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共产党的酝酿与创建
2021-07-06 10:00:50
北京大学
如果要问嘉兴南湖上的红船从何处驶来，那么北京大学红楼就是源头。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正是通过北大这样一所新思想荟萃的最高学府，与一群激情澎湃的知识分子相遇，完成了最初的阐释与传播，进而诞生了有主义、有理想、有信念的中国共产党。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同样创立于红楼。
在北京，距离故宫不远的地方，有条名叫“大学夹道”的毫不起眼的胡同。它北起三眼井胡同，南到沙滩后街，约300米的长度。今天的人看到也许奇怪，周边是一大片胡同和四合院落，哪里来的大学呢？
其实这大学指的便是夹道西边京师大学堂的旧址。在1898年光绪帝进行的“戊戌变法”中，重要的一项措施是兴办新学来培养人才。京师大学堂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它的位置特地选在位于皇宫附近的和嘉公主府空闲的府地。与后来的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今天的北大校园即为燕大校园，1952年院系调整时北大迁入）不同，京师大学堂建立之初并没有一个整体的校园规划，而是处于一个零散的、流动的状态。随着学科设置的发展，它不仅要在公主府周边扩建，还需在北京内外城寻找新的房产。一度北河沿、前门、德胜门外黄寺、卢沟桥等地都有学校的校舍分布。
1916年，京师大学堂正式更名为北京大学。北大重新开学后，校园空间变得愈加紧张。于是校方决定，在也就几百米开外、当时名叫“汉花园”的位置修建一处新的建筑——它坐北朝南，整体呈“工”字形，地上四层，地下一层。大楼用赭红色的砖砌成，青砖窗套，红瓦铺顶。红楼的西式风格和庞大规模让它成为那时北京城里最引人注目的建筑，和六国饭店拥有同样的高度。已经无法知晓是谁最先将它称之为“红楼”，这个完美的巧合恰好道出了它对于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特殊意义。
红楼是老北大最主要的教学楼，李大钊的办公室位于一层东南角的位置
1918年，红楼成为北大的教学楼。此时虽然校园仍分散在多处，比如原来公主府的地方改作二院即理学院，北河沿是三院用来安放预科，但红楼变成北大绝对的中心。四周胡同的宿舍和公寓里则住了学生、学者、进步青年等等角色。这样镶嵌在城区里的、开放式的校区，用沈从文的话说，“形成了非常活泼的文化学科空气”。
而在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的文化学者季剑青看来，北大从此的历史和中国革命紧密交织在一起，也能从空间格局中找到部分答案。当时一位名叫方敬的作家写了一首诗，说北大附近“胡同的迷宫，胡同的网，时而从这公寓搬到那公寓，好像常常跟人在捉迷藏”。这散漫的校舍和分散的格局让北大一带成为藏龙卧虎之地，革命者把它当作了避难所和秘密活动基地。
1918年8月19日，25岁的毛泽东第一次从长沙来到北京。他此行是代表湖南新文化运动的团体“新民学会”，来协助赴法勤工俭学的学会成员在北京先学习法语过渡。毛泽东后来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回忆，他本人并没有去欧洲的打算，因为“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够，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
除了新民学会的工作外，他计划在北大能够旁听一些课程，他之前在湖南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师杨昌济此时是北大的教授，能给予他一些便利。很快，毛泽东就加入了北大的哲学会和新闻学会。同时杨昌济将他介绍给了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来担任助理馆员的工作，这样得以有了一笔生活费。毛泽东就住在三眼井胡同，门牌是今天的吉安所左巷8号。可以想象，无论听课还是工作，青年毛泽东前往红楼或者二院，都要经常经过那条“大学夹道”。
1918年，毛泽东第一次来京居住的旧址，位于三眼井胡同吉安所左巷8号
这段充实的生活一直持续到了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因母亲病重而返回。
从物质条件来说，这半年多时间是清苦的。
在三眼井的小房子里，毛泽东要与七个人合住，“当所有人都躺在炕上时，几乎挤得透不过气来。
想翻身的时候，还得和两边的人提前打好招呼”。
好在北京的风光给了毛泽东以安慰。
他会去相隔不远的北海公园和故宫广场散步，在那里观赏北国的早春。
“当北海仍结着厚厚的冰时，我见到了盛开的白梅，见到了北海边的杨柳，杨柳上挂着冰凌。
这让我想起唐代诗人岑参笔下的画面，他曾这样描写冬日玉珠挂树的景象：
‘千树万树梨花开。
’北平数不尽的树木不由令我惊奇和赞叹。
”
北大的氛围则给了毛泽东精神上的滋养，并帮助他建立了初步的人际网络。
在这个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他见到了若干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比如陈独秀——此前毛泽东已经用“二十八画生”（繁体字“毛泽东”三字的笔画数）的笔名，给《新青年》投稿《体育之研究》并发表。他称陈独秀“对我的影响可能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要大”。还有李大钊——这段时期两人关系的记录有两条：一是1918年11月28日去中央公园（即今天中山公园），聆听李大钊《庶民的胜利》演讲；二是1919年3月10日，在北大二院新闻学会邵飘萍会长组织的演讲活动中，再次听李大钊作《新旧思潮之激战》的言论。
