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20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史学论坛暨中国近现代史青年学者读书班2021年第3期以线上会议的形式举行。本次读书班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戴海斌教授召集主持，主要讨论北京大学校史馆杨琥副研究员的新著《李大钊年谱》（云南教育出版社2021年），首先由杨琥作题为《一本书与一个时代——李大钊遗著出版背后的故事》的报告，随后分别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中国李大钊研究会副会长侯且岸，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宪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尚小明作评议。本文为主讲人发言稿，末附评议人发言整理稿。

主讲人发言

今天我与大家分享内容的题目为《一本书与一个时代——李大钊遗著出版背后的故事》，讲解李大钊著作的流传与出版过程。由于拙作《李大钊年谱》的篇幅限制，加之我希望以李大钊安葬作为该书结尾，有关李大钊遗著的编辑出版等问题在《年谱》中省略了。故此次讲座将用于补充讲解《年谱》中未提及，但普遍受到关心的问题。今天的主题将围绕近百年来李大钊遗著编辑出版的三个阶段进行讲解。这三个阶段是：收集与保存；编辑与出版；校勘与注释。最后，我再讲述编撰《年谱》的若干体会和认识。

杨琥著：《李大钊年谱》上下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20年。本文所引之图片除特别标注外其余皆来自网络

李大钊遗著的搜集保存工作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艰难危险的环境下就开始了。我将以两条线索进行讲解。第一条为北京的线索：据李大钊先生的儿子李葆华先生讲述和女儿李星华的丈夫贾芝先生回忆，在李大钊在世之时，亚东图书馆便提出为他编辑出版文集，如同《胡适文存》《独秀文存》一样出版，因其过于忙碌而搁置。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英勇就义。在李大钊牺牲后，李大钊的族侄、清华大学学生李乐光（本名李兆瑞，当时改名李白余）立意搜编李大钊的遗文。大概从1927年年底开始，他就开始在各图书馆秘密搜集，勤苦抄录。李乐光从杂志上抄录文章并进行保存是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完成的。他的抄录与编辑工作多在夜晚进行，最初是在清华大学的地窖里进行的；后来他搬进城里，为了躲避国民党特务的搜查，他在一位朋友家里继续进行抄录工作。以后形势紧张了，那位朋友不敢再在自己的家里藏这些文稿，就由李乐光的岳母赵老太太把文稿取回来，埋在院子里的几株向日葵下。每天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赵老太太从向日葵下把一包文稿取出来，李乐光继续编选；工作完毕，老太太再去把文稿埋到向日葵下。这样持续搜集、抄录和编选，最终编成四卷。九一八事变后，北京局势更趋于紧张，1933年，李乐光被捕。在李乐光被捕以后，赵老太太怕这些文稿被搜查出来，用了一夜的工夫在房檐前挖了一个坑，剪去书稿边页，仅留下抄有文字的部分，将文稿塞入一个瓦罐里，然后将瓦罐埋在这个坑里。一直到她见到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时，赵老太太才将此书稿挖出来交给星华。为了能够出版，李星华找到周作人寻求帮助，这样，文稿就又转交给周作人。周作人寄信曹聚仁以求出版，曹聚仁请鲁迅撰写序言，鲁迅为此写了《“守常全集”题记》。但是，送到上海的文稿只有一部分，当时并未能出版。其后几经辗转，直到1939年4月，北新书局才出版了《守常全集》，其体量仅有二十余万字，共计三十篇。但是出版以后便遭到上海租界的没收，存世仅几本。根据方行先生的介绍，唐弢先生和方行先生各有一本，后来均捐给了上海博物馆。第二条为上海的线索：方行先生和蔡尚思先生对李大钊遗著的搜集。根据方行先生回忆，抗日战争期间，上海环境异常恶劣，战火对文物的破坏非常大，尤其是革命者的著述，更是遭到格外的摧残。1939年《守常全集》被没收后，他和蔡尚思先生、周建人先生对革命文献和进步书籍的焚毁感到非常痛心，但他们深信革命先烈的遗著，决不是敌人所毁灭得了的，“经过民族解放战争的烈火，将更辉煌地发出光芒万丈！”于是，他们就抱着“激愤的心情，在故纸与余烬堆中，默默地从事于收集工作”，在复旦大学留在上海租界的“上海补习部”开始了这项工作。经过两年多的搜集，他们得到了五六十篇遗文。在搜集过程中，他们听说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某先生手中保存有李大钊的文稿，但姓名始终不得而知。最后，经周建人托人打听，他的一位亲友来信告知，文稿是有，但不能借沪传抄，而要派人到他家里去抄，条件是抄录者一定要大学教授，否则恕难“允命”。在当时，能找哪位大学教授愿意去抄录一位被杀头的革命者的遗著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最后，终于找到一位进步教授——即燕京大学教授、著名社会学家严景耀（雷洁琼先生的丈夫）前往这位先生家抄录李大钊的文稿，并托人传送至上海交予方行，整个过程均极为保密（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方行等才知道搜集先烈遗著者为李乐光，而严景耀前去抄录文稿的那位北大“某先生”家就是周作人的家）。方行、蔡尚思等的工作，自1939年开始收录至1946年着手编辑，总共收集了274篇文稿。1948年，这批文稿交予上海的生活书店准备出版，但又恰逢解放战争正在进行。全部稿件不得不被带到香港保管，直到解放后才被重新转送回内地。

