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对非援助历程

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舒运国，2010;何先锋，2011)。第一个阶段始于20世纪50代，在这个时期里，中国的对外援助主要是为了支持非洲原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运动。第二个阶段是中国改革开放时期，此时的中国正加大步伐开始国内的经济建设，因此对非援助也朝着互利合作的方向发展。第三个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这个时期的中国对非援助有了新的变化，对非援助的方式、内容和目的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

20世纪50、60年代以来，随着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非洲国家逐渐成为中国对外援助的重点。周恩来总理在20世纪60年代访问非洲时，相继提出了中国同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发展关系的“五项原则”和对外提供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标志着中国对非洲援助政策的正式形成(张珩，2010)。从那时起，“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开始成为了中国“对外援助思想”发展的基石(黄梅波，2007;常城和李慧，2011)。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对外援助金额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都很高。1956～1977年之间，中国共向36个非洲国家提供了价值25亿美元的援助(胡美，2014)。此时，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经济意义很小，基本上是基于外交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总体而言，这一时期中国对非援助是作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的重要内容而被执行的，目的是为了共同的反帝反殖(何先锋，2011)。虽然这些援助对很多非洲新独立国家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当时中国的援助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不断增大，造成了之后援助政策的变化。

1978年十三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开始进行改革开放。这个时期，中国对外援助政策根据国家的发展情况进行了合理的调整，援助规模和方式都发生了改变，并且意识形态在对外援助中的作用逐渐减弱，援助的经济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杨鸿玺和陈开明，2010)。以引导发展为目的的中国对非援助模式开始形成。在对外援助规模有所调整的情况下，中国依然帮助非洲国家建设了一批效果好、影响大的项目，比如毛里塔尼亚友谊港、尼日尔打井工程、喀麦隆格拉都水电站等(毛小菁，2011)。伴随着对外援助，中国与很多非洲国家展开了大量的经济合作，双方的贸易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这个时期中国对非援助的形式比较单一，重点侧重于经济方面的援助，对非洲国家能力建设方面的援助较少。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开始越来越重视非洲受援国的能力建设问题，支持非洲国家促进农业发展，提高教育水平，改善医疗服务，建设社会公益设施，并且帮助非洲受援国进行人才的培养以及适当转移一些技术。进入21世纪以来，中非双方决定在21世纪建立和发展长期稳定、平等互利的新型伙伴关系，建立中非合作论坛机制。从此以后，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在每次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上都翻了一番。2006年为50亿美元的承诺，2009年为100亿美元，2012年为200亿美元(Strange等，2013)。2006年1月12日，中国政府首次正式发表第一份《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提出中国政府将根据自身财力和经济发展状况，继续向非洲国家提供并逐步增加力所能及和不附加政治条件的援助。2011年和2014年中国政府发布的两份《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中显示，无论从受援国数量还是援助总量来看，非洲都是接受中国援助最多的大陆。2015年12月4日，中国政府发布的第二份《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中提到，中国针对非洲国家急迫需求，继续向非洲国家提供紧急和必要的援助并逐步增加援助规模。在2015年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也提出，“共建‘一带一路’致力于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建立和加强沿线各国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因此为了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一带一路”沿线非洲国家的发展，中国应该继续向非洲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促进非洲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

近年来，中国对非援助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有力地推动了中非双方的经济发展，并且成为世界上新型的国际经济关系和南南合作的典范(舒运国，2010)。随着“一带一路”愿景的逐步实施以及十九大的顺利召开，中国将进一步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届时中国对于非洲的援助必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因此，本文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进行研究，认为中国对非援助不仅体现了新时代中国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努力，会使得非洲国家受益，而且促进了中国的产品出口。

三、数据与指标测算

1．数据来源及相关处理

本文主要使用了四类数据，即AidData中国对非洲国家援助数据、BACI双边贸易统计数据、世界发展指数(WDI)数据和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使用实际的援助数据从实证方面测度对外援助对中国产品出口的影响，而正如上文文献梳理所言，目前对外援助相关研究的瓶颈就在于援助数据的可得性。由于中国官方没有公布中国对外援助的具体数据，因此我们没有办法获得中国对外援助的详细官方数据。在本文中，我们选用了来自于AidData数据库中关于中国对非洲国家援助的统计数据作为本文所使用的援助数据。AidData采用基于媒体的数据搜集方法(Media-BasedDataCollection，MBDC)建立了中国对外援助(主要是对非洲国家)新的数据库。AidData数据库是国际上研究援助问题的一个重要数据库，具有较高的可信度。Knack等(2011)和Dreher等(2011)均利用AidData数据进行相应的实证研究，并得出了有效结论。并且国内近年来的研究也开始使用该数据库，如刘爱兰等(2018)的研究。本文使用的AidData中国对外援助数据库包括2000～2013年间接受中国援助的45个非洲受援国样本。

