生包括财金学院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专业硕士研究生等各类、各专业研究生新生，所以称之为研究生新生专业同一课。从2017年开始，财金学院每年研究生新生入学的第一课都是由吴校长来上，反响特别好。今年的专业第一课有几个特殊背景：

第一，昨天十九届五中全会已经召开，五中全会讨论的主题是“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发展远景目标。今天吴老师讲课的主题，也会紧扣五中全会。

第二，今年是中国人民大学命名组建70周年，是人民学校一个特殊的日子。70年，对财金学院来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财金学院的两个二级学科即财政和金融已经70年，所以也是财金学院70周年。在这样的时刻，能请到吴校长给大家上一课很有意义的。

第三，吴老师与学科的关系。今年是中国资本市场建设30周年。上个周末，我刚刚到北京大学去替吴老师领了一个奖，就是金融理论创新贡献奖，主要是纪念30年来对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专家、学者，吴老师是唯一一个获奖的。在30年资本市场的发展过程中，吴校长的贡献我列举不完。在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若干个节点上，都有吴校长的身影，都有吴校长的建言献策，可以说他亲身经历了我们国家资本市场发展的30年，也为资本市场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理论贡献。

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今天我们能够请到吴校长给大家讲这第一课，非常高兴，希望大家能够获得很大的收获，希望大家能够认真听课，吴校长说大概需要讲两个半小时。下面有请吴校长。

吴晓求

吴晓求：非常高兴，新的学年又来了。新生，包括博士生、硕士生，大家都到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来参加同一堂课的学习，由我来主讲，原来叫研究生新生第一堂课，但由于疫情的因素，博士生新生报道相对靠后，所以这堂课就不能叫研究生新生专业第一堂课，只能叫同一堂课。

我今天的主题是，向同学们介绍当前乃至于未来，中国经济金融一些重要理论问题和未来发展趋势。今天我们能够在一起讨论中国经济和金融的未来，是非常快乐的。在疫情非常严重的时期，大家都度过了一段特别难忘的、困难的、复杂的、艰难的日子。在上学期，校园里非常冷清。有时候虽然需要冷清一段时间，但大学校园里一个学期都没有学生活动，没有现场教学，显得非常落寞，而且还有一种失落感。

但是，我坚信新冠疫情一定会过去的。我们国家采取了坚决有效的措施，防止了新冠疫情的蔓延。我们以人民生命为核心，作为防护疫情的重要指导思想。所以，我们在座的各位都非常健康、非常安全，大家怀着希望之心来到人民大学学习。刘伟校长会在今年的开学典礼上代表学校表达欢迎之情。我再一次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

在座的各位有的可能是从本校考上的，对人民大学的历史、特点都有很好的了解；在座的也有不少是从外校考来的，对人民大学可能不是十分了解。中国人民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大学，特别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尤其在金融学、财政学这两个学科是中国最好的大学。我说中国人民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大学，当然不是说硬件有多先进，而是说软件好，学风好。人民大学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包容的精神。大学最重要的特质就是有包容精神。在中国人民大学尤其在财政金融学院，不同的观点可以自由而友好地在一起交流。

在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虽然教授之间会有不同的学术观点，但这种学术上不同的观点绝不会带来人身攻击。不同学术观点的存在，是学术繁荣的基础。如果都是一种声音，学术是不能繁荣发展的。我们的学术之所以能够繁荣，就是有多种的观点。多种声音能在一起相互探讨、平等相待，这是一所大学、一所学院重要的精神性质。我不喜欢“学阀”风格。成就还不那么大，就以为掌握了真理。我对所谓的“学术权威”是不认同的，因为任何人不可能穷尽真理。我们一定要维护平等的学术交流环境。

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一直在保护这样一种传统。这个传统是从黄达校长那里传承下来的。黄达校长有着广阔的学术胸怀，允许不同学术观点的讨论。财政金融学院继承了他的学术理想、学术风格和学术道德。我希望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的学生一定要继承发扬这种风格，也就是平等、尊重、自由探讨。一个人是这样，一所学校是这样，一个国家也是这样。平等相待，相互尊重，学习他人的先进思想和理论，自身才能丰满起来。在信息大爆炸的时代，谁也不可能对所有的信息都做出正确的甄别，谁也无法把握所有的信息。所以，听取不同的意见就变得特别重要。只有在这种环境下，学术之树才会常青。我特别强调学术生态，不要把学术生态变成沙漠，那是没有生命力的。一棵树再大也成不了森林。财政金融学院有很好的学术生态，我有几位学问很有学问的学术后台，我经常向他们请教，遇到不清楚或似是而非的问题，我都要向他们请教。财政金融学院有这样几位教授，我经常向他们吸取学术的养料。

诚然，学术的发展更多地源自于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过去我们体会不到急剧变革意味着什么，今天我才理解中国社会的确进入到一个历史的关键时期。中国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或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需要我们理性而客观地分析我们所面对的各种复杂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实事求是的精神，理性的精神变得特别重要。没有实事求是的精神，没有理性的光芒，我们就会忘记过去，我们就会得意忘形，我们就看不到自己的问题，我们就会难以找到正确的前进方向。

所以，这是一个特别的时代，在考验每一个人的人性、思想、情怀和品格。我有时候也会诚惶诚恐，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今天要给大家讲的这个题目，是经过较长时期思考的：如何理解“双循环”新战略。从国际大循环到双循环，是社会各界特别关心的重大问题。学者们有很多解读，这些解读有一致的地方，也有不同的重点。我主要讲六个问题。

大家都知道，在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要进行战略转型。从原来的国际大循环向现在的双循环转型。首先，我们要分析一下，我们过去实行很多年的国际大循环战略的背景、作用和意义。国际大循环战略，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提出的，当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1978年底，我们召开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征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小平同志校正了中国社会前行的航向，找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正确的理论模式和发展道路，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这个时候，我们实际上已经明确了中国要走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虽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之后的文件中没有这么明确表达，只有到了十四大才明确提出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

在上世纪80年代，出于意识形态以及改革策略的考虑，没有提市场经济，但是从党内不同时间的文件以及小平同志的讲话中，可以看得出来，我们一定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这个道路的核心是以市场化改革为导向。与此同时，如何解决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中国经济如何融入国际经济体系，是一个现实问题。当时的中国，金融资源非常贫乏，1978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只有1.64亿美元，GDP3560亿人民币，城乡居民储蓄存款210亿人民币，这就是我们当时经济发展所能够调配的金融资源，经济基础和金融资源非常薄弱，仅靠这点金融资源，这点经济基础，要实现现代化，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必须要有创造性的新思维。

