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庆祝建党一百周年，全院师生通过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开展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教育，激发师生对祖国、对人民、对党的深厚感情，做新时代的奋斗者、担当者。

欢迎浙财大财税学院学生第二党支部张远同学为我们诵读《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节选十四。

《中国共产党历史（二）》节选（14）

五十年代后期至六十年代中期党的外交方针和中国对外关系

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中期，党在指导外交工作时，面对着国际上许多不确定因素，中国国内政治经济的发展也与国际环境的演变密切相关。1956年发生的波匈事件和苏伊士运河事件，打断了一度出现的国际缓和趋势。此后，国际形势的发展逐渐呈现出三个新的特点。

首先，主导世界冷战格局的美苏关系，进入了一个时而紧张时而又有所缓和的阶段。美苏双方既要争夺世界的霸权，又试图在某些领域进行合作，把紧张局势控制在他们所能允许的范围之内，以便维护各自大国的利益。

其次，无论是社会主义阵营还是资本主义阵营，其各自的内部矛盾逐渐暴露出来，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美国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

最后，亚非拉地区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运动不断壮大，旧的殖民体系行将崩溃。此时美国和苏联极力插手这些地区的事务，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和势力。中东地区和印度支那地区相继成为各种矛盾斗争的焦点。

在上述各方面因素的作用下，这一时期国际形势的发展充满动荡和曲折，世界上各种政治力量和他们互相之间的关系出现分化和改组，中国对外关系格局也发生重大变化，中国逐渐处于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相对抗的地位，为维护国家主权，同美国苏联进行斗争，第二次炮击金门，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

从1955年下半年起，随着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的调整和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开始，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有所和缓。1955年5月13日，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扩大会议上作《关于亚非会议的报告》，明确提出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的思想。1956年2月，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提出“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而奋斗”的口号。9月，党在八大政治报告中申明:“我们愿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而避免使用武力。如果不得已而使用武力，那是在和平谈判丧失了可能性，或者是在和平谈判失败以后。”这是党的正式文件首次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1957年4月16日，在欢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的酒会上，毛泽东说:“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第二天，《人民日报》将这句话作为欢迎酒会报道的题头在第一版登出，格外引人注目。与此相配合，这一时期为打破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僵局，1956年8月，中国政府单方面宣布取消不让美国记者进入中国的禁令。随后，中方又在大使级会谈中就消除两国间的贸易障碍、促进中美人民来往和开展文化交流等问题提出一系列建议和草案。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做出的这些努力，未能得到美国政府的回应。

1955年3月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生效后，美国政府一面加强对台军事援助，一面加紧制造“两个中国”；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一方面需要美国的庇护，另一方面又幻想恢复其对大陆的统治，既不愿接受美国“两个中国”的主张，也无意与中共举行和平谈判。从1957年起，一系列事件导致台湾海峡局势和中美关系再度紧张起来。这一年5月，美国派遣“斗牛士”式导弹部队进驻台湾。10月，国民党召开八大，继续强调“反攻大陆”，并把中共方面的和谈倡议说成是“统战阴谋”和“政治颠覆”手段。为表示“反攻”决心，台湾当局将其总兵力的1/3派驻到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并加强了对大陆的骚扰。美国为加强对台湾的控制，将其驻台各军事机构合并成统一的“协防军援司令部”。当年年底，中美大使级会谈由于美国企图单方面降低谈判级别而中断。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多次声称美国将继续执行对华政策三原则，即: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对新中国进入联合国，继续对中国实行封锁和贸易禁运。

面对美国僵硬的对华政策和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面对台湾国民党当局“反攻大陆”的叫嚣和日趋增加的骚扰活动，毛泽东开始思考用什么方式重新把台湾问题在世界面前提出来。1958年6月16日，他在中南海召开的一次讨论外交问题的会议上说:和美国接触的问题，在日内瓦会议时我也说过，可以有所接触。事实上美国也不一定愿意接触。同美国闹成僵局20年，对我们有利。一定要美国梳妆打扮后送上门来，使他们对中国感到出乎意外。你不承认，总有一天你会承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