位于北京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活动的重要场所之一。少年中国学会成员曾在此聚会，李大钊也多次来这里宣传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曾经坦言，在图书馆任管理员期间，因为只是从事登记前来看报纸的读者的姓名这样基础性的工作，并未获得与这些著名领袖深入交谈的机会。尽管这些交往都是浅表层次的，但这初次接触为他在1920年前后再次来北京，继续跟随这些精神上的引路人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埋下了伏笔。
北大氛围的形成，要得益于1917年初，蔡元培出任校长。
从1912年到1916年间，北大先后换过五任校长，两次遭遇过停办和裁并危机，缺乏稳定执行的办校理念。蔡元培在辛亥革命时在民国政府中担任教育总长。辛亥革命失败后，他去欧洲留学考察，着重研究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树立起了教育救国的思想。当接到担任校长的邀请时，立刻觉得这是个施展抱负的好机会。
蔡元培着手整顿的，首先是学风。
虽是全国最高学府，可之前北大学风并不端正，学生多以之“为升官发财之阶梯”。蔡元培强调大学生应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大学则是最高文化中心。为培养学术气氛，蔡元培对学术上的派别，只要言之有理，就让它们并存，让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校园里很快就兴起了学术讨论、思想争鸣之风。各种讲座信息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几乎每天都有，各种社团也相继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社会主义研究会、平民教育讲演团、少年中国学会等进步社团组织纷纷诞生。1918年李大钊发起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松散团体最初还叫“马尔格士学说研究会”，故意用了容易和英国人口学家马尔萨斯相混淆的名字，以便有必要时解释这个团体是研究人口论而非共产主义的。
广泛招揽人才是蔡元培的又一革新举措。
蔡元培尤其看中文科，因为文科教员中顽固守旧派人物众多，急需具有新思想的人物主持文科教育。而陈独秀，就在这时走入了他的视野。陈独秀已于1915年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到1916年9月改称《新青年》。发刊词《敬告青年》中提出了成为新青年应当具备的六条标准：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而贯穿六条标准的基本精神则是科学和民主。如此振聋发聩的话语已然意味着一场思想启蒙运动拉开了序幕。蔡元培本来就对陈独秀早年编发的《安徽俗话报》中对民权思想的倡导留有深刻印象，翻阅了几本《新青年》之后，便确定陈独秀“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决定聘请他为北大文科学长，也就是相当于文学院院长的职位。
蔡元培诚聘陈独秀的过程颇有些三顾茅庐的意味。一度陈独秀暂居在前门的中西旅馆。汪孟邹的日记写道：“蔡先生差不多天天来看仲甫（陈独秀的字），有时候来得很早，我们还没起。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着凳子给他坐在门口等候。”最终在1917年，陈独秀带着《新青年》杂志迁往北京。他的编辑部和住宅合二为一，就安排在北大三院学生宿舍隔壁的箭杆胡同，今天门牌号20号的一个小院。在鲁迅看来，初期的《新青年》和陈独秀是寂寞的，那时陈独秀不仅是主编，还是主笔，几乎一个人包揽了一本刊物。而陈独秀和《新青年》来到北京，也就意味着新文化运动从“一人一刊”转变为“一校一刊”，迅速向全国思想舆论界辐射，成为一场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
1917年，陈独秀带着《新青年》杂志迁往北京。杂志的编辑部和住宅合二为一，在今天箭杆胡同20号院
李大钊在1918年1月来到北大担任图书馆主任，则是通过文科教授兼图书馆主任章士钊的推荐，接替他的职务。李大钊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期间因为忙于反对日本从中国攫取利益的“二十一条”和声讨袁世凯的活动，长期缺课而被除名，并未取得毕业证书。蔡元培“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胸怀就体现于此。章士钊后来回忆：“北大同僚，皆擅有欧美大学镀金之品质，独守常（李大钊的字）无有，浅薄者流，致不免以樊哙视守常。时北京民主运动正在萌芽，守常志在得北大一席，以便发踪指示，初于位分之高低，同事不合理之情绪，了不意。由今观之，守常一入北大，比于临淮治军，旌旗变色。”
李大钊被誉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之父”。
