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代表的分区推选和秘密赴粤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建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集中力量开展工人运动。在 1922年初香港海员大罢工后持续 13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发生大小罢工 100余次，参加人数 30万以上。其中，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最具代表性。1923年 2月 4日爆发的京汉铁路 3万名工人大罢工，使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达到顶点。2月 7日，军阀吴佩孚血腥镇压罢工工人，共产党员施洋等先后被杀。二七惨案发生后，全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党在斗争中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必须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没有革命的武装斗争，仅仅依靠罢工或其他合法斗争是不行的。带着这些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人投入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大革命（也称国民革命）运动。

1923年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根据马林提议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这一决议传到中国后，对促进国共合作起了积极的作用。

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三大后，各地按中央的通知精神，按民主程序进行大会代表的推选工作。当时中共中央下设北方、两湖、江浙和广东四个区，区党组织的名称叫区委员会。各区委员会都接到中央通知，要求选派代表参加三大。

据当时北方区委负责人之一的罗章龙回忆，1923年 5月间，中共中央从上海来信，内容是关于召开三大的问题，要求北方区按照中央的规定选派代表参加。根据中央通知，北方区委进行了讨论，并向铁路、矿山和北方区各大城市党支部下达通知，说明中央召开三大的意图，要求各支部重视这一工作，重要的地方如长辛店、天津、唐山、保定等产业工人区都要派人参加。

中央规定参加三大的条件是：第一，主要是产业工人；第二，各区委书记可以来，但不要都来；第三，工运负责人。

罗章龙回忆说，中央关于召开三大的通知文件到达后不久，“中英”（中央代号）又单独写了一封信给时任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和他，内容是了解北方区参加三大的准备工作，并要求李大钊和罗章龙前去参加三大。

最终，北方区委选出李大钊、罗章龙、王荷波、王仲一、王俊等12人为代表，其中绝大多数是工人，共青团组织也派出负责人参加，这是全国各区派出代表人数最多的。

其他区也或指定或通过选举，派出了代表。两湖区有毛泽东、陈潭秋、项英等，江浙区有徐梅坤、王振一、于树德等，广东区有谭平山、冯菊坡、阮啸仙等。中央代表为陈独秀、张国焘、张太雷。此外，从法国回来的蔡和森、向警予，从苏联回来的瞿秋白也参加了会议。刘仁静作为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代表、马林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出席会议。

在党的三大前，全国各地共推选代表40名。马林在1923年6月25日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会国际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远东局的报告中说：“出席大会的代表来自北京、唐山、长辛店、哈尔滨、山东（济南府）、浦口、上海、杭州、汉口、长沙和平江（湖南）、广州和莫斯科（旅苏学生支部）。”［7］

三大代表选出后，分批秘密赴粤。以北方区委为例，选出的 12名代表分三批走。为了保密，不坐同一条船，不乘同一趟车，不同一天走，但时间相隔不远。路线是由北京坐火车经天津到上海，再由上海乘船到广州。和罗章龙一起坐船的有湖北省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项英。到广州后，章龙住在中共广东区委，其他代表则由广东区委派交通员带到指定的地点居住。广东区委对外的代号叫“管东渠”。罗章龙回忆说：“我们每天住的地方都不同，有时在谭平山家，有时在广东区委，有时在马林家，有时在其他地方。中央负责同志也不住在代表宿舍，每次开会都是有人带路。其他代表则住在代表宿舍。”［8］

江浙区代表、时任江浙区委书记的徐梅坤也较详细地回忆了他们一行六人赴广州参加三大的过程。他说：

“我和王振一从上海坐船到广州去开会，和我们同船前往的还有李大钊、陈潭秋、于树德、金佛庄共六人。于、金两人是自己出的路费。记得当时于树德没有钱，急得没办法，我给他出主意，让他把邻居一位朋友的妻子的金手镯借来卖掉，买了船票。船不能从上海直开广州，必须在香港停留一天。记得在香港和李大钊上岸去还喝了一点酒。船到广州，在太古码头上岸。这时，天气已经很热，街上卖荔枝的很多，价钱很便宜。到广州后，广州党组织派人来接我们，是在长堤码头。因为我们互相认识，所以没用介绍信。我们都没有带行李，随身只有一个小包。一上码头就沿珠江岸边步行到‘三大’会址。因其他代表还没有到齐，休息了两天才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