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到了。

在蒋介石的命令中，不断地重复这样的词句：消灭万恶之奸匪。

而毛泽东的新年文告，却一个字也没有提到战争，在文告中，他反复强调的是这样两个字——人民。

1947年是中国共产党最艰难的一年，在这样的危急时刻，毛泽东又一次力排众议，他用“人民”来鼓舞全党——而毛泽东后来反复地说：“在我们有些同志眼里往往看不到人民，看不到人民的痛苦，这些人在历史上一贯右倾。”

蒋介石决心用8-10个月消灭共产党，而从1946年6月算起，到1947年2月，这就是八个月，蒋介石认为，消灭共产党的关键，就是摧毁陕北、山东两个解放区。

实际上，当蒋介石在1947年3月对延安发起大规模进攻的时候，毛泽东还是做了最坏的打算的。他把中共中央一分为三，由刘少奇、朱德领导中央工委，向太行转移；由叶剑英领导中央后委，向山西临县转移；而他和周恩来、任弼时则组成中央前委，留在陕北与胡宗南的大军周旋。

毛泽东拒绝东渡黄河，撤退到晋绥根据地去，他的理由是：一，陕北是党中央的所在地，我是党的主席，党中央留在陕北，我留在陕北，这对于保持全党全军的信心，至关重要。因此，谁都可以走，我就不能离开陕北。二，陕北的人民好，陕北人民会保护我，我去哪里，都不如与人民在一起更安全，无论走到哪里，都不如陕北的群众基础更好。

为了安排有序撤离，周恩来亲自到晋绥指导机关的安置问题，而毛泽东说：“等大家都走了，我再走，我要看看胡宗南的军队长什么样子，我要最后一个离开延安。”

1947年3月18日，胡宗南部攻入延安，而就在胡宗南的先头部队离王家坪还有7公里时，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悄然撤离。

毛泽东知道，国民党军队打仗的根本动力是抢钱，而陕北这样贫穷的地方，对于胡宗南来说，就是包袱，因为这里没有钱可以抢。于是，他这样总结说：“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存人失地，人地皆存。”

毛泽东是在1947年3月18日傍晚离开延安的，当时延安城炮声四起，弹片横飞，毛泽东把自己住的窑洞打扫得一尘不染，据说，他还给胡宗南留了一个纸条，大意是：你不要乱动我的东西，后会有期，我毛泽东还会回来的。

临行前的早上，王家坪的房东问了毛泽东这样的话：“主席，咱们陕北的小米可好吃？您在王家坪打下的井水，可甜？”

1947年3月25日，撤离延安数天后，毛泽东在延安子长县王家坪听任弼时讲述了刘胡兰英勇就义的事迹。

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妇救会秘书刘胡兰，为保守党的机密牺牲在敌人的铡刀下。

这个15岁的农家女，以一句话捍卫了入党誓词:怕死不当共产党。

刘胡兰英勇就义

毛泽东为刘胡兰而动容，他慨然为这位15岁的女共产党员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人民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人民就是共产党的活菩萨。

1947年3月29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和任弼时在陕西榆林市清涧县石咀驿枣林沟召开会议，作出了中央分工的决定，毛泽东在会议上指出：“常委分工要我负责军事，我不在陕北前线，谁在陕北前线？现在胡宗南有20万人，我有2万人，陕北的兵力对比最悬殊，我在陕北，就能拖住胡宗南，其他战场的压力就减轻了，我们在延安住了10多年，现在一有战争就要走，我无颜对陕北父老，我决心与陕北人民在一起，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

两天后，毛泽东在清涧、吴堡交界处的田庄镇与刘少奇分别，刘少奇、朱德由此东渡黄河，而毛泽东则带领昆仑支队600人向西行军。刚走了一天，毛泽东乘坐的吉普车就坏了，毛泽东说：“看来，这个铁家伙不愿跟我们钻山沟了，丢了它，还省得拖累，我们还是老办法，走！”