正是有李大钊坐镇北大图书馆，图书馆才有可能第一时间采购传播最新社会思潮的书籍，而位于红楼一层东南角李大钊本人的办公室也成为前沿思想交流碰撞之地。罗家伦就回忆，红楼二层的国文教员休息室大家戏称“群言堂”，取“群居终日言不及义”之说；一层李大钊的办公室则叫作“饱无堂”，来自“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这两个地方无师生之别，也没有客气及礼节等一套，大家到来大家就辩，大家提出问题来，大家互相问难。这两个房间里面，当时的确是充满学术自由的空气，大家都是持一种处士横议的态度，谈天的时候，也没有时间观念，有时候从饱无堂出来，走到群言堂，或者从群言堂出来，走到饱无堂，总以讨论尽兴为止。”
除了陈独秀和李大钊，北大还招纳了一批人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干将，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和鲁迅等人相继来到北大任教。根据统计，1918年的时候北大教授的平均年龄只有30多岁。这支年轻有为的队伍给校园带来了蓬勃的朝气。当然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治校方针，也包容了与新文化运动唱对台戏的保守派人士。主张保皇复辟的辜鸿铭，在思想上顽固保守，但擅长外国文学，精通多种语言，也因此受聘北大讲西洋文学和诗歌。
即使在新文化运动内部，仍然存在认识的分野。
就拿陈独秀和胡适来说，两人在文学革命中堪称黄金搭档，共同促成了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新文学代替旧文学、使用标点符号等多项成果。但两人对新文化运动是否应该和政治结合却逐渐分歧加大。起初两人对这个问题是有默契的——他们都认为中国衰弱的主要根源是国民愚昧落后，而这是旧文化毒害的结果，救亡就应该从改造旧文化的新文化运动着手，因此陈独秀在胡适加入《新青年》编辑部时，就有着“不谈政治”的约定。
但在陈独秀的研究者、《陈独秀全传》的作者唐宝林看来，陈独秀本质上是情系国家安危和民众疾苦的爱国者和革命者，随着时局变幻，他的具体实践有着较大灵活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陈独秀就以特有的敏感认为世界和中国形势将有大的变化，在《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中表明了要积极参与政治斗争的态度。
1918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作为协约国一方，全国上下都分享着胜利者的喜悦。“公理战胜强权”“民主主义胜利”的话语传播开来极其振奋人心。青年学生尤其反应强烈。北大学生在天安门前搭起台子，连续举行演讲，参加大会的北京各校男女足有三万余人。陈独秀居住的箭杆胡同距离天安门不远，他明显被这股爱国热情打动。11月27日，陈独秀在他文科学长的办公室，召集李大钊、张申府、周作人等，商量要出版一份比《新青年》“更迅速、刊期短，与现实更直接”的周刊《每周评论》。在12月22日出版的创刊号上，陈独秀在创刊词中阐明办刊宗旨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并且一开始就将言论主题锁定在全国瞩目的焦点——巴黎和会和山东问题上，收回原德国侵占山东的权利。正是《每周评论》的创刊，标志着新文化运动和现实政治斗争的密切结合，与政治隔离的纯粹的新文化运动结束了。
1919年1月，中国代表团以战胜国身份参加在法国举行的巴黎和会，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取消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等不平等条约、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各项权利等要求。与会强国各自谋求本国利益，不惜以弱小国家领土完整为代价，不但拒绝中国的要求，而且在对德和约上，明文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北洋政府竟准备在对德和约上签字，一下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对。5月4日，北京十余所高校3000多名学生齐聚天安门广场举行游行示威。一直到6月28日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为止，全国有上千万人参与了这场运动。
而观察这个时期的李大钊，就会发现相比其他积极撰写政治文章、推动游行示威进展的新文化运动领袖，李大钊对五四运动并没有表现出人们想象中的那种热情。他不但没有直接参与行动，也没有著文为这场运动鼓与呼——这种对“五四”有限度的参与，似乎不符合李大钊一贯的做法。《李大钊传》的作者朱志敏疑问道：“是他担任图书馆主任的工作难于脱身么？那总不至于影响到他多写几篇参与斗争的文章吧！”一番排除之后，朱志敏得出结论，那就是李大钊在此前后正忙于研究马克思主义，准备撰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篇和下篇分别发表在1919年9月和11月出版的《新青年》上。两篇文章是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第一次较系统和完整的介绍，李大钊因此也被称作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在当时各种芜杂的社会学说和思潮中，为何李大钊会旗帜鲜明地选择马克思主义？又为何是李大钊能够具有这般高于周围人的远见卓识呢？
