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代会历史细节: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五)

2021-03-24 04:22:35 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李颖

大会空前民主,代表畅所欲言

原定七大发言人数不多,后来突破了。代表们几乎都在不同的会议上发了言,一些因病未出席会议的代表还写了书面意见。大会发言一共进行10次,26人讲话。除外国党代表外,其他发言主要是围绕对大会报告的讨论,报告一个方面或一个地区的工作。发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政治、军事、思想、民族、根据地工作、城市工作、白区工作,甚至还有机要通讯工作,可谓包罗万象,真正做到了畅所欲言。

周恩来《论统一战线》是大会的一个重要发言。他系统地阐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与发展的经过,并从敌人、队伍和司令官三个方面,全面地总结了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

陈毅就华中党和新四军的工作经验发了言。他深有感触地说:

“我们党无论遇到任何事变,只要谨慎小心,有各种的准备打算就不怕。譬如拿船来做比喻,‘船载千斤,掌舵一人’,就要看那位掌舵的。掌舵先生并不是一天到晚都扳舵,而是在上滩下滩,转弯抹角时方扳他两下,不扳便会把船打烂,扳过了劲也会碰到石头,所以就要扳好。我想我们要经常考虑这问题。在大会以前我们华中的工作同志,也经常考虑这问题。将来在南京上海一带就会遇到这些障碍暗礁,有这暗礁的阻碍,干部就应把船扳的很好,扳的不好就要糟糕。我们从党的历史上来看,毛主席是最会掌舵的,他在二十多年的工作中间,遇到过几次的严重关头,他都能把我们党和军队这个船挽救过来,并且引向正确方向,走的很稳。我们应学习体会。”[5]

聂荣臻则表示:

“毛主席在报告中对整个的形势分析的很清楚。指出胜利的道路,不管胜利途上有任何困难与障碍,我们都能够克服。我在胜利的前进中充满着这种胜利信心和愉快的情绪。在晋察冀应付这伟大的斗争,更正确的说,全华北将是最激烈的战场。国民党在华北处于劣势,当然国民党军队还很多,他是可以来的,但是我们应该有这决心,打败日本,不让国民党来。如果说我们和新四军分工的话,那天陈毅同志已经讲了,他们可破敌收南京,那么华北党的任务就决定破敌收北京。”[6]

陈云在大会上的发言,是给代表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发言之一。他回顾自己当选中央委员以来在党内的工作经历,总结经验教训,讲了三个问题。

第一,“讲算账”。他结合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联系自己与党内历史上的错误进行严格的自我批评。陈云说自己当中央委员,“从三中全会到这次大会开幕,有十多年。在这十多年中我做错了一些什么事情,需要而且有责任在这个大会上讲一讲”。他说:“我是属于经验主义。 ”“从参加临时中央领导机关一直到长征,到灵关殿,在这中间犯的许多错误,我都有份,我参加了许多问题的讨论,我都同意了,都举了手。这个错误能不能怪别人呢?不能怪别人,这不是偶然的,我和教条主义和‘左’倾路线能够结合起来,是因为我自己有‘左’倾观点。”他逐条分析了其中的教训。

第二,“做交代”。陈云 1937年年底接替博古任中央组织部部长,1944年年初改做边区经济工作。他说:“如果有同志问我,你做了几年组织部长,有什么交代没有?我说有一点。 ”“这七年来我看到一点,就是在我们党内一部分干部中间,有一股骄气。”为什么骄傲?因为感到自己有功劳。“对这个功劳怎样看法?我说这里有三个因素:头一个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党的领导,第三才轮到个人。”

第三,“讲本行”。陈云 1944年年初担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该处政治部主任,他以边区财政经济工作负责人的身份,提出要注意处理好即将面对的财政经济问题。他说,现在我们快由乡村转到城市了,“我们将来进城市的时候,要使农村家务不受损失,还要保存着。”还有一条,“同志们一到城市里面,千万不要把机器搞坏了”。陈云发言中提出“保护城市机器”,是一个深谋远虑的主张,毛泽东对此非常重视,两次在大会上对他的这一思想加以强调。[7]

叶剑英表示完全拥护七大路线,同时进行自我批评,表示自己做参谋工作 25年,总结三条经验教训,编成三句话,即认识敌友、组织队伍、指挥作战。

一些犯过错误的同志也进行了自我批评。

张闻天在大会发言中,全面检讨了自己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的理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缺乏自我批评的小资产阶级作风,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这一时期的“左”倾路线错误,以错误的教训说明“党内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与作风对于党与中国革命,会起一种怎样的破坏作用”。[8]他分析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者的弱点,一是骄傲,一是轻浮与急躁,其本质就是脱离群众。

博古在大会上作长篇发言,深刻检查自己“左”的错误的表现和发展。他说:

“在这个口头发言中间,我想只讲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教条主义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中,我个人所起的作用,所负的责任的问题。我是与这一条教条主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共其始终的人,就是说从头到尾有始有终我都参加了的。这路线的各个阶段,它的萌芽、形成、发展、破产及转化为右倾机会(主义)投降路线,我都是有份的。比起别的教条主义的同志来,我在这路线错误中,时间最长,所负的工作更全面。因此,由我来叙述一下这一条路线的萌芽、形成,发展、破产的整个的历史过程,是比较适当的;而且也只有从这个叙述中间,才能说明我自己的错误和责任。”

“遵义会议改变领导是正确的,必要的。我不但在遵义会议没有承认这个错误,而且我继续坚持这个错误,保持这个‘左’倾机会主义的观点,路线,一直到 1935年底 1936年初瓦窑堡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我仍然用‘左’倾的观点,教条主义的方法,反对民族统一战线,教条告诉我,资产阶级是永远反革命的,决没有可能再来参加革命,参加抗战,这是教条主义坚持到最后,也是我的‘左’的错误最后的一次。”

博古还检讨了自己当临时中央负责人后的骄傲自满情绪。他说:

“目空一切,看不起任何人,不请教任何人,觉得我比任何人都高明,要是有人有老子第一的想法,那我就是这样的人,发展了刚愎自用,不愿自我批评,不愿意听人家批评,对于一切错误采取文过饰非的态度。”

“这个时期,我是中央的总负责人,我是这条路线所有一切错误的发号施令的司令官,而且这条路线在这个时期所有的各个方面的错误,我是赞成的。各种恶果我是最主要的负责人,这里没有‘之一’,我是最主要的负责人。”

博古最后表态说:

“今后怎样呢?今后我想只有脱胎换骨,从[重]新作起。脱什么胎?脱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之胎。换什么骨?换教条主义之骨,来重新作起。”[9]在“左”倾路线时期犯过错误的同志所作的检查,得到与会者的谅解。毛泽东在 5月 26日作《关于选举方针》的报告时提到此事,说有些同志作了很好的自我批评,我们大会同志都一致欢迎。

总之,七大代表的发言,开诚布公、坦诚相待,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新的团结和新的力量。七大是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典范,开启了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的一代新风。


责任编辑:陈占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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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定七大发言人数不多,后来突破了。代表们几乎都在不同的会议上发了言,一些因病未出席会议的代表还写了书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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