《守常文集》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李大钊作为革命先驱和烈士，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全社会的尊重和敬仰。李大钊的纪念宣传、学习和研究工作先后展开，其著作也得以出版。1951年，南北同时发表了两组目录：北方是清华大学革命史教研室的主任刘弄潮教授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李大钊著述目录试编》；南方仍然是蔡尚思和方行先生继续作的工作，他们在《大公报》上发表了《关于<李大钊全集>目录》。1957年，是李大钊就义三十周年，建国后研究李大钊的第一个高潮出现。这一年，方行先生以文操的笔名在《学术月刊》连载《试编李大钊（守常）遗著系年目录》，张静如先生出版了《李大钊同志革命思想的发展》。1959年，是建国十周年暨五四运动四十周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选编的《李大钊选集》，共四十万字，合计一百三十三篇。同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李大钊女婿贾芝先生编辑的《李大钊诗文选集》，共三十万字。此后，李大钊遗著的出版趋于寂寥，直至1984年，人民出版社才又出版了北京市委党校编辑的《李大钊文集》上下册，共一百万字，合计四百三十八篇。但是，这些专著均是在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下编辑而成，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当时政治气氛与盛行的政治思想的影响。

1984年前出版著作书影，照片由杨琥提供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的李大钊著作，1999年第一次出版时称《李大钊文集》，2006年改名《李大钊全集》，2013年版为最新修订版，2020年建党一百周年之际人民出版社再次印刷。在此专门介绍一下这个版本。基于之前提到的那些版本中存在的问题，1994年，中国李大钊研究会决定组织研究者，编辑新的《李大钊文集》。新编版本的特点和成果，一是把没有收录的、删除的全部收录恢复。二是补充了很多内容。1984年版文集收录了四百三十八篇，现在新编《李大钊全集》第三版则达到了五百九十五篇。三是“校勘和注释”。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

先谈“校勘”，校勘原则上以最初刊行的文稿为准，参校以其他较好的或通行的版本，凡通过多方查证而确认为错误的地方均被做出了修改。其中涉及到三类错误：一是作者即李大钊本人书写错误。二是第一次发表时排印错误。三是通行本（1984年版本）修改或者刊印错误。在新编《李大钊文集》《李大钊全集》（修订本）采取的办法是：第一，吸收通行本的成果；第二，一律据原刊，将通行本之误加以改正，恢复文稿最初发表时的原貌；第三，在作出修改的同时，保留原文，如为印刷之误，则校改；如为作者在史实、引文方面的失误，则以注释说明。有些存疑的，大半仍其旧。此处我将举例说明：第一依据原刊改正通行版的误区，如《宪法与思想自由》中提到“东洋自古无宗教之纷争，此最足幸者”在八四年被印为“此最不足幸者”，意思则完全相反。这些错误都恢复原刊。

