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0日晚，毛泽东得知了日本政府发出的乞降照会。

1945年8月2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他说：“抗战胜利之后，和平是能够取得的，因为苏美英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内战；中国人民需要和平；国民党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为他的摊子未摆好，兵力分散，内部矛盾，国民党军队与解放区之间，隔着过去的日伪占领区，蒋介石要立即把兵力收拢起来，用于消灭共产党，眼下根本做不到，所以，蒋介石也只能接受和平。”

毛泽东当时认为，蒋介石要把军队从大西南调出来打共产党，总是需要一个时期，中国的局面，现在是独裁加民主，并将持续相当长一个时期。而我们的政策，是争取合法地位，是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

毛泽东说：“蒋介石有很大的困难，国际国内都不赞成他打内战，蒋介石打内战也要慢慢准备，至少今年不会有大内战，故争取和平是可能的，至于我们，要准备让步以取得合法地位；如果说进攻，也是利用国会讲坛去进攻，我们很需要这样一个时期，在和平的条件下来教育人民，来锻炼我们自己。”

1945年8月26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亲赴重庆谈判，中央的工作委托刘少奇主持，增补陈云、彭真进书记处，中央书记处五人会议还是照开。

毛泽东说：“要充分估计到蒋介石逼我城下之盟的可能，但签字之手在我。如何接管过去的日伪区，这是根本的问题，我们的原则是行政大员国民党派，我们出基层干部，我们可以做一些让步，但如果还不行，那么就‘城下不盟’，准备坐班房。至于军队缴枪，那做不到，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没有随便缴枪的事。如果是软禁，那倒不怕，我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

而蒋介石则亲自拟定了《对中共谈判要点》，底线是三条：一，中共军队改编，以12个师为最高限度；二，承认解放区，绝对不可能；三，国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数可以增加，中共可以酌量参与。

但是，蒋介石的上述三条，并没有抓住当时问题的核心——即原来日伪占领地区怎么办，如何管理、如何治理。按照蒋介石的打算，就是这些地区完全归蒋介石，共产党丝毫不能干预——这就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

在原日伪占领区，共产党都有武装力量，有敌后根据地，共产党的这一部分武装，是在日本军队的磨刀石上锻造出来的，特别能战斗，而蒋介石在原日伪占领区，却没有一兵一卒，而这只能怨他自己当年兵败如山倒。

在原日伪占领区，怎么会有共产党的敌后武装和根据地？如果说这是“飞地”，他们难道是飞来的吗？如果不是飞来的，怎么可能让他们一下子飞走呢？

对双方来说，这其实都是一个拿不到桌面上来谈的问题。

日本并不是铁板一块，其中“关东”与“关西”之间的矛盾，是日本历史发展的产物，自明治维新以来，更形成了无条件地效忠天皇的东京、关东地区，与极端重视商业利益的大阪、关西地区之间的矛盾，这也影响了军队的构成，更使军队经商，成为侵华日军、特别是关西日军部队的一个特点，特别是驻扎于苏中、苏南地区的大阪师团，更是“军队经商”的典型，他们不但消极作战，而且勾结伪军倒卖军需，至于东北地区，则处在关东军与包括满洲铁路株式会社等大日本商社的联合治理之下，同样也具有“重商”的性格，这就使得国民党统治区与日伪占领区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发战争财、军队经商、倒卖物资，简而言之，其共同的特点，就是比较腐败，而凡是腐败的地方，就比较有空间，老百姓的内心里，就比较倾向于共产党。

而毛泽东的办法是：共产党派一批特别能干的干部去加强这些地方的力量，而这属于共产党自己的干部调配，总不好请示你蒋介石，总不好把中共的干部任用问题，也拿来与你谈判吧？

