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教育体系即教育体系的高质量，除了指教育体系各个子体系及其诸方面的高质量外，更强调和突出整个教育体系的高质量。教育体系各个子体系及其诸方面的高质量，无疑是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前提和基础。没有教育各子体系及其诸方面的高质量，就不可能有整个教育体系的高质量。但教育各个子体系及其诸方面的高质量，并不意味着整个教育体系便自然而然的高质量。因为只限于局部的教育某子体系或教育某方面，可能会因其质量标准相对狭隘，且缺乏整体的衔接与协调，以致按此质量标准建设而获得的所谓的“高质量”，将其放置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常常并不能有力支撑建设高质量的教育体系，甚至有时还可能妨碍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   

由此可见，整个教育体系的高质量有赖于各个高质量的教育子体系及其诸方面的有机衔接、相互协调，这便是教育体系的系统性。通常而言，任何一种体系的系统性是体系的本质特征和根本属性，一个高质量教育体系，必定是系统性受到高度重视并得到极大张扬。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应从立德树人这一教育的根本任务出发，把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系统性作为寻求高质量教育体系构建的基本依据和主要出发点。

作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核心和关键，高质量教育体系的系统性可从多维度或多方面来认识，这些维度或方面既表征了当前深化我国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亟需攻坚克难的重点和难点，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教育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方向和突破口，下面着重从以下八个维度进行考察。

大中小幼的教育衔接所体现的系统化思维包括培养目标、培养过程、培养成效的衔接与统一。

第一，大中小学德育衔接所体现的系统化思维。从教育纵向系统而言，百年树人的德育，其长效性和持续性的本质特性，决定了德育衔接的重要性，一个人的良好品德养成，有赖于学校教育各阶段，德育相互关联、相互协调，尤其是相互衔接的共同努力。而现状是各级各类德育目标、德育内容缺乏衔接，甚至出现难易度的倒挂，这显然违背教育教学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也就不可能收到好的效果。还有德育过程与方法过于单一或同一，单一或同一并不是衔接。值得注意的是，各个教育阶段的差异性不仅提出了衔接的必须，更能突出衔接的功效。

第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系统化思维。人的成长是一个持续过程，像接力赛跑一样，从每一棒的跑到交接棒都要最佳和顺畅。而作为培养人的教育无疑是一个相互衔接的整体，不是分割型体系。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也是如此，需要教育的各个阶段协同努力。“钱学森之问”主要涉及到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它不仅是问教育的某个阶段如高等教育，更是问整个中国教育体系。过去我们常说“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今天我们同样要说“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要从娃娃抓起”。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起点在发现和选拔，然后教育的各个阶段进行系统化培养，这就需要从纵向的教育体系上建立协同育人机制。特别需要加强大学与基础教育的关联，不仅仅是高考，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在早期、前期的培养过程中就应该高度重视。人才培养应“瞻前顾后”，相互衔接。今年开始的“强基计划”，就是在瞄准怎样加强早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从横向的教育体系而言，比如在大学，如何建立机制真正促使高水平的科研支撑高质量的人才培养，这也是解决大学长期存在的教学与科研“两张皮”状况的关键。

从教育体系的一种划分而言，通常可分为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两个子体系，而这一体系划分的形成，使职业教育从中国教育体系的一种层次，逐步成为一种独立的类型，旨在形成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并行不悖、相互贯通的两个体系。但是现实中贯通不够，人才培养的“立交桥”尽管理论上有，实际上此桥并不贯通。从系统化思维来考虑，一方面要促使中国教育体系更加完善，成为高质量教育体系构建的重要基础和显著表征；另一方面要解决好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因各自相对独立和并行而立而分隔的现实问题。因此，如何促使普职融通，是构建人才培养立交桥的关键，也是教育充分挖掘每个人的潜能、帮助每个人实现天赋的关键，这也是高质量教育体系不可或缺的。

从高校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直接为社会服务三个方面看待如何培养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尤其是产教融合怎样解决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问题，科教融合怎样解决培养拔尖创新型人才的问题。实际上，如果将高校分类发展具体到人才培养，产教融合和科教融合就体现了一种分类，也就是产教融合是应用型的技术创新，科教融合是研究型的科学创新，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关键一环。产教融合、科教融合的深化，就是要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