李大钊很早就将目光投向了俄国。在新文化运动的阵营中，他不同于陈独秀以二分法来看待东西方文明，从而导致抛弃中国传统文化而完全接受西方文化的态度。李大钊的立场更接近一种文化调和论。那么俄国就地理位置而言，位于欧亚接壤处，足以在东西方文明之间担任起媒介的作用。因此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李大钊是第一位对俄国革命做出积极反应的新文化领袖，在1918年7月相继发表了《法俄革命观比较》和《东西文明之根本异点》两篇文章。
李大钊认为，俄国革命是高于法国革命的社会变革。18世纪法兰西革命立基于国家主义，为兼含社会革命意味的政治革命；20世纪俄罗斯革命则立基于社会主义，为带有世界革命色彩的社会革命。同时李大钊的文明史观也让他做出了预言：唯有俄罗斯，才能创造兼有东西文明特质和欧亚民族天才的世界新文明。
耐人寻味的是，李大钊此时的俄国革命观还没有涉及马克思主义。他虽然将俄国革命归位社会主义革命，但他理解的社会主义，实际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民粹主义的一种混合，其中兼有自由主义的因素。李大钊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就不能不提日本社会主义思潮传入与译介的影响。
日本中共党史专家石川祯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强调，在社会科学的基础研究处于空白状态的中国，如果不是经常关注俄国革命等世界规模的社会变动，和社会主义思想在日本流行等外国新思潮的动向，具有将其翻译成汉语的外语能力，并且掌握印刷传媒的人，不用说读懂马克思书籍，就连接触这些书籍也是极其困难的。
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时期传入中国，是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潮渠满而溢的结果。石川祯浩考证，在李大钊写下《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前，北京《晨报》副刊已经从1919年4月1日起在连载记者陈溥贤翻译日本学者河上肇等人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文章。陈溥贤和李大钊同一时期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评判马克思主义学说时，几乎完全承袭了河上肇等人的观点，“李大钊之接受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陈溥贤在资料方面的帮助”。否则，正如李大钊自己所说：“50岁以下的人说他能了解马克思学说，定是欺人之谈。因为马克思的书卷帙浩繁，学理深晦。”
在朱志敏看来，这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也许不能完全意义上算作一份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自白书，它明显带有介绍、评论意味，尽管其中的辩护多于批评，但它的价值就在于：一方面，“李大钊是从马克思主义对俄国革命的指导意义来认识这一学说的”；另一方面，“李大钊本能地选取了一种态度：‘批评或采用一个人的学说，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这意味着他宣传马克思主义之初，就意识到了应当从中国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
从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不难看出，当时获得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资料并非易事，并且中文材料也并不多。1920年3月，李大钊和邓中夏、高君宇等人商量，决定成立更为规范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蔡元培校长还同意在北大二院的西斋专门拨出两间房子供研究会使用，一间做办公室，一间做图书室。会员们给这处房子起名叫“亢慕义斋”。“亢慕义”就是英文“Communism”的音译，意为“共产主义”。
根据回忆，“亢慕义斋”室内墙壁正中挂有从一本国外画报上剪下来的马克思头像，头像两边贴着一副协会成员宋天放手书的对联：出研究室入监狱，南方兼有北方强。“出研究室入监狱”这句话出自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的文章《研究室与监狱》，意在鼓励在五四运动中遭受磨难的学生：“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立志出了研究室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
“亢慕义斋”旧址，原来是北大二院西斋的两间宿舍