林彪、高岗等人，就是这样被派往了东北局，目的就是充实和加强对于原东北抗日民主联军的领导。

可见，即使毛泽东把蒋介石《对中共谈判要点》作为“城下之盟”全盘接受下来，也不意味着蒋介石就能把中国控制在自己手里——甚至问题的关键不在蒋介石是否承认解放区，而在于怎样控制原来的日伪占领区。

毛泽东所谓在这些地区作出让步，就是由蒋介石占领和接管大城市，共产党则负责基层小城镇，这些地方虽然小，但作为交通枢纽，其战略意义很大。

这有几个好处：第一，占领交通线比占地盘更重要；第二，避免在大城市发生冲突，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这些城市，这样人民牺牲最小；第三，交通线都比较靠近共产党的敌后根据地。

毛泽东知道：国民党需要的是商业城市，而不是农村，国民党真正想“接收”的，也绝不是日伪区的人民，甚至不是中国的土地，而是从日伪手里接收物资，接收美女、威福和玉帛，而这种所谓“接收”，实际上就是国民党与日伪之间做一个交易，搞一笔大买卖，而这只能进一步加剧国民党军队不择手段地经商、倒卖，而国民党军队和大小官吏的经商、倒卖和迅速致富，却将无可避免地把国民党政权推向腐败的深渊。

毛泽东和蒋介石在重庆谈判期间合影

毛泽东是战略家，他明白蒋介石的当务之急是调兵北上，如果共产党掌握着交通线，蒋介石调兵就没那么容易，既然不能轻易调兵北上，他就不能发动全面内战。

1945年9月10日，毛泽东在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期间，上党战役打响，在刘伯承指挥下，共产党打垮了山西长治的阎锡山精锐部队，共产党占领长治，由山西通往中原的大门洞开。

与此同时，八路军山东军分区分别从陆海两路进入辽东半岛，而林彪则从延安登上最后一班撤离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团的飞机，到达河北一个简易的机场，从那里，他骑马奔向东北，与从山东出发的部队汇合于锦州。1946年4月，林彪指挥部队占领了联系长春与沈阳的咽喉四平，并与国民党郑洞国部展开激战。

长治、四平都是小城市，但是，它们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在毛泽东看来，只要冲突还局限在原日伪占领区，如果蒋介石不能顺利接收这些地区，如果他不能掌握交通线，也就没有能力直接调兵进攻解放区，如果蒋介石军队占领了那些腐败的商业中心城市后“乐不思蜀”，而不立即进攻解放区，那么和平就还是有希望的，蒋介石早晚还是得回到谈判桌上来。

1946年2月6日，毛泽东致电重庆中共代表团，同意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秦邦宪和何思敬为宪草审议委员我方人选，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周恩来、刘少奇、范明枢、张闻天为国民政府委员我方人选，同意周、林、董、王（若飞）分任行政院副院长、两部长及不管部长。

电报还指出，“将来指导中心移至外面”，这意味着，毛泽东本人也已经决定到南京去参政议政了。

排除万难，争取胜利

那时，毛泽东并没有料到，蒋介石会直接对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

中原解放区，是唯一一个与国统区直接接壤的解放区。

当时，李敦白作为马歇尔领导的军调处三人小组成员，就驻在中原解放区首府宣化店，他把蒋介石要完全消灭中原解放区的命令透露给李先念，并告知蒋介石全面军事行动开始的时间是1946年6月26日凌晨。

1946年6月22日，中原局立即密电毛泽东，认为“局势确已发展到必须迅速主动突围的地步”，如果不立即突围，“皖南事变”的结局就会重演。

接到电报，毛泽东彻夜不眠，他明白，李敦白作为唯一一个加入了中共的美国人，其情报是极为可靠的。深夜，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回电，强调“生存第一”，“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

电文如下：

中原局：

（一）二十一日电悉。所见甚是，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二）今后行动，一切由你们自己决定，不要请示，免延误时机，并保机密。（三）望团结奋斗，预祝你胜利。