1987年，有学者提出，中国要走国际大循环的道路，这位学者我相对熟悉，比我年长几岁，他提出了走国际大循环的经济发展战略。报告提出后，中央决定做一系列调研。1988年1月，小平同志在关于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的报告中作出批示，表示完全赞成，要加快步伐，千万不要遗漏时机。1988年2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组织实施我国沿海地区发展战略的决定，3月15号到3月19号，中共中央十三届二中全会召开，讨论实施沿海发展战略，我国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的事态已经呈现。

国际大循环的经济发展战略构想，提出在沿海地区进一步扩大开放，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发展加工业和外向型经济，一方面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另一方面面向国际市场推动经济发展。国际大循环的战略要点，一是充分利用我国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在沿海地区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二是沿海加工业坚持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也就是说要把生产经营的两头，原材料和销售都放到国际市场上去。三是积极引进外资，重点吸引外商投资，大力发展三资企业。这就是当时国际大循环的重点。

当时我们必须考虑劳动力规模优势和人口红利，所以，可以多发展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解决就业问题，同时也解决了外汇短缺问题。劳动力大规模就业，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农村人口缓慢地向城镇人口迁徙。

2001年12月，中国加入WTO，中国经济全面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中国经济在加入WTO之后，获得了空前的高质量的快速发展。中国从1988年开始实现国际大循环的开放战略，到2001年12月，这期间着力推进市场化改革，以适应中国经济的全面开放。

2001年12月加入WTO之后，我们在不断矫正过去的市场化规则是不是与现代市场经济相匹配。在这之前，我们是按照自己的理解来构建市场经济体制，这其中，当然有一些可能与国际规范不相适应的地方，包括一些具体的政策和规则。加入WTO后，国民待遇原则是一个通行的原则，没有谁优先，也不应当存在市场主体的政策差异。过去，因为所有制差别的问题，客观上存在着市场主体的歧视性政策。加入WTO，应当消除这种歧视性政策。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国际规范的校正，更为重要的是，要把中国的企业推向国际市场，参与了国际竞争和分工。过去我们总是害怕竞争，总觉得自己的民族工业技术水平、管理方法落后，只是成本低，其他的都不行，以为加入WTO之后，参与全球分工和竞争，我们可能会处在不利的地位。在这之前，虽然经过了22年的市场化改革，做了充分的准备，但从技术和管理上看，还是要明显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

但是，关起门来搞建设总是不行的。关起门来是不可能让中国发展起来的，只有走开放的道路，才能使中国强大起来。加入WTO后的18年，可以说中国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高质量发展。

2001年，中国GDP 111,000亿人民币，人均GDP 9000人民币， 2019年，中国GDP接近100万亿人民币，人均GDP达到了1万美元。

从这个最核心指标看，国际大循环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全面融入国际社会获得了巨大成功。从外汇储备看，2001年底不到2000亿美元。1978年到2001年，外汇储备从16400万美元到2000亿美元，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如此，2001年的中国是没有达到小康社会的，那时人们可以吃饱饭了，对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在这之前，多少年来，大多数中国人是吃不饱饭的，对此有深刻的记忆。

1949年建立新中国，我们的理想是要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的生活。我们一直在探索，1978年前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实践表明，这种僵化的体制没有解决中国人的温饱问题，因为这种体制严重束缚了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人们都没有创造性，企业没有自主权，一切听从上面的安排，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是没有效率的。到1978年，虽然新中国成立快30年了，但是人们的温饱问题始终难以解决，所以，才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伟大的改革，随后我们吃饭问题解决了。

一个时期以来，中国还有不少贫困人口，还有一些人没有彻底解决吃饱饭的问题，但从总体上看已有了巨大进步。中国的国力有了很大提高，从16400万美元到2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无疑是一个巨大进步。我们要看到，从1978年到2001年期间所作的市场化改革，以及沿海对外开放政策所具有的明显成效。但是，具有质和量上的重大变化，是中国经济全面融入国际经济体系，是全面开放带来的。加入WTO后，外汇储备从2000亿美元到3万多亿美元，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成就。2019年人均GDP已经达到1万美元，中国进入到上中等收入国家。我们下一个目标，就是要建设成一个发达国家，这也是十四五时期乃至未来更长时期面临的最重要任务。

与此同时，因为我们走对外开放的道路，对内推行市场化改革，双管齐下，中国发生了全方位的历史性变化。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在逐步的提高。1978年大约在10%左右，到2006年则到了历史顶峰，对外依存程度高达67%。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开始出现，2008年爆发了全球金融危机。面临外部环境的变化，中国着力扩张内需，加强了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构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在三驾马车中，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到今天，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下降到32%左右，从一个大国经济角度看，仍然是比较开放的经济体。中国实行国际大循环的战略，全面推动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过去这些年，外商直接投资（FDI）是衡量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指标。FDI逐年增长，2019年达到了1381亿美元，也就是说，外资对中国经济的增长也起了重要推动作用。我们对此要有深刻地认知。

在任何时候，我们都要高度重视开放对中国经济的巨大作用。市场化改革和开放才能使中国经济获得勃勃生机。从一定意义上说，开放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政策红利，市场化改革则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强大的原动力。我们一定要有这样一种深刻的理解，才会重视对外开放，才会重视中国经济发展外部环境的改善。

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去构建一个和谐的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利的外部环境。这是特别重要的条件。参与国际大循环，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市场经济成就了一个小康社会。我们继续沿着这样一条道路走下去，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中国一定会成为一个发达国家。

第二个问题，从外部环境看，中国经济发展现在乃至未来于未来会面临哪些新挑战？会出现哪些新变化？

第一，从外部环境来看，逆全球化思潮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新的复杂外部环境。1999年11月，世贸组织新一轮谈判在美国的西雅图召开，会场外的反全球化人士聚集在一起，反全球化运动砸毁了作为全球化代表的麦当劳连锁店，反全球化思潮随即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开来。也就是说，在上个世纪末，全球就开始出现了反全球化思潮，之后越来越盛行。反全球化有很多标志性事件，一个是英国脱欧，还有美国大选特朗普获胜。

2013年1月23日，英国前首相卡梅伦首次提及脱欧公投，2020年1月31日英国脱欧，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高举保护主义大旗，这都是逆全球化的重要标志。