搜集马克思主义图书，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一项重要的任务。研究会成立之时，会员们便集资120元，先购买了英、德、法三种文字的马克思主义全集各一套。《北京大学日刊》记载，1922年初“亢慕义斋”已经拥有了马克思主义英文书籍40余种，中文书籍20余种，德文书籍七八种。还有《共产党》《新青年》《劳动周刊》等中文杂志。“亢慕义斋”成为中国最早收藏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图书室。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还设有翻译室，下面有德文、英文和法文三个翻译组。成员罗章龙回忆，翻译《共产党宣言》开篇就遇到了困难。《共产党宣言》开篇语“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大家觉得“幽灵”两字不好，在中文里有贬义，含“鬼怪”之意。同样，“徘徊”也有贬义，没有指明方向。于是他们就在旁边加了一段说明文字：“有一股思潮在欧洲大陆泛滥，反动派视这股思潮为洪水猛兽，这就是共产主义。”结果说明文字比正文都多。
毛泽东和斯诺谈道，1920年冬天因为组织湖南驱逐军阀张敬尧的“驱张运动”第二次来到北京，热切地寻找极少数的共产主义著作。“有三本书特别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帮助我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分别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中文出版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著作；考茨基写的《阶级斗争》；柯卡普写的《社会主义史》。”而因为当时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尚未出版，罗章龙推测毛泽东看到的其实就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译自德语的油印本。和另外两本一样，它们均为“亢慕义斋”所藏。这些书对毛泽东的影响同样是深远的——“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一定程度的行动上。而且，我从此也自认为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
北大二院旧址。1919年3月，毛泽东在这里聆听了李大钊的演讲《新旧思潮之激战》
虽然李大钊比陈独秀要小整10岁，但在处事与性格上，两人却是与年纪相反。时人评价：在处理问题的方法上，李大钊注重调和，力求全面稳妥，陈独秀则喜欢辨别是非黑白，弃取分明，甚至爱走极端；在性格上，陈独秀激烈果断，李大钊平和温厚。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过程中，两人也仿佛像极了各自的行事做派，一个循序渐进，一个则改变得猛烈迅速。
当1917年底的《新青年》杂志发表李大钊《庶民的胜利》一文，表明李大钊已经朦胧意识到将来世界的潮流是十月革命的道路，陈独秀同期发表的是一篇《克林德碑》。他在文中质问国民，世界上的两条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究竟向哪条路而行才好？这在表面上看，陈独秀的思想是落后于李大钊的。然而1919年到1920年的两年间，陈独秀却急速完成了转变，从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一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者。何以如此？
和当时正在忙于写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李大钊不同，陈独秀积极投身进五四运动的洪流。
1919年6月9日，陈独秀起草《北京市民宣言》，提出了包括“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等在内的五项要求。宣言被送到北河沿嵩祝寺旁一个专为北大印制讲义的小印刷厂秘密印刷。而后他和高一涵先是来到中央公园来今雨轩散发传单，又于6月11日当晚前往香厂路新世界商场五层屋顶花园，拿出传单撒向楼下。陈独秀并不知道，此时自己已被跟踪。传单刚出，埋伏好的密探就将陈独秀逮捕，押往警署。
陈独秀在狱中度过了三个多月的时光。按照胡适所说，陈独秀的思想转变是从狱中悟出来的，正印证了陈独秀“监狱是人类文明发源地”的说法。胡适说：“独秀在拘禁期中，没有书报可读，只有一本基督教《旧约》《新约》……他本是一位很富于感情的人，这回读了基督教的《圣经》，很受感动。他独自想过一些问题，使他想到他向来不曾想过的一条路上去，使他感到一种宗教的需要……抱着这种热忱的陈独秀，后来逐渐走进那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
陈独秀在出狱后，发表了一篇《基督教与中国人》的文章。唐宝林认为，陈独秀对基督教的描述是以一种实用的态度来做认知和取舍的，带有浓厚的空想社会主义色彩，比如将基督教教义归纳为解放全人类的国际主义精神、给穷人带来幸福的牺牲精神和阶级调和的平等博爱宽恕精神等等。正像空想社会主义往往作为通向马克思主义的桥梁，陈独秀在这时也处于认识上的过渡阶段。
与此形成参照的是陈独秀等人同时期发起成立的北京工读互助团运动，就是一场空想社会主义实验。
互助团最初的团员是“少年中国学会”里的进步青年。他们计划在乡村一边种菜，一边读书和翻译外文书籍。互助团规定，团员每人每天必须工作4小时，团员生活必需之衣食住由团体供给，工作所得归团体公有。这样逐步推广，就能实现“各尽其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理想。互助团运动很快就由于严重脱离实际导致经费不足和意见分歧，瓦解失败。