中央

六月二十三日

1946年6月26日下午2时，毛泽东再收到李先念、郑位三的火急电：

七十二军、新十五军今日拂晓出动，进攻中原解放区，双方正在激战，“国方这一行动，显然为大规模围歼之开始。”

解放战争就是在这一天爆发。

1946年6月26日，李先念率部从国民党三十万大军的包围中突围而出，中原突围极为惨烈，李先念、郑位三、王震所率五万余人，最终只有一万多人突围成功，当时，毛泽东的侄子毛楚雄刚被王震从家乡带出来不久，正在突围的队伍里。

毛楚雄是毛泽覃烈士的遗子。一九三四年中央红军离开苏区长征，毛泽东的小弟毛泽覃被留在苏区，六个月后，毛泽覃在瑞金附近的红林山战斗中牺牲。

长征没有带上毛泽覃，这是毛泽东终生的遗憾。毛楚雄从小由年迈的外婆抚养，毛泽东一直惦挂着这位烈士的遗孤。一九四五年七月，王震率三五九旅南下支队从延安出发时，毛泽东特别嘱托王震路过湖南时，务必要把毛楚雄带出来。而就是在中原突围中，毛楚雄被敌人抓获，胡宗南的部下把毛泽东的侄子残忍地活埋了。

每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危急时刻，毛泽东几乎都同时面对着亲人的牺牲。

和平不存在了——国共和谈，从此破裂。

国共和谈破裂之后，马歇尔曾经与蒋介石有过一次长谈——今天看来，这也可以看作马歇尔对蒋介石的“临别赠言”。当时，对于蒋介石凭什么可以打败共产党，蒋介石的雄心壮志究竟建立在什么基础上，马歇尔均有所怀疑，他指出，任何军事行动，都不能建立在财政真空的基础上，眼下，军事开支正消耗着国民政府预算的90%，他现在被迫向美国政府要求各种贷款，而这需要国会的批准，需要一定的时间。马歇尔担心地说：“我认为在这个国家面临一场彻底的经济崩溃之前，国民政府已经没有能力把共产党摧毁。”

马歇尔甚至预言，战争开始后最迟两年，国民党的财政就会崩溃，而共产党在中国根深蒂固，如果他们顽强抵抗，则时间似乎并不站在国民政府一边，时间很有可能是站在共产党一边。

蒋介石却胸有成竹地说，根本不用两年，他只要八到十个月，就可以彻底消灭共产党。

蒋介石信念爆棚，而当时的共产党对于争取胜利，却没有真正的思想准备。

1945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的演讲中就曾经这样指出：现在的主要问题不是客观条件，而是“我们有没有思想准备”，即共产党人在思想上，有没有“争取胜利”的准备。

他这样感慨万千地说:

“同志们!我们奋斗了24年，革命还没有胜利，这是因为我们的国家太大了。国家太大就出现了一个革命的长期性。国家太大了，敌人太多了，三次革命都没有胜利，北伐战争也没有胜利，国内战争没有胜利，抗日战争也还没有胜利，总而言之还没有胜利。开党校干什么?办八路军、新四军，100万党员，就是要胜利。

“现在到了这样的时候，有可能胜利。中国的客观条件，国际形势，国内形势，有胜利的可能。就是不要缺乏主观条件，什么叫主观条件?就是我们要不要胜利，我们的思想有准备没有，要不要胜利，问我们刚刚出生只有这样高的三岁的小孩，他也要胜利。就是没有本钱，就是我们有没有思想上的准备。”

于是，在1945年6月11日的“中共七大”闭幕词中，毛泽东提出了这样的口号: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胡乔木后来回忆说，实际上，解放战争开始的时候，毛主席的意见依然在党内不占上风，即使到中原突围的时候，是否要跟国民党撕破脸皮，是否要全面开打——对于这些问题，中共内部的意见仍然并不统一，而至于打不打得赢，在当时的条件下，中共的将领里面，可以说没有几个人认为有胜算。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李富春、黄克诚当时给中央写的长篇报告。

