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时代的战斗生涯

从圣约翰大学到华东师大

主持人：请您介绍一下圣约翰大学党支部的情况。您作为学生党员组织、参与过哪些活动？有哪些值得纪念的人和事？

严凤霞：我是1949年9月被编入中共圣约翰大学党支部的，1950年2月任宣传委员，当时党支书是螘国钧同志。从1950年起，约大党支部的工作重点就是结合抗美援朝运动，对群众进行反美爱国的宣传教育，为此后的思想改造运动打好基础。当时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奥斯汀，在安理会上公开声称“美国在中国办教会学校是对中国的恩惠”，引起了中方的极大不满。约大党支部据此在全校发动了“抗议奥斯汀无耻谰言”的活动。先在党团员中进行讨论。大家谈到，约大虽然建在中国的土地上，但校长一直是美国人，长期控制学校的经济、人事、行政和教学大权，所有制度、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都是殖民地化的，把英文和美国史地作为主要课程，英文不及格不得毕业，各科教材一律采用英文版，甚至中国地理、历史也采用美国人编的教材，且由美国人来执教，教材中大量充斥美国文化和生活方式，老师上课时经常鼓吹美国强大论，宣扬西方式的民主、自由和生活方式，同时把中国人贬低为“肮脏、散漫、下流，男人留辫子、吸鸦片”的下等民族，大肆渲染中国的贫穷和落后。在这种片面极端的教育下，学生对美国的密西西比河非常熟悉，对中国的黄河、长江反倒不太清楚，致使一些学生盲目崇拜美国，似乎月亮也是美国的圆，看不起自己的祖国，甚至恨自己是中国人，完全丧失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讨论提高了学生团员和积极分子的思想认识。他们纷纷带头在群众学习小组会上谈自己的感受、体会，对其他同学启发很大。有同学一针见血地说：“约大给我最大的‘收获’是崇拜美国，忘记自己的祖国，这就是奥斯汀所谓的‘友谊’和‘恩惠’。”我们请了几位认识较深、影响较大的同学到全校大会上发言，在同学间引起热烈反响。我们还在校园最显眼的地方增辟大字报平台，张贴同学们对奥斯汀言论的驳斥。大家来稿踊跃，每天都要贴出一批新的大字报，持续了两周左右。爱国主义思想的激发，集中地表现在同学们积极报名参加军干校的行动上，共有17位同学报名，其中有几位过去深受美帝文化影响的同学也出现在报名者的行列中。最后组织上批准了7位同学的申请，其中就有共产党员谢召莹同学，还有永安公司老板的儿子和周信芳的女儿等等。

我们还结合抗美援朝战争，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宣传。约大党支部事先收集了同学们的一些思想问题，请知名人士给予回复、解答。如刘克令先生来校作过多次报告，澄清了许多模糊认识，重塑了同学们的民族自豪感。刘克令先生的报告十分精彩，把约大同学深深地吸引住了，连平时上政治课要逃课同学，这几次也都参加了。报告会场设在交谊厅，座无虚席，反响热烈。可以说，这是一次卓有成效的思想教育活动，实现了动员全体约大人、把美帝推行奴化教育的重要据点变成反帝爱国重要阵地的初衷。接着，我们趁热打铁，于1951年6月在约大校园进门处竖立了国旗旗杆，举行升旗仪式，并对那些原来以洋主教名字命名的教学大楼进行更名改造，“怀施堂”改为“韬奋楼”，“斐蔚堂”改为“六三楼”，去除了殖民文化的遗痕。

主持人：您还记得听过哪些圣约翰老师的课吗？其中您印象最深的老师有哪些？

严凤霞：很多年前的事情了，能记住的有会计、英文、数学，还有微积分，其他记不清了。数学系魏宗舒老师蛮好的，水平挺高的。化学系程有庆老师也很好，他主要上无机化学课和分析化学课。有机化学是陶桐老师上的，他这个人不光课上得好，动手能力也很强。有机实验是吴冠芸老师上的。陈联磐老师没有教过我，他是教物理化学的，严隽坦老师也是教物理化学的，也没给我上过课，因为他们都讲授三年级的课，而我在约大读到大二，三年级后转华东师范大学，不再由原约大的老师授课了。