刚才，我说到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最高时达到67%，也就是进出口贸易的规模占到GDP的2/3，这是一个高度外向型的经济。这种经济结构对经济的全球化、贸易的自由化具有高度的依赖性。逆全球化思潮给中国经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留下了隐患。

第二，民粹主义、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一个时期以来，民粹主义在国际上似乎成了一种流行的思潮。民粹主义有极大的煽动性，其结果就是闭关锁国和国际霸凌主义。民粹主义通常会披着华丽的外衣，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蛊惑人心，对每一个公民来说，爱国主义是必备的要素，人人都应爱国。但是如果打着这个旗号，行民粹主义之实，一切凌驾于他人之上，产生严重的排他性，则对社会会带来严重后果。民粹主义必然演变成国际事务中的单边主义，经济上的贸易保护主义。

在美国，这个问题看得非常清楚。在我们国家，也有一些人具有民粹主义思想。所以，在中国，理性和客观变得特别重要，我们一定要站在未来发展的战略高度，理性地处理好国际关系。民粹主义有时候容易获得掌声，获得点赞，获得欢呼。民粹主义会破坏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理性的精神、务实的态度很重要。

首先我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个国际主义者。我深切地爱着我的国家，我希望我的国家融入国际体系，对人类文明的进程作出自己的贡献，共同推动人类社会向着文明的方向前行。我们要站在人类文明前行的方向看待所有的事情。我不喜欢单边主义。单边主义，我行我素，是得不到别人尊重的。在经济贸易活动中，无论是单边主义还是保护主义，都是行不通的。单边主义只会把世界搞乱，甚至会升级为对抗，这个世界就会变得非常危险。所以，互利、协商、谈判非常重要，我们现在所处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第三，基于前面两种情况的变化，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重大影响的是中美贸易关系的恶化，这种恶化有时称之为中美贸易战。从2018年6月15日开始，特朗普政府打响了第一枪，之后愈演愈烈。中国怀着极大的善意，试图解决中美贸易争端。如果只是贸易问题，那就是我们逐步减少对美贸易顺差，美国试图减少逆差的问题。刘鹤副总理非常辛苦，一轮一轮去谈判，总是怀着一种特别的诚意，希望每次谈判都能成功。做为一位学者，我现在还担任教育部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的主任，非常乐意看到一个稳定的正常的中美关系。

2018年，我带领一个智库小组去过一趟美国，和美国的六大智库有过深入交流和对话。从当时的情况看，美国的精英阶层还是希望有一个良好的中美关系，不太认同特朗普总统的对外政策。六大智库都在华盛顿，离白宫大概几公里。他们说的最多的是，虽离白宫几公里，但彼此的心相隔万里。这些智库的专家与总统的想法不一样。中美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的基石，也是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个关系处理不好，全球就会乱。

中国现在还不是一个发达国家，中国经济还要继续增长，我们还面临着诸多问题。我们希望有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其中，稳定的外部环境的基石就是中美关系。

我非常不喜欢情绪激烈的言论。有些学者不顾实际情况，夸大其词，煽动情绪。我希望平和理性地进行对话，客观介绍中国的发展，不要夸大其词。最近两三年来，我与国际上的一些学者有过一些对话，做过一些演讲、报告。其中，有一个对话是重要的，就是2019年10月15日下午3点开始的与国际著名政治学家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教授的对话，对话进行了近三个小时，就在今天我讲课的逸夫会议中心。当时，大概来了近600人，这里的座位是300多个，居然来了近600人，可见大家多么关注中美关系。

米尔斯海默教授是著名的政治学家，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是国际关系方面的著名学者，可以上墙的，可以上墙就意味着是权威专家，国际上数一数二的国际问题专家。米尔斯海默教授之所以著名，在中国之所以招人忌讳，是因为他有两个观点，中国人非常不喜欢。第一，提出中国威胁论；第二，中国不可能在和平的环境下崛起。他过去来过中国六次，有过很多场对话，似乎没有人能说服他。

一位国际著名的学者，应该有他的理论逻辑，也想听听他为什么会有这种观点。在对话过程中，我认真听取了他的阐述，之后我理性地阐述了我的观点。我要理性地告诉他：

第一，中国的发展会给世界带来新的变化、新的机遇。从历史角度看，世界格局一定会发生新的变化，要正确地看待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崛起，是历史的必然。因为中国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中国人又这么聪明、这么勤奋，我们走的是市场经济道路，我们为此推动改革开放，我们非常重视教育的优先发展。中国这个国家已经落后了很多年，我们有了强烈地、发自内心地改变这个国家命运的渴望，我们必须解决我们的温饱问题，我们的发展无意挑战哪个国家。

第二，我们是新兴国家的代表，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从GDP规模上看，已经接近美国的2/3，我们不是一个发达国家，还只是一个上中等收入国家，我们有责任反映新兴国家的一些诉求。过去的中国很落后，只能接受这些成文的规则，今天的中国可以参与全球新规则的制定，提出自己的合理诉求。我们不想领导这个世界，也没有精力去领导，无意取代美国的地位。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对任何国家特别是美国没有任何威胁。为什么呢？我说有三个原因：第一，中国在全球没有投放军力的基础，我们有强大的防御能力，但要把我们的军力投放到全球，目前还没有这个能力；第二，人民币和中国金融没有国际化，人民币没有国际化，金融资源就非常有限。美元全球化，可以制裁这个可以制裁那个，通过美元体系就可以实现制裁。我们在这方面的能力非常有限，对美国构不成任何威胁；第三，技术相对落后，虽然我们有华为，但从整体上看，中国的技术与美国相比，整体上还落后很多年，我们只在少数领域，跟你们平起平坐或者稍好一些，绝大多数领域还是落后的。仅此三个原因，中国会产生威胁吗？

第三，我们目前还面临着大量问题。环境污染，贫富差距，地区差异发展严重不平衡，脆弱的医疗卫生体系，中等收入群体只有40%左右，还有大量的中低收入阶层等等。解决这些问题，要花多长的时间？我们也还有一个发展不均衡的教育体系，如此等等。

这些问题我们可能需要花30年左右的时间，才能逐步解决，我们没有太多的精力顾及外面的事情。我也讲了国有企业为什么在中国占据了非常重要地位的原因。中国国有企业有其历史原因。中国这么大，现代化发展历史这么短，中国需要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没有一个民营企业可以承担中国高铁的建设，中国的高铁哪个民营企业能干？中国的战略输油管线哪个民营企业能干？当然，这些也不太可能给外国企业来干。只能国有资本来投资，来管理。

