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部书记芦效峰讲了党在遵义会议前夕召开的三个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但是却不广为人知的三个会议。

（1）通道会议

1933年5月，国民党纠集50万兵力向红军中央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由于受党内“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中央革命根据地广大军民虽经浴血奋战，终未能打败敌人的“围剿”，反而丧师失地，形势恶化。1934年5月，中央红军主力决定撤离根据地。长征初期，中央红军的既定战略方针是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以期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湘桂军阀联合防守的湘江防线出现一个缺口。湘军何键为求自保，也不尽快派兵南移接防，致使这130里防线无兵防守达7天之久。顺利通过这第四道封锁线的机会是来了，可惜红军未能抓住这一良机。11月25日，中革军委才下达抢渡湘江的命令。红军虽然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中央红军和军委纵队，已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

中央红军在遭受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来的重大损失后，1934年12月12日面临极度危急的时刻，在湖南通道县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史称通道会议。这次会议开启了伟大转折的序幕，打开了中央红军走向胜利的通道。

通道会议是中央红军在面临危机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从危机中挽救了3万多中央红军。通道会议不仅挽救了3万多中央红军，还为黎平会议和以后的遵义会议召开奠定了基础，同时，“实际上开始了毛泽东在军事上的领导”，此次会议是红军长征中一次具有战略意义的伟大转折，是红军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起点，在我党我军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2）黎平会议

黎平会议是一次关系红军命运、中国革命前途的重要会议。1934年12月15日，长征途中的中央红军占领黎平。为了确定红军的进军路线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1934年12月18日，

在黎平召开政治局特别会议，史称“黎平会议”。参加者有：周恩来、博古、毛泽东、陈云、刘少奇、李德等。会议讨论红军的进军路线问题。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主持会议的周恩来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与会大多数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

（3）猴场会议

黎平会议后，毛泽东参与最高领导层工作。红军在周恩来、朱德的直接领导下，按毛泽东“避实就虚”的正确主张行动。而掌握红军领导权和指挥权的李德、博古置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决议不顾，仍顽固地坚持北上黔东、再入湘西的计划，提出召开政治局会议重新研究，一路上争吵不休。中共中央在红军到达猴场的当天(12月31日)下午5时左右至1935年1月1日凌晨，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史称猴场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李富春、李德、博古、伍修权(翻译)。猴场会议是红军入黔后，政治局在黎平会议之后，遵义会议之前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进占黔北之后，赢得了宝贵的休整时间。毛泽东在会上对博古的报告中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的总结部分表示肯定。并对博古报告中的问题进行分析，指出了他的错误。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当时应无常委之说），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会后，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