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泽林,华南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副教授，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发展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教育部第二批高校“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工作室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创新团队党支部成员。

深入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是我国“十四五”时期的发展重点。高等教育以其人力资本、科学研究、文化服务、国际化发展等资源优势赋能三大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但在资源赋能区域发展的过程中，高等教育面临着多重挑战，主要表现为人才结构与产业结构优化需求不平衡、创新资源投入与创新成果转化不匹配、基础文化设施与区域公共服务不对等、国际环境不确定性与扩大开放步伐不协调。为此，高等教育应优化人才结构，支撑区域产业结构升级；提升高校科技研发效率，加强区域产学研融合创新；探索高校文化共享共建，增强两馆区域服务能力；推进在地国际化发展，做强“留学区域”品牌。

关键词：高等教育;赋能;区域发展战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

“十四五”时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科学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成为理解中国发展的“三新”。为牢牢把握“三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十四五”规划）提出，要“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为重点，提升创新策源能力和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加快打造引领高质量发展的第一梯队”。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指出，“我国高校要勇挑重担”“要立足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国家区域发展战略部署对区域高等教育服务国家战略和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也提出了新要求。[1]主动适应新需求，着力提升支撑能力和服务水平，是新时代高等教育战线必须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必须强化使命担当。[2]高等教育如何利用其独特优势赋能区域发展效益取得最大化成为亟待破解的现实难题。本研究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三大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高等教育为研究对象，基于高等教育赋能区域发展战略的内在逻辑，剖析当前高等教育服务支撑区域发展战略的现状与挑战，为“十四五”时期高等教育更高质量服务赋能区域发展提出对策。

一、三大区域高等教育赋能区域发展现状

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集聚优势显著的三大区域。合理利用人才、科技、文化、国际化等高等教育资源优势赋能区域产业结构、协同创新、区域共享、对外开放发展，贯彻落实协调、创新、共享、开放等新发展理念是我国高等教育在“十四五”时期的重要责任与使命。

（一）高等教育人力资本赋能区域产业结构协调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转型发展，以第三产业为主，第一、第二产业共同发展已经成为“十四五”时期确定的发展方向，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活跃度最强的三大区域，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内部第一、二、三产业梯度不均、产业结构和人才结构协调不足等问题依然严峻。在京津冀地区，北京经济发展以第三产业为主导；天津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相对均衡；河北第一产业仍有一定的发展规模，第二、三产业所占的比例基本一致。[3]2019年长三角地区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为55.4%，超出第二产业14.7个百分点。其中，上海产业构成的大都市特征明显，第三产业比重达72.7%；而苏浙皖三省第二产业比重超过四成，其中江苏最高，达44.4%。[4]在粤港澳大湾区内，港澳特区第三产业占到90%以上；广州、深圳、东莞、珠海由第二产业逐渐向第三产业过渡，第三产业占比在50%以上；其余5个城市仍处以第二产业为主导的阶段。[5]

作为以育人为根本职能的高校，培养适应产业结构、满足供给需求的人才是高等教育责无旁贷的使命。长期以来，高等教育被视作人力资本形成的核心路径，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已在全球范围内达成共识。[6]高等学校数量与高等学校在校生数用于反映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形成的投资状况，即高校为促进、协调产业发展所储存的后备人才数量。高校总数的多少代表着区域“人才蓄水池”的深浅，而“双一流”建设高校数则是区域高等教育实力的重要象征。从高校数量来看，2019年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2 688所，“双一流”建设高校137所，京津冀分别占总数的约10%与29%；长三角分别占总数的约17%与25.5%；粤港澳大湾区由于“一国两制”的特殊区情，高校数量主要集中在广东省，分别占总数的约5.7%与3.6%，港澳特区则各有高校20所与10所。其中，由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所资助的8所香港高校拥有享誉世界的卓越实力。

在校生数量是人力资本存量的基本体现，2019年全国高校本科在校生数为17 508 204人。其中，京津冀约占总数的9.8%，长三角约占总数的16.3%，粤港澳中广东省高校约占总数的0.66%，港澳地区共拥有本科在校生110 746名。作为处于教育金字塔顶端的高级人力资本，研究生教育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1%。[7]2019年我国研究生在校生数为2 834 792人，京津冀约占总数的18.6%，长三角约占总数的22.1%，粤港澳中广东省约占总数的0.48%，港澳地区共拥有研究生19 505名。综上可以看出，京津冀“双一流”建设高校数量位居全国第一，人力资本质量较其他区域更高，为产业发展储蓄了更多优质、高层次人才。长三角高校数量、在校生数及研究生数量在三大区域中更为丰富，基本上能够保障区域产业劳动力的充足供给。而粤港澳目前在数量与质量上都不占据优势，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图1 三大区域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情况1