米尔斯海默教授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他先后来中国6次，无论是官员还是政治学者，他说没有一个人能说服他。我说的这些话都是实话，我也没有念稿子，没有不着边际的话，坦诚相待，实事求是。他说，你的发言有一些道理，说服了我（指米尔斯海默教授）一半。

举这个例子想说明什么呢？想说明理性对话很重要，坦诚、务实、客观、相互尊重的交流很重要，大话、套话、唬人的话解决不了分歧。如果我们都能进行理性对话，就有了解决问题的基础。再回到中美贸易争端或中美贸易战这个话题。从今天看，这已经不是一个贸易问题了，已经不是一个经济问题了，是一个守成大国对一个新兴大国的战略遏制。中美关系会不会出现过去历史上曾出现的修昔里德陷阱，不得而知。那是我不喜欢看到的结局。人类社会在进步，为什么要重复过去的历史的悲剧？贸易战之后又进入到科技战，甚至出现了某种形式的金融对抗，现在似乎出现了文化教育方面的脱钩。一个全球这么有影响力的大国，为什么害怕中国的年轻人去学习？主动关起门来，实际上就是衰落的开始。中美关系的确有存在全面脱钩的风险。

这种风险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我们要有极限风险思维，当极限风险来临的时候，我们这个社会能不能正常运行。华为做得好，就是它有极限风险思维。我看过任正非先生访谈，他在若干年就想到，如果有一天，美国断供了，华为能不能生存下去。在这之前华为做了一些储备，进行了一些替代性研究，华为在最好的时候做了最坏的打算。所以，美国断供了华为还在运行，这就是极限思维。我们国家应该有极限思维。

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乃至人类社会的未来，将会产生久远而深刻的影响。新冠疫情是人类社会的灾难，也是对过往人类行为的警告。全球疫情还在恶化、蔓延，没有停下来的迹象。中国把人民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采取了有效的防控措施，有效地遏制了疫情的蔓延，才有了今年国庆中秋双节黄金周6亿人出行的宏大场面。大家在家待了半年，憋不住了。因为人太多，所有的景点都难以承受，突破了极限。新冠疫情改变了很多生活习惯。这种大规模出行，会不会使新冠疫情再次爆发？潜在的没有症状的会不会传染？

现在已经过去14天了，应该说，没有看到特别异常的情况。冬天马上就要来了，疫情会不会再次发生？需要警惕。

新冠疫情给经济活动带来了深远影响，同时也改变了社会的秩序和人们的生活观念。社会的观念，文明的生活方式得到了提高。

我看过一篇文章，说新冠疫情如同二战一样，对全球秩序会产生重要影响。二战之后产生了一些新的规则、新的国际组织、新的集团。新冠疫情也在催生一些新规则、新组织。新冠疫情让我们深刻地意识到，重大危机来临的时候，社会能不能正常运行？

疫情开始时，西方国家的口罩供应严重短缺。口罩短缺，抵御疫情的第一道屏障就不存在。戴口罩，会使新冠传染率大幅度下降。过去基于国际贸易，口罩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商品，到哪里都可以买到。可是新冠疫情来了，口罩居然成了问题，生产来不及，病毒传播的速度太快。这突显了完整产业链的重要性。

在中美贸易战中，我们体会到芯片断供的严重性。在高端技术领域，过去是基于国际贸易规则，从美国进口，从欧洲进口，但是如果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宁愿自己不赚钱，也不把这些重要的高技术产品卖给我们，形成了卡脖子工程。我们要高度重视卡脖子工程，要有危机的底线思维，不能让人在危难时卡住了我们的脖子。解决高科技产品的卡脖子工程，只能走国家政策指导、市场化机制的模式。我不赞成所谓的举国体制模式，因为举国体制解决不了市场需求和基于市场需求的技术持续创新问题。

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还在发生重要变化。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着力扩大需求，无论是内部消费需求还是投资，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力在不断提升。中国要成为保持经济的持续性成长，进而成为发达国家，仅仅依靠外部需求是不现实的，有巨大的脆弱性。

当然，应当看到中国的内部需求以及内部增长动力还相对乏力，但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构的确已经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内需的贡献正在变大，内需的动力也在增强。这是我们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和模式的重要基础。所以，基于外部形势的复杂变化和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的调整，我们应主动调整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从国际大循环主动调整到双循环协调发展的战略模式上来。

我认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战略转型的重要讲话。总书记讲得非常概括，非常有高度，他说，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经济发展向前向好，但也面临着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的相互交织所带来的困难和挑战，加上新冠疫情的冲击，目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较大的压力。

他强调，面对世界经济深度衰退，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国际交往受限，经济全球化遭遇阻碍，一些国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盛行，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的不利局面，必须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我们的发展。

这个判断是在今年的两会上，总书记在全国政协的经济组的讲话，讲的非常概要，非常准确。庄院长是全国人大代表，她有幸参加了一些座谈会。同时总书记还强调，要面向未来，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加快推进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国际竞争的新优势。在这种大背景下，总书记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新格局。这个战略转型从十四五时期开始。

双循环有哪些阻塞点和风险点？中国是一艘巨轮，要进行巨大转型，会有不少障碍和风险。转型过程中会遇到哪些问题？哪些阻塞点？哪些风险点？哪些是痛点？哪些是难点？需要深入而理性地分析。

双循环战略转型，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国内人均收入水平不高，转型的基本动能乏力，低收入群体规模较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相对狭小。李克强总理在2020年5月28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人均年可支配收入是3万元多一点，但是有6亿中低收入人群，他们的每个月收入也就是1000元左右，1000元收入在城市生活，有较大困难，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国情。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9年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是30733元。同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42359元，月均大约是3500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6021元，月均大约是1300元。这就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个现实。

在这样一个收入水平基础上，试图通过国内循环为主，推动中国经济迈向发达国家是有很大难度的。因为可支配收入太低了。我们有时候会混淆需求与需要之间的根本差别。需求是以可支配收入为基础的有效需求，需要则是一个目标，可以脱离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约束。我们必须在有效需求的概念基础上思考经济问题，是我们分析问题、制订政策的着眼点。所以，从目前情况看，转型的基本动能是乏力的。我们要看到问题所在。看到了问题，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另一个约束条件是，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大。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只占40%，难以持续支撑内需为主的中国经济持续成长，这是我们面临的必须着力解决的重要问题。而且，这40%的中等收入群体面临子女教育、医疗和房价等因素的影响，他们中有的可能难以维持在中等收入群体内。他们中的少数可能会变成富裕阶层，也有一小部分可能稳定在中等收入群体中还有一些困难。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面临较大压力。