从那时起，在转战陕北一年多的时间里，毛泽东就再也没有坐过汽车。

毛泽东就是这样再次做起了前委（“前线委员会”）书记，他化名为李得胜，而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一次使用化名。

蒋介石动员了26万精锐之师进攻延安，而共产党在陕北的军队只有2.6万人，双方兵员比例为10∶1。胡宗南动用了4个半机械化旅追踪毛泽东，而毛泽东率领的所谓“中央纵队”却只有600人。

毛泽东再次采用了“诱敌深入”的战术，但是，这一次的“诱饵”，却是毛泽东本人。他又一次运用了他的“偏师”战术。当年是“偏师借重黄公略”，而这一次，毛泽东本人则做了共产党和解放军的“偏师”。

大智大勇的毛泽东，舍下自己的一条命，率领一支人数只有600人、没有一件重武器的小分队，做了解放战争的“偏师”，为共产党的军事行动争取了时间。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空中监视，中央前委只在夜间行进。1947年三四月份的陕北，夜间滴水成冰。1947年4月2日傍晚至4月3日凌晨，毛泽东一行由陕西榆林子洲县高家塔转移到了子长县的涧峪岔区的庄果坪，在寒风刺骨的夜行路上，毛泽东写下《五律·张冠道中》：

朝雾弥琼宇，征马嘶北风。

露湿尘难染，霜笼鸦不惊。

戎衣犹铁甲，须眉等银冰。

踟蹰张冠道，恍若塞上行。

1947年4月10日，安排中央机关转移的周恩来，赶到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青阳岔与毛泽东、任弼时汇合，参加中央前委工作，12日，前委抵达延安安塞县的王家湾。安塞县王家湾是中央撤离延安城后，第一个比较固定的办公地点。从4月13日至6月7日，毛泽东和中央前委在安塞王家湾住了52天。

陆定一后来回忆说，王家湾这个村子很小，只有20孔破窑洞，党中央就住在贫农薛宪儒老汉腾出的两孔半窑洞里，搬进来时，毛泽东一直跟薛老汉道谢说：“真是打扰了您啦！”

两孔半窑洞，毛泽东和江青住左边；右边只有半间，任弼时住着，因为他打鼾，只好自己住“单间”；中间那间稍大，但放着一个腌咸菜的大缸，上面盖一张青石板，这就成了办公桌。周恩来在上面批阅电报，中央开会也围着这个咸菜缸，这间起初住了周恩来和陆定一，胡乔木从陇东搞土改回来，留在中央，便也与周恩来、陆定一挤在一个土炕上，那张“办公桌”上就挤着他们三个人——这就是当时党中央的办公条件。

江青回忆说，那时中央一开会，她就必须离开那个有咸菜缸的窑洞，待在一个驴棚里，中央会议结束后，毛主席才叫她回来。当时江青身上长了虱子和跳蚤，脖子后面还长了个大肿块。

阎长林后来回忆说：“就是个连部，也比那个地方大些，而当时江青做我的工作，她说，现在条件艰苦啊，我们这个大机关住进这么个小村子，已经给老百姓添了许多麻烦了，主席不赞成搞特殊，那样做，主席会生气的。”

就是在这样的办公条件下，毛主席指挥了著名的蟠龙战役。1947年5月3日，当毛泽东指挥蟠龙战役时，他抄起电话便说:“我是毛泽东!”

李德胜这个化名，他只用了一个多月。

1947年5月14日，新华社播发消息，公开宣布:毛泽东与中共中央还在陕北。

在安塞县王家湾，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社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他预言:“中国事变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快些。”

蒋介石决心在10个月内消灭共产党，解放战争开始后10个月，就是1947年5月。然而，10个月后，蒋介石等来的，除了胡宗南在陕北的失利之外，是他的另外一个爱将张灵甫被山东野战军击毙的消息，而国民党最精锐的整编74师，则在山东临沂的孟良崮全军覆没。

1947年5月初，国共两军在山东莱芜、蒙阴一线展开决战，在120多公里的战线上，国民党投入八个整编师，兵力占优势，而这时，蒋介石命令，要集中兵力，务必于5月11日，先行拿下华东野战军粟裕的总部坦埠。