本文使用的贸易数据则主要来源于BACI双边贸易统计数据。我们截取了2000～2013年间中国出口到非洲各国的HS6层面数据。接着利用STATA软件将贸易数据和援助数据进行匹配，得到本文使用的基本数据库。而其他控制变量则主要来源于世界发展指数(WDI)数据，由于非洲国家种种原因所致，相应变量缺失严重，本文经过筛选，选取的变量均是缺失情况较少的指标。

本文所使用的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来自于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库。数据库中有2个类别投票数据(1=“是”或对问题的批准;2=“否”或针对问题的不同意见)。本文使用的联合国大会投票相似度变量是使用以上两个类别投票数据的二元亲和性分数(DyadicAffinityScore)和投票相似指数(VotingSimilarityIndex)相结合计算出来的。亲和度数据值的范围从－1(最不相似的兴趣)到1(最相似的兴趣)，亲和度分数用“S”指标编码，“S”计算方法为1－2x(d)/dmax，其中d是给定年份中投票国之间的度量距离之和，并且dmax是这些投票国的最大可能度量距离。投票相似指数等于两个国家都投赞成票的次数除以两个国家都参与投票的次数。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其中，lnAid表示中国对非洲受援国提供的援助金额的对数;ln-Trade表示中国向非洲各受援国出口额的对数;EM和IM分别表示中国向非洲各受援国产品出口的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最小值为负是因为我们为了避免被解释变量取值范围受限问题，对它们进行了logistic变化，使它们的取值范围在正负无穷之间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回归分析;AGLND、Education、Health、Energy和lngdp分别是非洲受援国农业用地面积的对数、教育支出占GNI的比例(百分比)、总的健康支出占GDP的比例(百分比)、基本能源密度(消耗能源产生热量值的占比)和非洲受援国GDP方面的相关变量，作为我们在实证检验中的控制变量;Votes则是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中的投票相似度变量，作为我们在内生性检验中的工具变量;Governance表示非洲国家政府治理指数，用于最后的机制检验当中。

2．二元边际的测算及其统计特征

Melitz(2003)提出的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认为一国的出口增长主要是沿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实现的。从贸易产品的角度来看，扩展边际主要表现为出口产品种类的扩张，而集约边际主要是现有出口产品在数量上的增长。根据相关的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理论体系，很多学者的研究都发现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差异，实质上是造成一国出口增长、出口方式乃至出口竞争力不同的重要因素;其中比较一致的发现是，相对于集约边际，扩展边际在一定程度上更能体现一国的高端出口能力和出口国内附加值的获得能力(张杰和郑文平，2015)。在本文中，为了探究中国对非援助对中国向非洲受援国出口的具体影响，我们将中国对非出口进行二元边际分解，分析对非援助与中国对非出口总额、产品出口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关系。按照论文设计的预想，中国对非援助确实能够促进中国向非洲受援国出口的增加，并且这种出口的增加不仅依靠集约边际的扩张，而且依赖于扩展边际的扩张。如果中国对非洲受援国的产品出口只在集约边际上扩张，则说明中国对非援助使得中国对受援国现有出口产品在数量上增加，是一种“量变”;如果与此同时，中国对非洲受援国的产品出口在扩展边际上也发生了扩张，则说明中国对非援助使得中国对受援国的出口产品种类增加，是一种“质变”，能够反映出中国对非出口在出口竞争力和出口质量上都得到了提升。

现有文献对二元边际的测算方法已经较为丰富和全面，就本文而言，主要采取Hummels和Klenow(2005)以及施炳展(2010)的测算方法。具体而言，我们首先定义产品的扩展边际:

c 和r分别代表中国和参考国，i代表非洲进口国，Jri和Jci分别表示参考国和中国向非洲i国出口产品的集合，同施炳展(2010)的研究类似，本文的研究也是考虑中国与世界平均水平的比较，因此为了使得得jci∈Jri，本文的参考国也为整个世界。就扩展边际的经济学含义来说，该指标表示了中国与世界出口到非洲相同产品贸易量占世界总贸易量的比重，扩展边际越大，说明中国出口到非洲的产品种类越多。

在定义了扩展边际的基础上，我们接着定义产品的集约边际:

在(2)式中，分子表示中国出口到非洲的产品总额，分母表示世界与中国均出口到非洲的相同产品的出口总额。集约边际表示在重合的产品出口量中，中国出口到非洲占世界出口到非洲的比重，集约边际越大，说明在相同的产品j上中国实现了更多的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