我们必须把中等收入群体由现在的40%不断扩展到50%、60%、70%甚至80%，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任务，需要较长的过程。低收入群体规模大，中等收入群体占比不高，是战略转型遇到的第一个阻塞点。

第二个约束是创新机制市场化激励功能不足，创新能力比较弱。创新能力不足会对双循环战略转型产生持续性的约束。也就是说，双循环发展的持续能力会受到创新机制不足的约束。中国走双循环发展的道路，不是走低水平的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过去那样的发展道路。过度消耗自然资源，这不是今天的双循环的特点。

过去走了那样一条道路，有历史原因。那个时候经济增长以自然资源和人口红利为基础，具有粗放式特征。现在的双循环战略，是创新引导、科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模式。无论是创新引导还是科技推动，都与创新有密切关系。创新最核心的是科技创新。没有科技创新，经济就没有持续性。经济增长长周期的出现，是因为技术革命带来的产业革命。我们在创新机制和创新能力方面，有重要缺陷。

中国的大学在创新能力方面是不足的。中国人民大学当然是一所非常好的大学，从创新角度看，中国大学整体上落后于中国社会，无论是从知识、观念、精神状态和创造能力等方面都相对落后。很多新科技的创新性研究都在企业完成，这种状况需要反思。中国的大学是需要大踏步前进的，要跟上时代的步伐，要大力提高其对国家、社会和民生的影响力。大学是社会的灯塔，是社会前行源源不懈的动力。它应是思想的摇篮，引领社会进步，推动科技创新，提供高素质人才，这是大学的功能，也是大学存在的社会价值。

现在中国社会做表面文章太多了，形式主义很严重。大学的三大功能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孕育思想、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大学的这三大功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对此缺乏深刻的认识。大学要把人才培养放在首位，但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科学发现、技术创新和思想的活跃。

大学有时候太功利了。无论是国际的还是国内的排名拼比，我都非常不喜欢。有些排名十分关注学校科研经费，关心大学的总收入，我很莫名其妙，这又不是办企业，还追求收费？如果按收入标准排名，人民大学是无论如何也排不上名次啊。有的学校一个大型工程项目经费就相当于我们学校经费的一半，这又能说明什么呢？我还看到有些大学书记校长在总结成绩时，强调今年创收了多少，总收入有多少，在全国高校的名次。有人对此嘲讽说，收入100多亿-200多亿，真的不是个大企业。华为的收入是用百亿美元来计算。大学比收入让人汗颜。这种趋势和价值观与大学的追求有关系，与社会环境有关系。

创新是会有风险的，社会要为创新提供容错机制，在这方面应该说现在做得不好。现在不作为现象很严重，喜欢做表面文章，说一些大话、空话就完成任务了。社会的发展是要实干，是要创新。只有科技创新，才能推动产业的升级换代，才能使新产业取代传统产业，才能提高经济的竞争力。

双循环中有一些阻塞点，要么是肠梗阻，要么是脑梗阻，很严重。阻塞点的存在会影响到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这里包括大家都熟悉的芯片产业。关于芯片供应，我们以前是比较乐观的，认为建立在国际分工基础上，通过国际贸易机制是可以解决的。基于分工和比较优势原则，我买你的优势产品，你买我的优势产品，优劣互补。今天芯片是美国的优势和欧洲的优势。中国也有很多优势的商品，所以，互利交易不是很好吗？各自获得比较利益，各自获得各自需要的商品，各方需求都能得到满足。经济活动是要讲成本、讲效率的，小而全、大而全，自给自足，这不是现代经济的运行方式，也与国际贸易原则格格不入。

但是，在这个特殊时候，你会发现，即使赚钱也不卖给你，卡你的脖子，这不但是阻塞点，更是卡脖子，是谋杀。我们要看到这个巨大风险。这样的阻塞点，不是短期内就能解决的，不像口罩，短期内就能解决。芯片不行，有技术门槛，也有成本约束。有专家告诉我，芯片技术不仅仅是投入问题，更是这个国家现代化工业水平的集大成，没有相应的工业和技术生态系统，是生产不出来的。同时，机制也很重要，因为技术要适应市场的变化，要升级换代，要适用需求和竞争的变化。所以，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更要找到正确的发展思路。现在蜂拥而至搞芯片，遍地开花，搞得一塌糊涂。芯片既不是房地产，也不是原子弹。机制和生态系统很重要，不要以为有几台电脑、投多少钱就可以干成芯片。作为国家战略，我们要高度重视芯片产业的发展。

民生的安全底线，是最基础风险点。这个风险指什么？指的是粮食安全。如果真的出现了国际关系严重对抗，粮食安全是个问题。这个问题比芯片严重得多。

技术先进的芯片没有，可以等级低一点，但还能运行。不是说中国制造不出先进的芯片，也能造出来，只是商业化成本太高，不是商业级的。中国造的飞行器已经在奔向火星的途中，遥感技术很发达，其中肯定有芯片。这个芯片应该不是美国造的。能把飞行器弄到火星上去的国家，什么技术不行？只是商业成本太高，不是商业产品。做成手机芯片不行，成本太高，买不起啊。手机不要那么高等级的芯片。与粮食安全相比较，芯片还有一些替代性。

也就是说芯片产业，我们没有优势，但似乎还能活下去。但粮食还有能源，这是我们国家的生存底线。没有能源社会就无法运转。我深切地体会到能源的重要性。有一天我外出开会，开车时发现，电瓶没有电了。车再好，没有电瓶，就是一堆废铁。无论是10万元的车，还是100万元的车，没有能源都是废铁。车可以抵挡一些，但电瓶要有电，车才能跑。否则就一文不值。所以，能源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仅次于粮食的战略问题，不可轻视。要始终把能源战略始终放在重要的位置，未雨绸缪，做好充分的准备。

比能源还重要的，那就是粮食。粮食不足，社会恐慌，一切无从谈起。现在粮食进口量很大，本来我们粮食基本上能自给自足，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农村土地有不少荒芜了。袁隆平先生那么努力，提高粮食单位产量，但是土地荒芜了，粮食的风险始终潜伏着。这是一个战略问题，要高度重视。