主持人：您在圣约翰大学参加过哪些学生社团？对圣约翰大学的社团活动有什么评价？

严凤霞：那时候教会大学没有班级，采用学分制和团契，每一个团契都有党员，用这个方式团结了很多学生。另外还有很多学生社团，如戏剧研究社、音乐研究社、读书联合会等等。例如：1950年党支部宣传委员王裕之同志和我曾经主持编写了一个小型情景剧，名叫“我们也在变”，主要反映解放后约大不同类型的同学真实的思想转变过程，由戏剧研究社同学自导自演，参加了全市各大学都参加的暑期文艺比赛，结果还得了第一名。

主持人：您是院系调整工作的亲历者，当时有什么感受？您的同学们有什么反应？

严凤霞：在思想改造的基础上，教育部按需要，对约大的系科和师资作了统一调配，数学、教育、生物、物理、化学等都调入华东师范大学，各专业的师生都愉快地服从了调配。我随化学系同学来到华东师范大学。当时的情况就是，有些同学对“入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后要当教师”的问题认识不够，不太愿意。经过思想改造的约大学生，绝大部分都能服从组织分配。许多同学去了急需建设人才的东北，包括部分家里条件很好的同学。这些同学有的从来没有离开过家，有的还是资产阶级家庭出身，也都响应号召，服从祖国分配，克服困难，到国家建设最需要的地方去，其中不少同学后来都成为单位的骨干。

1952年院系调整后，我们仍住在约大西门堂，因为当时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北路的校舍还在建。每天上午五节课，要上到下午一点钟，吃午饭很晚。但常溪萍校长对学生很爱护，设法在上午两节课后安排了点心，吃包子，很好吃。执行一段时间后，还是改回每天上午只上四节课了。

坚守理想，砥砺奋进

主持人：1953年您毕业后留校主要从事哪些工作？您能谈谈相关情况吗？

严凤霞：1953年我毕业后留校工作。我在任职期间，如果说还算是一个待人真诚、能为别人着想、看问题比较实事求是、比较自律、没有“官架”的党务干部，和这段人生经历有很大关系。参加地下党组织时正是我人生观开始树立的时候，地下党的领导作风比较民主，上下级关系亲密无间，党员之间情同手足、赤诚相待、砥砺前进，至今仍十分怀念。地下党组织对我以后如何对待群众和同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艰苦斗争的磨炼，培养了我的吃苦精神和工作毅力，面对困难，绝不轻易退缩。即使发生了过错，也要勇于承担责任，不能诿过于人。不要以为自己是党委书记就高人一头。在进行地下工作的艰苦岁月里，我们每一个党员和群众都是平等的，干部更要走在前头，多吃苦，多为群众服务。那个时候如果你觉得自己高人一头，谁来理你？我喜欢实事求是，对党组织也要敢于提出意见，要坚持原则，但态度一定要真诚。如果按我的本性，我是不想做干部的，刚到师大时组织上曾希望我担任团委书记，但我表示希望还是继续当学生，党委书记一职也是组织上的安排，没有办法，必须服从。我喜欢搞业务，有自己的专业爱好，更倾心书斋里和讲台上的生活。尽管如此，是个党员的我仍然要服从组织安排。1984年本来已经批准我出国了，是系领导安排的，但是为了工作，就服从安排，放弃了，以后再说。

我现在仍然努力学习党的理论和政策，，因为离休后有充裕的时间，在职时主要忙于工作。共产党员是不会退休的！我想尽我自己的力量，有生之年再多为党做些工作。1992年离休后，我继续发挥自己的优势和余热。1995年，我参加了华东师范大学“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并担任副主任，其间先后被全国关工委、教育部和上海市评为“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2008年起担任顾问。

——摘编自朱小怡、章华明主编：《圣约翰大学与华东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