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中华民族兴盛绚烂的时期,而大唐恢弘的气象,说到底是由文化自信铸就的。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所谓文化自信,本质上就是对传统文化、传统思想价值体系的认同与尊崇,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外来文化的包容、对未来的信心。
唐朝是承续隋朝而建立的,而隋朝的建立结束了少数民族长期混乱中原的历史和长达270年之久的国家分裂。统一给民众带来的心理变化是巨大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经过大冲突、大碰撞、大交融,形成了为大一统政权服务的新文化体系。其中心便是三教并行,多元、混合的意识形态。因此,在这一新生政权的面前,呈现的是绚丽多姿、异彩纷呈的多元文化。大唐疆域广泛、幅员辽阔,以开放的胸怀吸引各国来的人才,同时文化上的兼容并包政策,造就了唐朝士人的包容心态。到中唐时期,有“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之称的韩愈,又打起复古的旗号,引领了一场社会思想文化运动。韩愈认为,儒家的道统自孟子以后中断了,这实际上就是否定了汉儒以来的经学传统。因而,他主张恢复孔孟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挽救世风和社会危机。以道统论为新思想,以古文运动为载体,以反对崇佛为武器,以弘扬自我、张扬个性、追求自由,培育健康的精神生活为号召,以治国平天下为目的,实际上是一场“儒学+文艺”复兴运动,展示出强烈的文化自信。
此外,唐朝人的文化自信离不开强大的国力特别是经济的支撑。唐朝经济实现了类似于今天的以内循环为主、外循环为辅两相结合的双循环模式。内部,唐朝实行土地公有制,即授田制,历史上叫均田制。隋朝末年因为战乱产生大量无主田地,使均田制得以施行,很大程度上稳定了农业的发展,唐朝农业发展较快,粮食产量也有了较大增长,使得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升。财税制度上则实行与授田制匹配的租庸调法,唐朝整体税负较低,大约只有隋朝的三分之二,相当部分财富集中在民间。对外,唐代海外贸易兴盛,从广州经由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抵达印度、锡兰、再西入波斯湾、亚丁及红海地区的航路,成为主要运送丝绸的海上丝路。唐代海外交通所能抵达的范围,已及于新大陆发现之前的世界大部分地区,犹太人、波斯人以及阿拉伯人等中东商人纷纷来唐经商。政府特别设置“市舶使”,管理蕃船的进出以及征税事务,不仅尊重外籍商人的习俗和信仰,而且一些境外货币还可以在唐朝流通。有研究表明,直到唐末,在广州从事贸易活动的外国人仍然有12万人以上。经济“外循环”与“内循环”互相促进,扩大了唐朝与世界的交流和国力的强盛,大幅度的提振了唐人的文化自信。
总体说来,整个唐朝社会呈现出一种罕见的兼容并包、积极进取的文化自信。历史表明,越开放越包容,越包容越自信,越自信越进取。这种文化自信尽管经历晚唐的衰败和五代的战乱,依然不减其势,持续影响着宋以后的中国,成为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文化精神财富,也是新时代增强我们文化自信的宝贵思想文化资源。我们要积极去了解和学习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汲取传统文化中可以为今天所用的精华,坚定自信,开创未来,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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