原刊正确通行版误改举例，表格由杨琥提供

第二是李大钊的书写错误的问题，这个需要反复阅读才能发现。例如，李大钊所引一封朱舜水致郑成功信，我反复翻阅查找，从朱谦之编《朱舜水集》中发现这封信是朱舜水写给一个日本人安东守约的。我将原文保留以注释来说明这是写给安东守约的信。

原刊史实、引文错误新版改正对照举例，表格由杨琥提供

第三是标点方面的错误。由于时代原因，原文无标点。如不细究，容易误点，以至改动原意。以前通行的版本中有不少误点。第一类误点，是语际关系未搞清楚所致：“改得西尔列尔”，点在了一起，其实是“改得”（歌德），“西尔列尔”（席勒）；第二类误点，是未注意语境关系所致：“伯有”，这是中国人的人名，被点断了；第三种误点，是由于未考虑时空观念的交融而产生的：“《甲寅》之新生命”。

通行版本中误点举例，表格由杨琥提供

现在，再来谈注释的情况。我们要认识到，李大钊生活的清末民初，正是中外文化在学术界、文化界大规模交流之际，因此，他的文章中就包涵着中文、日文、英文、法文、德文、俄文等多种语言和文字的关系，即“语际”关系。种种语际关系都掩盖在同一种文字即中文之下，从表面上是中国文字，实际上后面隐藏着外语和汉语之间的种种复杂关系。我的师兄王宪明老师针对清末民初文献的特殊性写过专门文章加以探讨和说明。做注释，不是简单地查字典，更要把李大钊文章里面引用的词语、引用的人物和事件彻底地查懂。我和王宪明老师多次探讨、商量，采用的方法就是按照李大钊文章中提供的线索，深入到文章中所涉及的外国文化、外国语言和外国语境去探幽索引。对于外国人名，不仅要发音匹配，而且需要与人物的时代和生平事迹及思想学说等都相符；对于外国观念和著作、学说等，力求找到其最原始的出处，从而使名称、文字和思想内容等都能相合。注释工作容易被大家轻视，但是实际上《李大钊全集》的注释工作耗费了我们极大的精力。第一类是语际相关的词汇，如唐弼卿、腊利翁、姜达库等。其中艰难的部分均由王宪民老师注释。以“姜达库”为例。李大钊在《大战中之民族主义》讲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国的爱国与民族主义，他说法国爱国主义在“姜达库时代”表现的最为充分，“姜达库”其实就是众所周知的圣女贞德。因为贞德的拼音，日语发音就是“姜达库”，李大钊沿用了这个说法。

圣女贞德（Jeanne d'Arc ）

因为前面的内容太多了，编著《年谱》的体会和认识这一部分，我将集中于一些原则性的问题，简要作一介绍。第一，基础入手，广搜史料。史料是历史学的基础，尤其是编撰年谱的工作。我在写博士论文时期，便聚焦于中国近代报刊形成及演变等相关的问题，因而对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产生了新的认识。李大钊作为报刊的参与者和实践者，实际上是近代报刊培育的人物。所以我的年谱编撰工作首先主要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把《晨报》《京报》《大公报》《益世报》《时事新报》这些大报上关于李大钊的报道都搜集起来，补充了前人未论及的内容。