高等学校毕业生数能够反映从事经济活动的高等教育人力资本状况，即高校真正为社会经济发展、三大产业所提供的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落到实处则通过就业情况来展现。2019年全国本科毕业生数为3 947 157人，研究生毕业生数为632 399人，京津冀高校毕业生数量分别占总数约为9.5%、19.9%，长三角高校毕业生数量分别占总数约为16.8%、21.2%，粤港澳中广东省高校毕业生数量分别占总数约为6.8%和4.8%（见图1）。其中，京津冀由于高校数量少，虽然本科毕业生数少于长三角地区，但从研究生层次来看，两大区域相差较小。从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来看，三大区域总体高校就业率都突破了90%，毕业生流向本区域的就业率也都在60%以上，其中粤港澳高校毕业生区域就业率最高。由此可以说明，三大区域内高校培养的毕业生本地就业意愿较强。而从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的行业而言，以北京、上海、广东作为三大区域的代表举例，三地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向排名前三的行业均包括了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尤其对于北京、上海而言，流向服务业毕业生占比最大，奠定了两地第三产业发达的地位。广东作为我国工业大省，毕业生就业流向基本契合了广东经济发展的趋势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调整——制造业仍然是最重要的就业流向，但随着信息传输等服务业的蓬勃发展，毕业生就业流向第三产业的比例逐年递增（见表1）。

（二）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赋能区域协同创新发展  

表1 2019年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向排名前三的行业2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变，更加凸显了加快提高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的紧迫性。[8]结合区域实际情况，本文从科研创新资源、科研创新成果、科研创新成绩三个维度分析当前三大区域高等教育科研创新水平如何提升区域创新水平以及如何通过“产学研”合作促进创新多主体互动。高校科研创新资源可划分为人力、财力、平台资源，分别用高校R&D全时人员数、R&D项目经费、R&D机构数与国家重点实验室数量表示。2019年我国高校R&D全时人员数为267 070（人年）。具体而言，京津冀占比约为14.9%，长三角占比约为22.5%，粤港澳占比约为10%（见表2）。其中，北京以占比9.7%居各区域省（市）首位。2019年我国高校R&D项目经费共为119 845 168（千元）。具体而言，京津冀占比约为22.3%，长三角占比约为24.4%，粤港澳占比约为9.3%。其中，北京以占比17.9%名列各区域省份之首。根据统计，截至2019年，我国依托高校共建立R&D机构10 853个，国家重点实验室254个（截至2016年底）。其中，京津冀分别占比约为11.1%、33.8%；长三角分别占比约为17.2%、24.4%；粤港澳分别占比约为10.6%、12.2%（见图2）。

  表2 三大区域2019年R&D全时人员数与R&D项目经费2

        图2 三大区域 2019年R&D机构数与国家重点实验室数量3 

科研创新成果可划分成论文、出版专著、技术转让合同、专利数四个部分，其中，论文、出版专著能够从理论基础、实证研究的角度为区域创新发展提供基础支撑，而技术转让合同、专利数则与区域产学研合作息息相关。首先从论文、出版专著来看，2019年我国高校共出产科技类学术论文1 026 200篇。具体而言，京津冀占比约为14.5%，长三角占比约为23.3%，粤港澳（广东省）占比约为7.6%。其中江苏省以占比9.8%在三大区域各省份中排名第一。2019年我国高校共出版科技类专著14 685部。具体而言，京津冀占比约为11.6%，长三角占比约为16.9%，粤港澳（广东省）占比约为5.2%。其中，江苏以占比7.5%位居三大区域第一（见表3）。总体而言，三区域发表的论文与出版的专著在数量上优势突出，但质量上仍有进步空间。企业是创新的主体，高校、科研机构是创新的基础，三者通过产学研合作能够最大程度促进区域创新发展，提升科研成果产出绩效。产学研合作是指企业与高校（或科研机构）以实现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为目标的一种合作方式。[9]2019年我国高校共与各大企业签订技术转让合同专利11 207项。具体而言，京津冀占比约为11.5%，长三角占比约为39.7%，粤港澳（广东省）占比约为3.5%。其中，江苏省占比为22.7%排名三大区域之首。专利数包括专利申请数、专利授权数与专利出售数，其中授权数与出售数是科研成果产出的重要指标。数据表明，长三角地区高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更为密切，而粤港澳在技术专利方面仍有待进步。与此同时，要明确“技术转让”是高校与企业进行创新合作的初始阶段，能否实现科研成果转化才是真正考验产学研合作绩效的标准。专利是一个国家、区域工业技术能力的重要标志。作为一种知识产权及无形资产，专利内含的商业价值越高，就越能提升区域内企业的核心竞争力。2019年我国高校共拥有专利申请数184 934项、专利授权数184 934项、专利出售数6115项，京津冀分别占比约为4.40%、9.90%、4.30%；长三角分别占比约为20.50%、27.80%、37%；粤港澳（广东省）占比约为6.80%、7%、2.70%（见图3）。在专利的三项指标中，授权数与出售数能够以直接和间接的方式推动企业经济发展，而在这两方面，长三角高校优势突出。  