陈独秀决定离开北京，前往上海。这是一系列复杂因素交织考虑后的结果。尽管他已经出狱，但他日常活动都在京师警察厅的监视之中，十分不便。并且，陈独秀此时也已不再担任北大文科学长的职务——这也说明新文化运动总体来说，与旧思想旧势力对比，新文化阵营仍然处于劣势。著名的旧派人物翻译家林纾一直通过报刊攻击陈独秀和北大“覆孔孟，反伦常”，“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蔡元培为了保护北大，在1919年3月1日开会通过了《文科教务处组织法》，决定暑假后实行“文理合并，不设学长，而设教育长”。
更为致命的一击是有人炮制了陈独秀去前门八大胡同嫖妓，且争风吃醋伤害到妓女的谣言。3月26日晚的会上，曾经力荐陈独秀的沈尹默和汤尔和共同向蔡元培施压。蔡元培不得不“挥泪斩马谡”，提前实施《文科教务处组织法》，陈独秀的文科学长之职，实际被撤销了。胡适也认为陈独秀告别北大，就预示了之后的转变：“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陶）孟和的影响，故不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立场，就更‘左’倾了……此夜之会，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
1920年，另外一件时局上的变化也在影响着陈独秀。1919年7月25日，中国方面拒绝巴黎和会签字一个月后，莫斯科的工农苏维埃政府代理外交人民委员列奥·P.加拉罕发出《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又称《加拉罕宣言》），称要放弃俄国过去在华掠夺的权利。这个宣言在发表一年多后，终于冲破北洋政府的封锁传入中国，在国人心中引起巨大反响，也同样激荡着陈独秀的内心。在1920年初元旦出版的《新青年》中，陈独秀便以赞赏的口吻说道：“进步主义的列宁政府，宣言要帮助中国。”对于新的苏维埃政权，他已经持有一种带有好感的态度。
1920年2月，陈独秀到达了上海。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华。他先到北京见了李大钊，转而到达上海指导陈独秀建立中国共产党。他带来了大量有关共产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相关的文献资料。差不多是同一时期，根据石川祯浩考证，有一个包括施存统、周佛海在内的日本小组对陈独秀的信仰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日本小组的工作是把日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日本社会主义者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通俗文章及时翻译给陈独秀，其中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就为在指导思想上奠定中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十月革命前夕，马克思主义分裂成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的马克思主义两大支流。前者根据恩格斯晚年思想，主张通过议会斗争等和平手段，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后者则坚持通过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夺取政权，消灭资本主义。唐宝林评论道，陈独秀实际是舍了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而取列宁和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从这个意义上，陈独秀是站在最高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
1920年9月，随陈独秀一起回到上海的《新青年》杂志在经过因经费不足而停刊几个月后，再次复刊。复刊号首篇刊登了标志陈独秀庄严转向宣告的《谈政治》，表明他坚定拥护“无产阶级专政”的列宁主义。这篇文章也成为《新青年》变为党的理论机关刊物后的第一篇政治宣言。
有关“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来自于高一涵的叙述。为了宣传救国救民的主张，陈独秀不顾监视，于1920年1月底离开北京到上海筹办西南大学，并转道武汉发表演讲，于2月7日晚乘车回到北京。京师警察厅早已在他家附近布好了军警，陈独秀意识到危险，遂找到李大钊商量对策。两人商议后计划，由李大钊送他出京，由唐山到天津，再中转去上海。
高一涵在《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出险》中写道：“时当阴历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生意人前往各地收账的时候，李大钊同志雇了一辆车，从朝阳门出走南下，陈独秀头戴毡帽，身换王星拱家厨师的一件背心，油迹满衣，光着亮发，坐在车子里面，李大钊同志跨在车把上，携带几本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子。沿途上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同志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开口，恐怕露出南方人口音。因此一路顺利到了天津，即购外国船票，让陈独秀坐船前往上海。”关于建党事宜，高一涵描述，就是在篷车上两人深入交流而达成的共识。