贪功冒进的张灵甫，就是这样从八个整编师协同推进的密集阵型中冒了出来，率领整编74师独自向坦埠杀来。

整编74师是全部美式装备的“王牌军”，是国民党军队里战斗力最强的，按照事先的部署，我军原本是先打侧面的弱敌，以避开正面敌人的锋芒，但粟裕临时改变作战计划——张灵甫既然孤军深入，冲在最前面，那就将其与敌阵隔断，集中兵力，打掉张灵甫。

于是，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两万人在48小时强行军120公里，占领垛庄，截断了张灵甫的后路。

而张灵甫并没有畏惧，他下令全师收缩孟良崮和芦山一带坚守，把华野吸引到这里，而国民党军在外围进行反包围，里应外合，一举消灭粟裕。蒋介石批准了这个计划，认为这是消灭山东共军的最佳时机。

这就是孟良崮：华东野战军五个主力纵队包围了整编74师，而国民党十个整编师（军）则对华野实施了反包围，小包围圈外套着大包围圈，围绕着孟良崮这个小山头，十万大军的决战就此展开。

1947年5月15日下午，华野对整编74师发起总攻，陈毅在坦埠总部坐镇，粟裕亲临一线指挥，华野将士前赴后继，攀石而进，烈日当头，枪管打到爆裂，为了争夺水源，双方反复肉搏。直至16日下午5时，华野六纵特务团一营率先冲上山顶，杀入张灵甫藏身的山洞，断水近一日的张灵甫被击毙，他终于没有等到援军的到来。

那一刻，电闪雷鸣，大雨倾盆而下，粟裕在雨中登上山顶，他感慨地说，如果雨早下一个时辰，张灵甫就还可以继续负隅顽抗，天道没有站在他张灵甫那一边。

那时的张灵甫，就已经在用一套轻便的铝合金桌椅办公，74师装备的现代化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孟良崮战役结束之后，这套精致的铝合金家具，被粟裕作为礼物送给了朱德，而它至今还摆放在西柏坡朱德的故居里。

早餐必喝牛奶咖啡、行军时用铝合金家具办公的张灵甫，在孟良崮上断水一日，竟然被吃着山东煎饼卷大葱的粟裕消灭了，在蒋介石看来——这怎么可能呢?陈毅和粟裕的军队不过是从新四军整编而来，在皖南事变中，那支军队不是不堪一击吗?他们怎么可能在一瞬之间便消灭了张灵甫全部美式装备的机械化部队呢?

在当时的蒋介石看来，粟裕不过是方志敏手下的一个幸存者，他不过就是个年轻的游击队员而已。

天道与人心

什么是天道？

天道是人民的支持，是人心向背。

据统计，在现代战争中，每个前线士兵背后，需要7个后勤补给服务人员支持，这就需要庞大的商业服务体系作为军队的后盾。张灵甫的铝合金办公设备、牛奶与咖啡等一系列供应，都是需要钱的，而野战需要动用的救护力量，则是极为庞大的。

在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是在几乎没有正规化的后勤力量支持的情况下，击溃了国民党的现代化军队。

解放军的后勤不是正规化的，但却是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在奋勇前进的人民军队背后，是漫山遍野的中国人民，战区的每一个农户家几乎都成了人民军队的战地医院，成为人民军队的家。山东、江苏、安徽人民，如同照看亲人一样，照看着人民子弟兵。

仅孟良崮战役期间，随华野行动的支前民工就有七万七千人，二线常备民工十五万四千人，在整个孟良崮战场上，支援华野作战的支前民工达六十九万人。

这就是陈毅后来说过的那句名言：革命是人民用小米喂大的，胜利是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