表3 三大区域2019年高校科研创新成果2

    图3 三大区域2019年高校专利数量2

科研创新成绩能够直接展示各区域高校的科研创新实力。本文以各区域所获国家科学技术奖数量进行统计。2019年我国高校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中，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共207项。具体而言，京津冀占比约为42.5%，长三角占比约为44.8%，粤港澳（广东省）占比约为4.4%。其中，北京共获奖78项，以占比37.7%排名三大区域各省份之首（见图4）。综合科技创新三大维度来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作为我国双一流高校集中分布的三大区域，凭借丰富的科研创新资源，诞生了一大批科研创新成果，取得了不俗的科研创新成绩，并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推动了区域创新发展。

图4 三大区域2019年高校科技成果获奖2 

（三）高等教育文化服务赋能区域共享发展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提高市民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的基础和基本保障。[10]按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目标与要求，本文从图书馆资源、高校博物馆资源两部分来分析三大区域高校如何通过文化服务赋能区域共享发展。图书馆资源，主要指高校产权范围内图书馆馆藏书籍册数。按照2015年出台的《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规定，“图书馆应在保证校内服务和正常工作秩序的前提下，发挥资源和专业服务的优势，开展面向社会用户的服务”。截至2019年，我国共有1 361所高校图书馆，共馆藏各类图书总量277439.19（万册）。具体而言，京津冀占比约为10.5%，长三角占比约为17.8%，粤港澳（广东省）占比约为6.6%。其中，江苏省高校图书藏数以占比6.9%名列三大区域各省份第一。为了能够充分利用馆藏资源为区域大众提供共享知识服务，处于京津冀地区的北京自2012年开始正式成立首都图书馆联盟，号召北大、清华等34所高校的图书馆向社会免费开放。在长三角馆藏量最大的江苏省，2019年省内23所高校图书馆将利用先进技术打破“藩篱”进行智能互通，并将逐步向公众开放。在粤港澳地区的广东省，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多所高校图书馆通过申请临时阅览证的方式保持对外开放。相较于高校图书馆，高校博物馆可谓天然具有“对外开放属性”。我国目前有300多座高校博物馆，其中在国家行业主管部门公布的博物馆名录中不到100家。与我国高校的数量进行对比来看，只有10%左右的高校有博物馆。[11]其中，京津冀拥有22座高校博物馆，长三角拥有46座高校博物馆，粤港澳拥有15座高校博物馆（见表4）。虽然高校博物馆无论是在藏量还是机构数上都不占据优势，但都拥有各自特色的文化底蕴。从以上文化服务现状分析来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三大区域的高校图书馆藏书数量丰富，而高校博物馆在数量与知名度上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二者的社会化发展促进了知识经济时代区域文化服务发展，为区域整体文化水平的提升提供了有力支撑。

表4 三大区域高校图书藏量及博物馆数量4

（四）高等教育国际化赋能区域扩大对外开放发展

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高等教育国际化正是从全球视角集聚资源、取长补短，形成比较优势和扩大影响力的快捷路径。[12]区域内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可以从全球视野来谋划、利用国际资源和国外市场，最大限度地吸收全球能量，提升区域发展层次和对外开放水平，助力区域可持续化发展。本文从学生国际化、科研国际化、中外合作办学三个维度分析当前三大区域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如何赋能区域发展。学生国际化以“来华留学生数”为统计指标，发展来华留学生教育，不仅有助于区域发展教育服务贸易，而且还是引进国际高素质人才、借用“他者镜像”[13]展现区域文化形象的重要途径。根据教育部公布的《2018年来华留学统计》数据，2018年共有来自196个国家和地区的492 185名各类外国留学人员在全国31个省（区、市）的1 004所高等院校学习，比2017年增加了3 013人，增长比例为0.62%。[14]其中，京津冀的北京、天津分别约占总数的16.4%、4.8%；长三角的上海、江苏、浙江分别约占总数的6.9%、9.3%、7.8%；粤港澳的广东约占总数的4.5%，而由大学资助委员会管辖的8所香港高校拥有来港就读留学生6 301人，澳门10所高校中接纳赴澳门就读留学生1 234人（见图5）。从来华留学生数据可知，京津冀的北京成为来华留学生选择最为集中的地区，凸显了北京作为政治、文化中心在高等教育国际化领域的开放力与吸引力。