1946年6月28日，即解放战争爆发后两天，李富春、黄克诚给中央提供报告。报告认为：从国际上看，世界并没有形成一战结束后那种大规模的人民解放高潮，美国也没有陷入重大危机；从国内来看，蒋介石的力量是空前加强了，根据以上情况，党的方针应该是保存力量，等待时机，具体做法应该是，需让步以待和平，以拖延等待时机，如果坚决打下去，“这个方针也很危险，胜利的把握不大”。

胡乔木后来回忆说，毛泽东思考了三天三夜，直到7月6日，才给李富春、黄克诚回电如下：

“李、黄:

时局分析电收到。你们分析中许多观点是合乎实际的，是好的，但缺点是对美帝国主义及蒋介石的困难条件估计不足，同时对国际国内人民民主力量所具备的顺利条件也估计不足。第二次大战后，各国革命力量所处的地位是比第一次大战后要好得多，而不是要差些。对美蒋的压力与要求，我们应当有所让步，但主要的政策不是让步而是斗争。如果我党既有相当的让步，而对其无理压迫与无理要求又能出以坚决的斗争，则其结果比较付出更多更大的让步反而要好些；如无坚决斗争精神，则结果将极坏。”

这充分表明，解放战争开始的时候，毛泽东与党内绝大多数同志对前途的认识，其实是不同的。而毛泽东分析说，对于争取胜利，大家在思想上之所以没有准备，乃是因为对于客观条件、客观形势的分析，还存在着不小偏差。这种偏差之关键在于——很多同志至今还只是看到了蒋介石的优势，而没有看到人民的力量。

蒋介石以为，自己有钱有枪，有苏联的承认和美国的支持，共产党不过就是一群土匪而已，但是，他大错特错了。

蒋介石的钱和枪，主要是美国人给的，但要看到——美国人的钱并不是好拿的，美国人实际上也知道蒋介石腐败透顶，他们支持蒋介石，不过是出于自己的利益，而这也就决定了——美国人不可能一直把钱投进蒋介石这个无底洞，对蒋的这种支持是有限的，而不是无限的。他可以支持蒋介石三年、五年，但不可能五年、十年这样支持下去，一直养着蒋介石腐败集团，那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其次，抗战期间，蒋介石集团过惯了好日子，他抢夺胜利果实，也不过是为了过腐败的好日子，而蒋介石的军队，没有好处就不卖力，他们不能进行长期艰苦的战争，蒋介石的军队，缺乏在艰苦条件下作战的能力。

第三，蒋介石要打内战，就需要筹措军费，搜刮民脂民膏，这只能造成人民揭竿而起推翻他，国统区的经济情况，并不足以支持长期战争。

如果再来看看共产党人，我们的长处是什么呢？非常简单——因为艰苦奋斗，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我们的长处，无非就是过惯了苦日子，大不了再苦一些，未必就比万里长征还要苦，只要我们和中国人民一起受苦，人民就会支持我们，只要我们把胜利果实分配给人民，人民就会把我们的胜利当作自己的胜利。

蒋介石要消灭我们，我们究竟打还是不打？我们究竟敢打还是不敢打？

毛泽东说出了这样的底线：“中国人民受苦受难，抗战的胜利果实，是中国人民的汗水、血水和泪水浇灌出来的，你蒋介石不浇水、不出力，却说这些果实都要归你所有。如果共产党不赞成，你就要打我们，要打就打！现在，我们是打得过要打，打不过我们也要打，大不了，就是我们打不过你。打不过你，算我们自己没本事，但是，如果我们不敢跟你打，那么，中国共产党就对不起中国人民，就对不起世界人民！”

在历史转折关头，毛泽东再次给了全党以信心，而他的信心，从根本上说，就来自人民。

蒋介石不仅与共产党作战，他还与人民为敌，要想战胜中国人民，不但蒋介石做不到，谁也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