后来党史研究者对此说颇为慎重。理由是石川祯浩考证：当时高一涵正在日本，根本不可能知道陈独秀逃离北京的过程。而李大钊与陈独秀两人并无此说法。因此，“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更成为一种象征，因为的确陈独秀和李大钊告别之后，就分别在上海和北京紧锣密鼓地筹备党的创建工作。
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1920年8月成立。张申府回忆，李大钊“具有热情和信心，但工作起来又较细致和谨慎，因此北京的发展工作稍微缓慢一点”。9月份，英国哲学家罗素抵达上海。由于北京大学是罗素来华讲学的邀请方之一，张申府代表学校前往上海迎接，住在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的家。借此机会，张申府同陈独秀就建党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几天后张申府回到北大，将上海之行的情况告知李大钊，两人一致决定要尽快发展党员。
先发展谁合适呢？他们首先想到了刘清扬。刘清扬早年曾经参加过同盟会，1919年在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院毕业后，立刻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发起成立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并当选会长。1919年8月，她作为天津代表赴京请愿，被捕后坚贞不屈，成为闻名京津的女中豪杰。刘清扬的勇气和才干给李大钊、张申府等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邀请她来到北大，提出准备吸收她入党，希望她“成为一个妇女中的小组成员”。然而刘清扬和他们见面后并没有同意。原来这时张国焘正在追求刘清扬，而刘清扬并不喜欢他。得知发展名单上有张国焘，刘清扬担心他纠缠，便拒绝加入。几十年后，刘清扬重提这段往事，表示这件事成为她“终身的遗憾”。
1920年10月，就在北大红楼李大钊的办公室，李大钊、张申府和张国焘三人一起成立了共产党北京早期组织，当时取名“共产党小组”。随着党员数量的增多，1920年底改为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任支部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罗章龙负责宣传。支部成员共有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张太雷、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女），其中张太雷是北大校友，缪伯英是北京女高师学生，其他均为北大在校师生。从早期党组织的党员构成，不难看出北京和上海这两所城市的差异。上海的党员基本都有职业身份，比如一些来自出版社，而北京的党员则是以学生为主要群体。同样两座在上世纪20年代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北京更突出的是教育中心的地位，而上海则是商业化的大都会。
北大对于中共创建的贡献是突出的。到了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全国有党员53人。其中正在或曾在北大工作和学习过的党员有21人，包括：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何孟雄、范鸿喆、朱务善、张太雷、李骏、沈雁冰、李季、袁振英、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包惠僧、张申府，几占了全国党员人数的一半。13名中共“一大”的参加者中，在北大学习或工作过的有6人：毛泽东、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王尽美、包惠僧。
作为当时极为先锋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正是通过北大这样一所新思想荟萃的最高学府，与一群激情澎湃的知识分子相遇，完成了最初的阐释与传播，进而诞生了有主义、有理想、有信念的中国共产党。
北京党组织成立之初，活动经费并不宽裕，李大钊每月都要从工资中捐出三分之二用于党组织活动。北京文华胡同24号（当时的门牌号为石驸马大街后宅35号）的李大钊故居是李大钊1920年到1924年间居住过的地方。院落之中就有一间曾经的客房变为展室，讲述李大钊如何将大部分工资捐出，自己则选择过一种简朴的生活。
一张北大的薪水单显示，李大钊在北大担任图书馆主任的收入是每月120块银元，由于他还兼任其他四所大学的教授再加上稿费，最多时每月收入能达到300银元之多。按当时的物价，两块银元就能买25公斤面粉，400银元就能买一处四合院，李大钊完全可以过上优渥的生活。但从1916年来到北京，到1927年被军阀杀害之间的十年岁月，他在北京处于一直租房的状态，换过八个地方居住，从未考虑过置买房产。最后蔡元培校长得知李大钊的作为，不得不亲自告诉学校会计课工作人员，每月都要直接给夫人赵纫兰送去一部分李大钊的月薪，好作为安排全家度日之用。
