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真瑜

男，北京人，原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1971年底初中毕业留校任中学语文教师，1977年参加高考进北师大中文系，本科毕业后考上该系古典文学专业研究生，1984年底毕业留校任古代文学专业教师，后在职读博。曾于1995年、2002年先后在韩国高丽大学和香港教育学院各任教一年，2015年退休。

我的教书生涯是从我16岁初中毕业时开始的。那是1971年，北京市政府发文各中学可以留一些毕业生在本校做老师，因为文革期间师资力量非常短缺，我便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留下做了一名中学老师，我最初是不愿意的。

我们这届的初中毕业生当时大多去了工厂，我也想去工厂，大概老师觉得我平时成绩还不错，也曾参加过学校举办的“小将上讲台”活动，留校做一名语文老师是最适合不过的了。

刚留校的两个月时间里我都没和班主任讲过话，我生她的气。生气的原因很明确，一是她让我做了自己不喜欢的工作，二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教师属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必须去工厂进行三个月的劳动改造。

我想不明白自己一个初中生，怎么就成小资产阶级了呢？但生气归生气，事还是要好好做的，在同时前往工厂劳动改造的人中间，我和另外一个男同学最早结束改造回校教课了。

虽说不是很喜欢当老师，但回学校后我还是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工作当中。从班主任做起，无论是教课还是带学生下乡或到工厂劳动，工作上的出色表现大家有目共睹。几年后就当了年级副组长，负责整个年级各科的教学。

渐渐地我也喜欢上了教书这个工作。不过我总觉得自己应该提高，上课之外的时间我大都待在图书室内看书，当时的图书室只是一间小房子，书目不多分类也不明确，但并不影响我阅读。我是不挑书的，图书室的书几乎都看过。记得有一套线装本的《十三经注疏》，无人问津，我把它借回家半懂不懂的看了近半年。这段在中学教书期间的阅读时光给予我的，不仅是知识的馈赠，更是我对未来不息追求的态度。

1977年10月，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好像内心深处的神经元被触碰了一样，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去试一试。

虽说我平时表现还不错，但是听到我要参加高考的消息时，很多老师都一笑而过，他们觉得我在胡闹。好在也有一小部分人支持我，这其中就有从首师院毕业的尹郎山和朱宝华两位老师，他们帮我分析其中的利弊，权衡之下我报考了北师大中文系。其实我也只能考文科，因为中学时常常参加各种活动，根本没学到多少理科知识。但不管考哪一科，数学都是逃不过的，我只好从初一的知识点开始学起，两个月时间学完了初中至高一的数学课程。

现在我仍然保留着当年的准考证和一张试卷，试卷是考完最后一门后向监考老师要来的。因为是第一年恢复高考，教育部门规定30岁以下的人都可参加考试，于是便有很多人虚报年龄，上了考场后发现实在不行又中途放弃，所以剩下了很多空白试卷。

监考老师问我拿它去做什么，我说去给我的学生看看高考的试卷到底长什么样子，等他们以后高考时就不会像我一样发慌。我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于是这试卷也一直保留到了今天。

77年考入北师大中文系给我的人生带来了很大的变化，并最终改变了我的教书轨迹——由中学转向了大学。

大学期间我遇到了一位对我影响很大的老师，他是讲授古代文学的韩兆琦先生。

大二我上韩先生的《史记》课，一日我问他：“为什么司马迁能够根据传闻写出很多秦汉时候的事情，难道这些事件没有一定的文献参考吗？如果单凭传闻著书的话，我觉得是不可能的。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在所著《史记汇注考证》中提到一本叫《楚汉春秋》的书，但语焉不详。”韩先生反问我说：“既然你这么感兴趣，为什么不自己研究一下呢？”

于是我在韩先生的帮助下借到了学校图书馆收藏的清人所辑《楚汉春秋辑本》，开始真正研究这个问题。《楚汉春秋》由刘邦的谋士陆贾所作，此书以记录史实为主，但并没有流传下来，许是后来的《史记》代替了它，又或许是传本本来就少，不过它的的确确是存在的。唐以后的类书里面有一些段落被保存下来，清代人将其整理成了《楚汉春秋辑本》，里面就包括鸿门宴等片段。加之《楚汉春秋》的语言风格不像同时代其他著作那样具有很强的文言性，《史记》的表述也比较浅近，所以说司马迁著《史记》很可能借鉴了陆贾的《楚汉春秋》，关于根据传闻著书一说，也不过是人言罢了。

这一结论得到了韩先生的认可，恰好当时学校举办论文竞赛，我用此论文参赛后荣获了一等奖。在此之前我并没有做过任何的学术研究，是韩先生引领我走上学术研究之路，后来做研究时收集材料、分析材料的方法都是他教给我的。