如何解决这个重大问题？如何消除这个巨大的潜在风险？有人建议，让农民工回到农村去，把原来荒芜的地种起来，还可以解决就业问题。

这不是解决中国粮食安全的有效办法。我们必须改革农业农村土地使用制度，核心要让土地流动起来，要有规模性，要有种粮的积极性，要有效率。通过新体制、新模式和新的生产方式，提高土地使用效率，而不是简单地让农民工回到农村。城市化、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趋势，人们都愿意到城市生活，这里有良好的基础设施，为什么要让他们回去？我们有一个习惯，总想用落后的办法，而不是改革的方式去解决现在遇到的新问题。殊不知，那个落后的办法就是改革的对象。

把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让他们慢慢成为城市人口，从此推进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这是历史的趋势，也是改革的结果。在谈到粮食安全时，有人把注意力放在流通环节上，主张恢复国有粮店，以此确保粮食安全。我不认为这个政策建议是有效的，甚至怀疑其正确性。

如果建国有粮站能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我们早就解决了。1978年之前，国有粮站垄断了粮食流通，为什么粮食还短缺呢？不要以为，未来如果出现粮食危机，原因在于流通体制的市场化，相反，市场化的流通体制，对中国粮食生产起到促进作用。

我们现在有个习惯，遇到问题就想到过去的计划经济时期的一些老办法，总觉得这个老办法灵，希望政府什么都管起来。过去40年来，中国经济的成就，实际上是因为我们尊重了市场经济规律，尊重了市场在经济活动中的决定性作用。今天遇到的任何问题，还是要回到这个认识上来。民生风险问题，只有通过改革的办法才能解决。

如何解决“双循环”战略面临的诸多问题？

我们不能走计划经济的落后老路和自然经济的低效之路。我刚才举的例子，就有走计划经济落后老路的迹象。在经济领域，我们要让有形的手的作用边界有约束，而不是不断地扩展其作用边界。如前所说，中国经济40年的发展成就，是因为我们不断地坚守市场是资源配置的主体性力量这样一个原则。有形的手，核心是优化作用，也就是说，在一些顶层设计和经济出现重大动荡时，政府可以发挥相应的作用。在更多的时候，经济运行是能自动找到正确的方向的。不要以为只有政府的引导，经济才能够找到正确的方向，市场的作用更重要、更持久。双循环不是要走计划经济的老路，不是说要扩大政府资源配置的边界和提高干预市场的程度。“双循环”也不是说要实行小而全，大而全的自然经济模式。

要继续深化改革，走开放的道路，绝不能封闭，不能轻视开放对中国经济的重要作用。刚才我们用了一个新词，开放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红利。所以，中国经济绝不能封闭。现在国际环境是有一些大的变化，但我们要积极拓展国际市场，要有国际视野，要走开放的道路。外部环境虽然有些改变，但实际上，美国能离开中国吗？现在天天说脱钩，能“脱钩”吗？中国对美出口没有减少，只是增速有所减缓，总量还是在扩大的。我们要主动地拓展外部市场，努力改善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要增强经济增长的基本动能。我曾提出，“十四五”时期，应努力实现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倍增计划并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数据刚才大家也都看到了，6亿低收入人群，在十四五时期，可否从月收入1000元左右增加到2000元呢？他们收入低，增加到2000元，翻倍了，由于基数小，相对来说并不是特别困难，而且他们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高。我们要有这样一个低收入群体收入倍增计划。要实现这个计划，重点必须推进相应的改革，包括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体制的改革。要进一步推动经济的有效增长，这是前提。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才能实现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倍增目标。与此同时，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由现在的中等收入群体占人口的40%，扩大到十四五时期的60%，同时，有一部分低收入群体进入到中等收入群体。如果这两个目标都能实现，我们走国内循环为主，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相互协调发展的新发展格局，就一定能实现。

我看到有学者写文章，说我们现在要着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以解决就业难的问题。如果政策的重心放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且不是我们已不存在人口红利，我们已经进入到人口老龄化的时代，这样的政策导向能完成高质量发展吗？

作为经济发展总的指导原则，一定是创新引领、科技推动，一定要把发展高科技企业和战略新型企业放在优先发展位置，政策应向这个方向倾斜。为什么我特别支持注册制的改革，是因为它侧重于科技推动、创新引领的发展模式。通过发行制度改革，让那些过去按照传统工业标准不能上市的新经济企业可以上市，因为过去的上市标准比较工业化，有资产规模、注册资本、盈利水平等要求，有很多硬指标，这些工业化时期的硬指标让那些高科技企业望尘莫及，根本达不到上市标准。高科技企业不少开始都是亏损的，即使盈利也不太多。怎么办呢？是继续让那些没有什么成长预期的企业继续上市吗？现在一些地方商业银行不断上市，从全局看，没有太大意义。可能对企业本身有价值，但对改善市场大格局没有实际意义。对上市地方银行来说，多了一条核心资本的市场化补充机制，对市场资产结构的改善没有实际价值。

与其让这些没有成长预期的企业上市，不如让更多的高科技企业上市，只要做到信息的充分披露，由市场来定价就可以。这是实实在在的在支持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在推动中国产业结构的转型，提升科技企业和整体经济的竞争力。所以，劳动密集型企业，对解决就业有重要意义，但从新时期经济发展的指导原则来看，还是要向科技创新型企业倾斜。

要继续坚持市场化改革，走市场经济的道路，让所有企业都有积极性、有创造性，没有心理压力。过去很多年，为什么会有这样好的发展局面，是因为人人都安居乐业，人人都有梦想，人人都在创造财富，没有恐惧感，很开心。我有几个同学，都是80年代、90年代初拿到博士学位的，也做了教授，后来下海创业去了。当时，我们觉得非常可惜，浪费了人才，怎么能下海创业呢？是不是缺钱了？还是贫穷逼的？实际上那个时代虽然不富有，但生活还能正常。后来才知道，只有那样伟大的时代，才会激励这些知识分子下海创业。有时候我想，如果能让高级知识分子下海创业，那个时代就是伟大的时代，因为他们没有后顾之忧。