而这个时候，陕北的前委和毛泽东则处于最危险的境地。

由于敌人侦测到王家湾电台活动频繁，刘勘大军随即杀来。1947年6月8日凌晨，毛泽东紧急撤离王家湾，出发时，汪东兴率中央警卫部队30人断后，与敌激战。6月8日下午，暴雨倾盆，山洪暴发，双方在暴雨中行动，山路泥泞，方向莫辩。9日天亮，毛泽东到达王家湾与小河村之间的三岔路口时，最近的敌人只有四五百米，军委集中在天赐湾旁的山坳里，大雨倾盆，大家身上的棉衣湿冷如铁甲，最终，还是敌人熬不住了，率先撤离。由此，毛泽东得出了一个结论，追击的敌人最多只能坚持两天，因为陕北山大沟深，运输不便，他们所带粮食，只够三天的消耗。胡宗南的士兵受不得苦——毛泽东幽默地说，我们没有金银财宝，这使刘勘追起来没有力气。

就这样，军委在敌人撤离后，下山进驻天赐湾。

1947年6月17日，毛泽东和前委进驻靖边县小河村，在这里住了46天，小河村临近毛乌素沙漠，这是毛泽东转战陕北到达的最西边。

7月21日至23日，毛泽东在转战陕北的途中，于靖边县小河村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扩大会议，这就是著名的“小河会议”。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首次提出，从1947年7月算起，准备用5年时间打败蒋介石。但是，毛泽东又说：“这个计划不对外宣布，我们还是要准备长期作战，准备5年、10年甚至15年，我们不像蒋介石那样，先说几个月消灭我们，不能实现就又说再过几个月。”

毛泽东是极其慎重的。而即使从1947年7月小河会议算起，毛泽东的这个预计，与后来的事实相比，也显得大为保守了。

1947年6月，拖着胡宗南在陕北转圈的毛泽东致电刘少奇、朱德，指示中央工委必须在6个月里全力做好如下三个工作:(一)将晋察冀军事问题解决好；(二)将土地会议开好；(三)将财经办事处建立起来。

在毛泽东看来，这三件事比天还大。而他留给中央工委的时间并不多——只有6个月。

1947年7月，毛泽东在转战陕北途中召开小河会议的时候，刘少奇率领中央工委在河北石家庄平山县西柏坡正式办公。

1947年7月17日，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在西柏坡召开，经过一个多月的讨论，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当时在山西临县搞土改的毛岸英参加了这次会议，他是全国土地会议上最年轻的代表。

这一年的10月8日，毛泽东给毛岸英写了一封信。而当时的毛岸英，就在康生领导的山西临县郝家坡土改工作队里。康生是把少年时代的毛岸英和毛岸青一路从法国护送到苏联的人，但是，在郝家坡土改中，第一个造反康生“左倾”路线的，却是毛岸英。毛岸英认为，康生把中农、“新富农”当作阶级敌人残酷斗争的做法，违背了党的土地政策，也违背了党的政治路线。

后来，毛泽东这样幽默地说到了毛岸英的“犯上之举”:三娘教子，现在成了子教三娘了。

毛岸英经常问父亲:“我怎样做你才能满意呢?”而在这封信里，毛泽东这位严父少有地夸奖儿子“有进步”，并且这样说:“一个人无论学什么或做什么，只要有热情，有恒心，不要那种无着落的与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个人主义的虚荣心，总是会有进步的。”

毛泽东是在马背上阅读儿子的来信的。就在写这封信的十几天前，毛泽东留下了一张著名的照片:他骑在马上，衣扣敞开，露出里面的毛衣，帽子后倾，露出宽阔的额头，跟在毛泽东马后的，是警卫排长闫长林，前面牵马的是王振海，后面马上的人则是江青。

马背上的毛泽东

为了确认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与地点，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周锡瑞分别于2013年和2014年两次重走毛泽东转战陕北的道路，他最终确认，这张照片拍摄于1947年9月23日，当时的毛泽东正在由陕西榆林市佳县金明寺镇张家崖窑到神泉堡的路上，具体地点叫马背梁峁。