大四暑假我开始考研并顺利被古典文学专业录取，师从李修生教授，研究生毕业后留在北师大成为了一名古代文学老师，后来又在职读博，师从于天池教授。

我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的内容都与沈璟及其家族的文学相关。沈璟是明朝人，和汤显祖同属一个时代，后人将其称为“汤沈”。研究的起因是1963年周绍良先生曾发表过一篇有关沈氏家族的文章，朱先生此文仅对此家族二十余位曲家进行了较简略的研究，且大多缺少资料记载。于是我用了好几年的时间在北图查找资料，终于找到了沈氏家谱，根据家谱又一一找到了他们的相关作品。这个研究我做了十几年，最终发现从明朝嘉靖到清朝光绪时期四百年的时间里，沈家出了一百多位诗人，经过仔细考证，我撰写了《明清吴江沈氏文学世家论考》一书并在香港出版，2004年获得了北京市哲学社会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此书应该是国内较早研究古代家族文学的著作。以前我们并不重视家族文化，因此材料收集十分困难。

实际上过去中国是一个宗法社会，家庭是最基础的单位，很多文化都借助家族文化圈才得以传承。小说《红楼梦》里就有好多家族文学的东西，女性也能习文作诗，但它也只是中国繁荣文化背景下家族文学的一个缩影，像这样夫妻作诗、两代作诗的情况在江南有很多。沈家亦是如此，考证发现沈家有二十多个女诗人，甚至还有女戏剧家。虽然文学史上第一个女戏剧家不是沈家的，但是第一个有作品流传下来的女戏剧家就是沈璟的孙媳妇叶小纨。近年来国内对家族文学的研究可以用方兴未艾来形容，考证发现仅清代浙江地区的文学世家大概就有八百多个，如此庞大的规模，真正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特色，因此对古代家族文学的研究，对当今中国的社会文化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作用。

在大学教书这个平台，几十年间除了国内外若干院校，还有部队和国家机关等，而其中最令我难忘的是在韩国高丽大学工作的一年，时间在1995年。

由聂石樵先生和中文系推荐，经过高丽大学中文系主任李再薰教授在京亲自面试，我受聘到韩国高丽大学分校任教，教本科生汉语和给硕博士研究生讲授中国古代戏曲史。工作到期后在我的提议下，双方拟定了一份合约，即师大每年派一名老师去高丽大学任教。继我之后到高大任教的童庆炳先生最终代表中文系与高大正式签订了这份合约。此后双方愉快合作了十余年。

在高丽大学的一年我感到非常愉悦，轻松的工作环境和师生关系冲缓了所有的压力。有次我无意间向学校反映了一个问题，过后便忘记这事了。没想到教务处先后派了三名员工来向我汇报他们对此问题的处理与跟进情况，直到我满意为止，要知道教务处总共也就六名工作人员。校方与老师间的关系十分融洽，对老师也十分尊重，学生亦是如此。

韩国学生喜欢游行，粗略统计在我教学的那一年他们游行近十次，每此游行前学生都会找我请假，我不同意的话活动只得取消。不过我总是同意的，因为他们是为社会问题、为下层民众发声，这样血气方刚的青年，如何能叫人不支持。高丽大学分校建在一个小丘陵上，天气好的时候我们会去附近的小山坡，大家围坐成一圈听我讲课。有时还会去买点酒，买酒的钱是凑起来的，老师也不例外，这种自然的相处方式，使教学具有生活化的氛围，我和学生都十分喜欢。

在高大任教的经历对我后来的教学有很大的影响，因此我对学生的评判标准不是谁记住了多少知识点，而是他们对这门课程真正掌握了多少。事实上当代大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越来越弱，这和整个教学环境有关，过多的课程挤压了学生自主学习的空间，使之失去了探索问题的兴趣。我们不能克服这些本有的体制，但是可以改变自己的行为，开发心智、广交朋友，才是对大学的真正解读，才能在毕业后更好地适应社会。

在完成教学和所承担的科研工作的同时，2009年我接受故宫博物院的委托承担了明代宫廷戏剧研究这一课题。

一说起宫廷戏剧大家都会想到清代，因为清代有较多实物遗存。然而明代实物很少，也没有多少材料记载，这也正是故宫博物院希望有学者能做这个项目的原因。

正好他们发现我以前写过关于宫廷戏曲研究的文章，对北京文化也有一定的了解研究，便找到了我。大约一年后我写出了一本名叫《明代宫廷戏剧史》的书并出版发表，全书分上下二编，共十章，以戏剧文化为本位，以文献为依据，通过与民间戏剧和清代宫廷戏剧的比较，明晰科学地呈现出了明代宫廷戏剧的基本面貌。此书也是中国学术史上迄今为止仅有的一部研究明代宫廷戏剧史的著作，对增进人们全面了解和认识中国古代戏剧具有重要的意义。这项研究对我讲授中国古代戏曲史课也有很大的帮助。在学术研究上注重原创和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我是这样要求自己的，也是如此要求和指导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的。

2015年，我从师大退休了。16岁开始教书，至退休时已过44个年头。过去的一切是平平常常的，其中或有些许的不平淡，但也仅此而已。若有来生，我也许还会从事教书这个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