要实现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倍增，就必须调整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体制。初次分配包括在国家、企业、个人之间的分配，比例要调整。总体而言，企业和个人的税负太重。在座的有税务研究方向的研究生，我问过朱青教授，中国的税负水平如何？有人说不高，有人说高，究竟高不高？我认为比较高，因为与纳税人享受的服务相比，有些高。我们应当把税负降一些，通过初次分配机制的调整，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激发人们的创业积极性，激发企业的活力，这很重要。我问了一些企业家，各种税费缴完，忙了半天，不挣钱，还承担那么大的风险和责任。这是一个重要问题。再分配环节包括对低收入群体的间接补贴，也包括提供高质量的公共产品，这些都是再分配的每内容。公共产品的完善，对中低收入阶层来说,是一种间接福利。我们要提供高质量的公共产品服务，重视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公共基础设施要尽可能价廉物美，这实际上是在间接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我们很多政策都应从这个角度去思考。

我们有时口号喊得很响，实际效果甚微。一些部门喜欢做表面文章，不注重实际效果。新冠疫情爆发后，中小微企业遇到了很多困难，没有现金流。在差不多半年时间里，生意非常冷清，房租交不起，税费又不能少，利息也不变，成本太高，照这种情形下去只有关门。基于这种严峻的情况，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让中小微企业度过难关的政策指导。第一，房租要减免。企业现金流都没有，怎么交房租。第二，降低或减免税费。第三，减免利息，贷款展期。第四，也可以适当调整工资收入。只有这样才能共同度过难关。这些改革建议，实际上并未真正落实。

有些部门弄一些眼花缭倒、花里胡哨的政策，做表面文章。国务院提出的是三个月免房租，谁做了免三个月房租？房东都不愿意，税费减缓了一些。贷款利息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贷款做了一些展期处理。政策整体上看不实，做表面文章的多。各个部门都在发文件，表态做样子，做给领导看。纾困政策要实实在在。美联储的一些政策要认真研究。美国股票市场今年上半年四次熔断后，美联储知道，这样下去，美国金融体系就会崩溃，所以采取了史诗般的操作手法，稳定了市场，稳定了信心。美联储的这种操作手段和教科书上说的已经不一样了，颠覆了人们的理念，教科书要重写。他们知道，当前首要任务是稳定市场，稳定预期，要采取一切手段告诉社会，美联储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投资信心恢复了。我们在一些重大关键问题的应对上，没有创造性，不坚决。党中央国务院定的原则是非常明确的，但一些部门扭扭捏捏，没有决心，没有创新。

要着力提高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力，核心是科技创新。产业的升级换代来自于科技创新。没有科技创新，就没有产业的升级换代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创新来自于哪里？创新来自于没有被约束的思想，一切创新都是来自于没有被约束的思想。思想一旦被束缚，就停滞了、僵化了，还有什么创新？改革开放40年，因为有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会有生机勃勃的创新。深圳怎么建成的？靠不断改革创新，靠解放思想。

在深圳发展过程中，是要闯很多禁区的。不解放思想，能闯过去吗？在深圳特区四十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总结了特区的发展经验，对未来的改革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海南自由贸易区（港），我总觉得有点迈不开步子。不知道做了什么具有创新引领的改革，似乎把希望都放在上面的政策上，等、靠、要是出不来国际一流的自由贸易区（港）的。等是等不来的，要不断探索，要勇于探索，要有担当的精神，要有国际视野。前面的路虽然没有走过，但是要鉴定地向前走，就会有出路。海南不能有太多的禁区，禁区太多，是不能办成自由贸易区（港）的。从法律到经济政策，到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甚至到公司治理结构，资本投资形式，都要去探索。当年深圳就是这么探索来的。

所以，创新来自于思想上没有被约束。解放思想，推动创新，才能解决前进中的各种困难和问题。中国社会未来面临的问题，比过去40年可能更复杂，内外部矛盾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怎么去解决？唯有解放思想，唯有创新，才可以解决我们前行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要着力打通经济循环的阻塞点。现在政策已经非常明确，首先是要大力扶持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刚才我讲过，从财政政策、税收政策、金融政策以及其他各方面的政策都应该扶持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发展芯片产业，社会有共识，必须通过市场化机制解决这些卡脖子“技术”。

只要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尊重常识，鼓励人们去创造、创新，激活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解放思想，鼓励创新，就一定能打通经济双循环的阻塞点。

要正确处理好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关系。在双循环战略中，国内循环是经济基础，国际循环是导向。国内循环成为经济增长基础的前提是，要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倍增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影响到国内循环的主体地位。国内循环为主体、为基础是有条件的，不要以为国内循环必然成为主体。我们不要低水平的国内循环。高水平的国内循环是以收入水平提高和技术创新能力为条件的。国际循环是导向，引导未来发展的结构和方向。

国际市场是风向标。中国经济和国内市场还没有到国际风向标这样的水平。为什么华为能发展起来？它着眼于国际市场，瞄着国际先进水平。华为在国际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后，人们才知道华为手机，才会买华为手机。相当长时期，有些人总鄙视华为手机，现在华为手机是世界上最好的手机，因为它着眼于国际市场、国际标准、国际水平，到国内市场就有很大竞争力。以前，在国内很少看到华为的广告，若到北美、南美、欧洲和非洲，华为的广告到处都是。2017年我访问南美洲，到巴西、阿根廷访问了10天，目的主要是研究为什么它们没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当地智库研究机构专家开展座谈，探讨他们发展中的一些问题。

到阿根廷访问，路过马拉多纳的博卡青年俱乐部，马拉多纳是我们那个时代的天才球星。博卡俱乐部所在的城市以及那个球场及体育用品商店都是华为的广告，包括队服，让人非常吃惊。也就是说，华为在当地影响很大。华为着眼于国际市场，国际市场是风向标。

只要瞄准国际市场、国际水平，无论是技术标准还是消费时尚，都有竞争力。在国际上能生存下来，到国内易如反掌。这就是为什么说国际循环是导向的原因，因为它是标准的制定者，要向这个高标准靠近，不要对标低水平的标准。高效的外循环与有发展动能的内循环，是双循环战略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证。

所以，要正确处理好国内循环与国内循环的关系，不能轻视国际循环。国内循环是基础，是主体，基础要扎实。同时，坚持开放，仍然是十四五时期的重要国策，仍然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重要引擎。

最后讲讲双循环战略中金融的作用。金融的变革和产业革命是息息相关的。有什么样的产业业态，经济处在什么阶段，金融的作用和业态也会随之发生重大变化。金融必须服务于实体经济。金融不是自我循环的游戏，不是庞氏骗局，一定要满足实体经济的有效需求。实体经济的结构在变化，产业业态在变化，不同的产业和不同的经济结构对金融的需求是不一样的。这正是金融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