晨报

益世报

除此之外，我还阅读了李大钊发表过文章以及参与过创办的一些报刊，极大的丰富了关于李大钊的资料。其次，由于李大钊曾在北大工作，我从他在北大的朋友、同事、学生的书信、文集、日记中搜集相关的资料，其中包括《苏甲荣日记》《钱玄同日记》《顾颉刚日记》《周作人日记》《杨昌济日记》。2000年11月，我受朋友相邀前去北大图书新馆，查看当时他们从老图书馆发现的一堆东西，以前人所不知的文献。我从中找到了两本日记，其中一本日记记载了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学生上街游行的事情，还有关于李大钊的记载。我很兴奋，后来弄清楚是北大学生苏甲荣的日记。除此之外，我拜访杨天石老师阅读了《钱玄同日记》；拜访顾颉刚先生的女儿顾潮老师，阅读了《顾颉刚日记》。我较早阅读到了这些日记上记载的相关内容。再者，相关档案方面也有极大的突破。由于革命活动是秘密的，所以正面记载较为缺乏。但是反面的敌特档案中却有相关的记录。这一方面是南京第二档案馆的资料汇编，从前使用的学者比较少。另一方面是未刊的档案。比如说北洋政府的内务部档案中有很多监视李大钊的部分。北京大学档案馆、北京市档案馆、中央档案馆、台北“国史馆”所藏阎锡山档案等相关记载极大的扩充了以前我们所不知道的信息。

杨琥手抄资料

第三，加强研究，拓展认识。一方面，我们需要加强对李大钊的社会交往、人际网络的考察。例如，年谱中引用了《杨昌济日记》记载的毛泽东的岳父杨昌济与李大钊的具体交往。此外我在年谱的书写中征引了《曾琦日记》与少年中国学会刊物中的相关内容，由此我们还可以分析五四时期这一批青年人同时具备怎样的思想。这方面的研究可以展现五四时期思想的丰富性与人的思想转变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就是要多角度的认识和理解李大钊的革命活动，这又分两个小部分。一个是共产国际的幕后指导与帮助。随着共产国际档案公布，我们知道非基督教运动、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纪念活动等背后都有共产国际的影子，或者指导或者帮助。第二个是北京大学对李大钊革命活动的掩护。李大钊被张作霖军阀逮捕、牺牲前，他曾多次被北洋政府监视和通缉，但是每一次都化险为夷，为什么？这与北京大学对李大钊的保护和对革命活动的掩护难以分开。此处举一例说明：1924年5月，张国焘被捕后叛变，供出北京党组织的一大批负责人，其中便包括李大钊，北洋政府立即下达通缉令，通缉李大钊。但不久，北京大学就对这个通缉令进行抗议。在查阅北大档案过程中，我发现一张小纸条，记录了蒋梦麟给评议会的评议员写的信。其内容是说要召开一个会，讨论守常被通缉的事情，请大家一定到会，以便进行采取何种对策的商议。最后，北京大学向教育部递交呈文，驳斥了通缉令里关于李大钊进行地下革命的话语。教育部向内务部反映后，尽管拖了很长时间，但政府最终取消了通缉令。我从这个事件推断，其他的很多北洋政府的通缉令，也是被北京大学想方设法地化解了。

张国焘

胡适、蔡元培、蒋梦麟(左一)、李大钊（右一）

最后，我进行一个总结。李大钊是一个真实、丰富、立体的杰出历史人物；后来研究者也应全面、准确、立体地去理解李大钊。李大钊是革命家兼思想家；他是近代中外汇通时代的历史人物。他的自然生命已逝，但他的社会文化生命还活着，并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继续发挥着作用。这样的历史人物，由于时代的差异，我们今天的人要理解他的言行、他的所作所为是很难的。因此，遗著整理和年谱编撰的所有工作都以理解他的活动和思想为中心而展开。所以我确实是毕恭毕敬、虚心诚意地去研究李大钊、理解李大钊。我最大的体会就是李大钊研究还是任重而道远。尽管研究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还有很多可以研究的地方，而且还有很多理解不到位的地方，我的分享到此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