旧金山湾区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定位非常类似，即科技湾区、创新湾区。之所以旧金山湾区被公认为是建设得比较好的科技湾区、创新湾区，就在于高校在产教融合、科教融合方面做的比较好、融的比较好。所以粤港澳大湾区要成为国际一流的科技湾区、创新湾区，就需要解决产教融合、科教融合的问题。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定位的创新湾区、科技湾区，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亟待以系统化思维促使产教融合、科教融合。其中大学、政府、市场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必不可少。长期以来，高度市场化的产业对大学的需求是非常多样，且灵活多变，而受制于相对僵化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大学难以对此做出积极主动的回应，也就是说“主动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的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运行机制”还没有真正地建立起来。这也是至今科教融合、产教融合之所以难“融”的一个重要原因所在。

第一，课程思政如何更加有效？课程思政指以构建全员、全程、全课程育人格局的形式将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根本任务的一种综合教育理念。课程思政本身就意味着教育结构的变化，即实现知识传授、价值塑造和能力培养的多元统一。长期以来我们在学生价值观培养方面往往跟专业、学科知识的学习是分离的，如何使其跟学科专业有机衔接，而不是生硬植入，就涉及到在教学过程中系统化思维的运用。

第二，创新思维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比如大学里的“双创”教育、“挑战杯”竞赛、创造性劳动教育等多样化培养人才过程中的活动、实践性环节，都有很重要的一点，即提升和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过去我们仅仅是关注到理论知识应用实践或是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现在要上升到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包括劳动教育。劳动教育并不是新的概念，但是时代内涵很丰富，强调创造性劳动是我们今天重提劳动教育的一个新的发展。具体到高校，这些实践活动、实践环节要归口到不同的学校职能部门来设计、组织和实施，各所瞄准或对标的目的或是要实现的价值，目前是比较多样的，如何以系统化思维促使学生各类实践活动的价值整合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有了信息高速公路，信息化在我们国家受到了很大重视，从教育现代化与教育信息化的关系提法及其变化基本都反映了这种重视的阶段性特征。九十年代，教育信息化即是教育现代化，或者说教育现代化即是教育信息化，教育现代化的标准也就是教育信息化的标准。新世纪以后，关于教育现代化与教育信息化关系的提法变成了教育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实际上这里的教育信息化是作为外在力量来带动教育现代化。到2006年，国家出台了新的五年规划，教育现代化与教育信息化的关系提法又变为教育信息化引领教育现代化。到现在，我们很重视并提出技术赋能教育现代化，其中一个重要意蕴在于技术从外在的加持到内在的赋能，也就是教育信息化要作为教育现代化的内在力量，而不是外在于教育现代化的一种力量。此外还有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的深度融合所体现的系统化思维，这在新冠疫情期间体现的更为充分，不管是其出色的表现，还是存在的问题。

中国特色与世界水平的内在关联是寻求中国特色与世界水平一致性的前提和基础。第一，中国特色表征世界水平。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如何实现从后发外生型向先发内生型的深刻转型，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创新发展之路，是新时代中国教育现代化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同时，又要避免用中国特色简单定义世界水平，以提升其建设成效的公信力。第二，中国特色成就世界水平，即如何使我们教育的制度优势、治理优势真正转化为教育治理的效能，最终成就世界一流水平的教育。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提出“系统推进教育评价改革”“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以及科学的“三观”即教育发展观、人才成长观和选人用人观都体现了系统化思维。

我们应寻求大学外部评价与内部评价的一致性，解决大学内部评价“被弱化、被异化、被外化”的问题。“管办评”分离这一政策的着眼点是对的，但该项政策提出的政府管、学校办、社会评，一定程度上有意无意地使“评”外在于教育、外在于学校，所以《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及教育部提出构建政府、教育机构、社会三者新型关系，建立“管办评”相对分离又有机统一的制度，无疑这是一种系统化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