李大钊在北京一直处于租房状态，换过八个地方居住，从未考虑过置买房产
在这种自我牺牲精神的引领下，北京党组织的活动稳步开展。青年知识分子的党员很快就认识到未来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不能只局限在学界的圈子，而是要把工人群体组织起来，革命才会有阶级基础。北京虽然不如上海那样有较为密集的产业聚集，但永定河西岸的长辛店地区，铁路机车厂聚集有数量众多的工人，具备开展工人运动的良好基础。从前门火车站上车，坐到长辛店下车，交通也很方便。
1920年底，邓中夏等人和进步工人共同筹集资金，在这里开办了劳动补习学校。学校从提高工人文化程度着手，循序渐进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工人觉悟。而这个学校的目的，则在于能够组织工会。1921年5月1日，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会成立。在工会的领导下，仅当年7月就开展了两次索薪斗争，并取得了胜利。在“一大”上，北京代表所做的报告，三分之一都是关于长辛店工人运动的情况。1921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工人党支部——长辛店机车厂党支部也成立了。
1920年底，邓中夏等人和进步工人共同筹集资金，在长辛店开办了劳动补习学校。图为补习学校内部还原场景
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在郑州遭到直系军阀吴佩孚的查禁。2月3日，长辛店党支部书记，同时也是京汉铁路总工会副委员长的史文彬，从郑州赶回长辛店，传达总工会被迫展开全路大罢工的决定。当天中午，整条京汉铁路沿途各站全部罢工，全线处于瘫痪状态。2月6日晚，军警开始了大逮捕，史文彬等11名工会干部被拘禁在火神庙，准备押送至保定。2月7日，工人们到火神庙要人。冲突中军警开枪，最终葛树贵等5位工人牺牲。同一天，汉口、郑州也相继发生惨案。为了保存力量，2月9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忍痛下达了复工令。
从整体上来看，京汉铁路罢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
即使这场轰轰烈烈的罢工以流血失败告终，但这次罢工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结合，以政治斗争保障和扩大经济斗争的成果，也让中国工人运动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长辛店的二七纪念馆重新布展后开馆，吸引了大量参观者
北京党组织成立后，面临的重要任务，还有继续推动北方地区党团组织的建立。如山西党团组织建立的工作，李大钊就委派给了自己的得力助手，也为山西人的高君宇。于是高君宇回到自己的母校山西省立一中多次召集青年学生们来座谈，在激烈的辩论中帮助学生们摆脱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进而相信在消灭阶级之前，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在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后，山西便首先建立了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山西第一个党组织成立，党员就是从团员中的积极分子发展而来的。
截至1927年春，山东、河北、天津、内蒙古、热河、山西、河南、陕西、甘肃、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北方广大地区都有了共产党的组织。涓涓细流，终能形成滚滚江河。这就为之后继续开展工农运动、配合北伐军胜利进军、迎接中国革命高潮到来，做好了组织上的准备。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26期，点击文末封面图一键下单。参考资料：《中国共产党简史》，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年版；《红楼旧址群故事》，杨胜群、李良主编；《李大钊传》，朱志敏著；《李大钊年谱》，杨琥著；《陈独秀全传》，唐宝林著；《红楼曙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北京大学》，宋修见著；《五四的思想世界》，高力克著。感谢北京大学校史馆副研究员杨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黄道炫、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建伟对本文的帮助。实习记者路雅对本文亦有贡献）
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正是通过北大这样一所新思想荟萃的最高学府，与一群激情澎湃的知识分子相遇，完成了最初的阐释与传播，进而
我要评论 （网友评论仅供其表达个人看法，并不表明本站同意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
全部评论 ( 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