那张照片是在白天拍摄的，这说明:那时的毛泽东摆脱了胡宗南的追击，他已经处于相对安全的境遇，而那个相对安全的所在，就叫神泉堡。

1947年9月23日，毛泽东到达佳县神泉堡，由于情况已经转好，安顿了行装之后，江青随即赶去山西接李讷——自撤离延安以来，毛泽东不见自己的小女儿，已经半年有余了。

9月29日，正值中秋佳节，毛泽东独自漫步于黄河岸边的神泉堡，睹物思亲，写下了大气磅礴的《五律·喜闻捷报》：

秋风度河上，大野入苍穹。

佳令随人至，明月傍云生。

故里鸿音绝，妻儿信未通。

满宇频翘望，凯歌奏边城。

1947年10月10日，在神泉堡，毛泽东发布了几个极为重要的文件。

这一天，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发布，这个宣言第一次提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全称，也第一次以宣言的形式发出号令:“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同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

自1927年毛泽东第一次在井冈山颁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算起，整整20年过去了。当年衣衫褴褛、曾经走投无路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师，如今已经壮大为摧枯拉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20年弹指一挥间，20年没有变的是为人民打天下的信念和意志。“人民群众拥护又欢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这一信念与意志的体现。

也就是在这一天，中共中央在陕北神泉堡向全国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

“家国一体”，这是中华文明的精髓。近代以来，国破家亡，人民对于统治阶级的政权已经完全丧失了信心。而唯一的出路，就是在“家”的基础上，建立人民的基层组织，并在这样的基层组织的基础上，创建人民的国家。

真正把中国基层农村组织起来的，就是土地改革。立足于土地小组，民兵、妇女会、识字班、儿童团等基层组织建立起来，乡、村、邻、里等各级基层组织建立起来。土地改革，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最广大的农村，建立起坚如磐石的基层组织力量；同时，它也标志着中国社会的重建从此有了真正的根基，而这个根基，就是前所未有的组织起来的农村和农民。

中国最强大的力量，不是枪，不是钱，不是权。中国最强大的力量，是基层组织的力量，就是组织起来的人民，就是人民的组织形式。

政权的基础，不是枪，不是钱，不是权。因为政权的基础就是组织起来的人民——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正是由于丧失了这个基础，蒋介石政权便如水中浮萍一般，再也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也正是由于建立了这个基础，共产党的胜利才有了真正的保障。

土地改革，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基层组织结构。随着土改的完成，中国基层几千年来一盘散沙的局面，就此结束了。

毛泽东说：“国统区的经济崩溃了，蒋介石就要打不下去了，因为我有土改，蒋介石没有土改，国统区的人民水深火热，而解放区的人民翻身获得了土地。”

1950年，毛泽东回顾土改时这样说:

“我们已经在北方约有1.6亿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要肯定这个伟大的成绩。我们的解放战争，主要就是靠这1.6亿人民打胜的。”

共产党靠1.6亿农民打胜了解放战争——这就是“为人民打江山”。而这1.6亿人民是中国最贫穷的，但也是最富有的。

在河北平山，流传着这样一首支前歌:

最后一碗饭，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用来做军装，最后的老棉袄，盖在了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含泪送上战场。

送亲骨肉上战场，就是为了“保家卫田”，如果不去打仗，那么蒋介石来了，农民就连牛马也做不成了。

带头唱响这首歌的人是邓颖超。

中共中央候补委员邓颖超，时任中共河北石家庄平山县委副书记，主持平山土改工作。每次到老乡家访贫问苦，都是她走在前面，因为她是个亲切和善的女同志。

邓颖超这位中央候补委员，就这样住在了房东老大娘家的炕头上，帮他们推碾种谷，和他们共话春华秋实。

数千年“皇权不下乡”的历史结束了，共产党的“驻村工作队”，空前地实现了“家与国的一体”。

黎明前的黑暗是最难熬的，毛泽东说：“我们要努力把战争引向国统区，因为解放区的人民太苦了，解放区人民的负担太重了。”

此时，陕北的天气已经冷了下来，而中央和前委将去哪里过冬呢？

这个时候，神泉堡的房东给毛泽东介绍了自己的亲戚家，他说——那里的条件，可能是全陕北最好的，而这个地方，就是陕西榆林米脂县的杨家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