人类社会从1764年开始，出现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即蒸汽机革命。蒸汽机革命是划时代的，开启了工业文明时代，解放了劳动对人的奴役，由机器部分替代的人力。这是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变革。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是电气化，开始于1870年。电气化时代是1764年工业革命的升级。电气化工业革命大幅度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特征是自动化，起始于1969年。第三次工业革命，开启了计算机和电子数据为代表的科技时代。第三次工业革命仍然处于工业文明时代，是工业文明时代的再次升级版，生产更有效率，财富创造速度更快。

第四次工业革命，即智能化革命，一般认为，是从2011年开始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以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AI、互联网等为特征，人类社会进入到智能化的全新时代。智能化时代已经不仅仅是工业化时代的延续，意味着已经跨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虽然它仍然以工业革命为基础，但其对信息处理的能力得到了极大提升。通过大数据和互联网，在云上再造了一个人类社会。这是人类社会的巨大变革。

所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以此为基础的AI等推动着经济运行方式的根本性变革。第四次工业革命有很多新的特点，最重要的是构造了一个数据化的经济社会。每一次工业革命都呈现出一些基本趋势，从手工业到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这是一个基本发展趋势。第四次工业革命，数据化、智能化、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成为这个时代的新特征。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确不像第二次、第三次工业革命那样，是对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升级。第四次工业革命实际上是一种变革。人类社会的双重性已经出现了，是一个巨大的飞跃。

四次工业革命和金融都有密切关系。在新的发展格局下，基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历史进程，我们应该思考金融如何通过变革，去推动第四次工业革命后的实体经济的创新发展。从历史轨迹看，金融与不同时期的经济有着不同的联系，虽然不是一一对应的，但从主流趋势看，似乎有这么一种相关性。

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商业银行发挥了重要作用，金融以商业银行为主要特征。第二次工业革命，投资银行的作用在提高，市场的作用在加强。第三次金融革命，以创业投资体系为特点，也就是说在金融体系中，风险投资、创业投资、新的金融业态开始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类市场化的新金融业态开始具有对新技术孵化成新产业的功能。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时期，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创业投资、风险资本和金融科技集合在一起，发挥了综合作用，其中，科技对金融的重构，是这个时期的显著特征。金融体系能否有效推动第四次工业革命，关键在于金融如何变革，才能支持基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实体经济创新发展。这必然涉及到金融科技、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的关系。

监管者，一般都强调金融风险，也强调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希望不要出现监管套利，不要出现创新套利，包括金融科技的创新套利，强调加强监管。总的来看，强调的这些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金融在进步，尤其是金融科技发展迅速，监管如果仍用落后的办法，传统的准则，那就无法达到监管的目标。所以，监管创新的重点。

在金融监管中，必须重视金融风险，要防范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同时，又必须打破刚性兑付。这是监管所必须平衡处理的问题。

与此同时，我们要看到中国的金融生态体系要进一步改善。我以前多次讲过，中国金融只关注大江大海，对小溪、小河、湖泊关注不够，不太关注毛细血管的建设和丰富。一旦强调加强监管，似乎主要就是对毛细血管的监管，似乎只要大江大河安全，中国金融就安全了。实际上，没有丰富的毛细血管，金融机体很难说是健康的，虽然心脏仍然在跳动，但活得很不舒适。中国金融关心心脏，关心大江大河，不太关心毛细血管。毛细血管的丰富，是身体健康的重要表现，手脚都在溃烂，虽然心脏还在跳动，那又有什么意义？

我的意思是，要构建与第四次工业革命相匹配的新的金融业态，新的金融生态链，这很重要。

所以，我们要着力发展金融新业态。通过什么来发展呢？通过脱媒和科技。市场和科技这两种力量，将使中国金融的生态体系得以丰富。金融业态的丰富和多样，将为中小微企业和中低收入阶层。提供相匹配的金融服务，无论是融资服务还是财务管理服务。第三方支付推动了中国金融支付体系的变革，科技推动了第三方支付的蓬勃发展，让所有人都能享受到快捷安全的支付服务。目前融资和财富管理服务是不够的，这只通过金融生态的丰富才能实现。

我们应当创造一些产品、业态和机制，解决中低收入阶层的财富管理诉求。财富管理不仅仅是富人的事，中低收入阶层也有这个需求，只不过这规模较小。有人说，融资和财富管理客户群的下移，会引发新的风险。任何一种金融活动都有风险，哪一种金融业态都存在风险，就看如何创新监管。新金融业态的风险在克服了传统金融业态风险的基础上，的确增加了新的金融风险，但其的前提是化解了旧的存量风险，同时提供的金融服务效率比其所可能引发的风险要大得多，也就是说它对社会提供的福利是正向的。

监管不能只看到风险，还要看到金融创新对社会提供的新福利。这种福利水平，如果可以完全覆盖风险成本，这种金融创新就是有价值的。

从目前看，中国金融体系的主体是商业银行以及类银行金融机构，加强对它们的监管成为中国金融监管的重中之重。巴塞尔协议Ⅲ以及以此为基础形成的中国商业银行监管准则是一项重要的基本监管制度。从存款准备金制度、资本充足率、，拨备标准以及其他一些风险指标，角度制定规则，以防止商业银行的信用过度扩张和商业银行过度追求利润所可能引发的风险。通过这些指标来控制风险蔓延，使风险处在收敛状态。中国金融体系能有今天，就是因为我们恪守了这样一个严格的监管准则。

当然，从目前状况看，中国金融体系有点传统。第一，这种金融体系对高科技企业的孵化能力比较弱，在推动科技创新、产业转型方面相对弱。现代金融的本质，是为新而来，不是为旧而存在。如果为旧而存在，这个金融就是落后的金融。所以在这方面，在为新而来，把新培养成未来经济和发展的主导者，中国金融仍然是不足的。第二，财富管理的功能也是弱的。中国金融变革有两种力量在推动着，一是脱媒的力量。要加快脱媒的进程，加快金融市场化进程，以完善金融的财富管理功能。提升金融的财富管理功能，通过什么才能完成？只有通过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的发展、市场脱媒的机制来完成。市场脱媒后的结果，就是中国金融结构性变革。二是通过科技的力量，才可以让中国金融具备着眼于新，着眼于未来的功能。科技金融就具有着眼于未来的功能。

概而言之，我们一定要深化金融改革，扩大金融开放，提高金融的科技水平。这对在双循环战略中不断提升金融的作用至关重要。中国金融不能回归落后的金融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