中外合作办学是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重要载体，也是扩大区域对外开放的重要途径，主要包括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与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两大部分。从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来看，截至2021年3月，京津冀共有18个办学机构与144个办学项目；长三角共有44个办学机构与268个办学项目；粤港澳（广东省）共有11个办学机构与24个办学项目（见图6）。其中，长三角的江苏、上海在办学机构与办学项目拥有量上排名三大区域前列，凸显了长三角对外开放程度之高及引进优质教育资源之利。

图6 三大区域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与办学项目7 

二、高等教育赋能区域发展面临的挑战

（一）人力资本：人才结构与产业结构优化需求不平衡

产业结构优化是“十四五”新发展格局下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包括两个维度：一是产业结构合理化，二是产业结构高级化。[16]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北中南的三大经济发展动力源。2019年三大区域第三产业结构占比分别为66.3%、57.6%与55.8%。产业结构虽较为合理，但在产业结构高级化即高技术服务业、战略性新兴服务业方面仍发展不足。有研究表明，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及结构优化将会加速我国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形成未来我国持续、稳定发展的强大动力。[17]“十四五”规划明确指出，要“有效提升劳动者技能，提高就业质量和收入水平，形成人力资本提升和产业转型升级良性循环”。当前，三大区域已形成了相对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三大区域集中了我国32.7%的普通高等院校及58.1%的双一流建设高校，仅2019年就培养了超过528万本科在校生与130万毕业生，研究生层次也培养了超过131万在校生与接近30万毕业生，拥有庞大的人才规模与雄厚的人力资本积累。但与巨大的人才资本存量相比，三大区域人才结构并不协调。以人才层次结构为例，京津冀中河北省本科在校生人数占总数的48%，但研究生在校生人数仅占总数的11%；北京本科生人数占总数30.8%，研究生在校生人数却占74%，整个京津冀高校人才层次呈现明显梯状分布。除了人才层次结构外，更显著的问题是我国的区域人才结构优化与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协同发展匹配性不高。[18]有学者从京津冀地区的产业结构和人才结构现状入手，测算了二者之间的协调适配度，结果显示：京津冀三地协调适配度存在明显的梯度差异；[19]对长三角的研究也表明，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速度略快于人才结构，而人才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仍存在错位的配套关系。[20]通过对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的产业结构趋同及合意性进行分析显示，在三次产业层面粤港澳大湾区存在明显的产业结构趋同。[21]产业结构与人才结构的不平衡主要体现在“适应性人才”培养不足。面向未来，高等教育要聚焦培养三类人才：一是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紧缺人才；二是跨学科拔尖人才；三是创新型、应用型、技能型人才，。[22]但高等教育如何才能真正培养高水平人才队伍，满足产业结构升级的紧缺人才需求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科技创新：创新资源投入与创新成果转化不匹配

国家“十四五”规划与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均提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科技创新的首要任务”。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要从强化区域战略科技力量着手。根据《2020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区域创新综合效用值排在前5位的依次为广东、北京、江苏、上海和浙江，[23]一定程度上说明粤港澳、京津冀、长三角已逐渐成为国家创新战略中最重要的三大区域。高校是基础研究和高技术领域创新的主力军，具备丰富的科研创新资源。[24]2019年，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区域高校的R&D全时人员数、R&D项目经费分别占全国高校总数的47.4%、56%，建立了R&D机构4229个、国家重点实验室179个，分别占全国总数的39%、70.5%。凭借大量科技创新资源的投入，高校已成为科技成果产出的主力军。仅2019年，三大区域论文、科技著作产出量已占据全国高校总数的45.4%与33.7%。但整体而言，我国高校科技投入的产出效益不高，与当前高校的社会地位及其所拥有的科技资源不相匹配，[25]呈现出成果多而转化少的矛盾局面。与欧美等发达国家近80%的转化率相比，我国高校完成的科技成果中，能签约转化的成果不到30%，真正实现产业化的科研成果仅占应用型科研成果的10%左右。[26]从三大区域2019年高校专利数量可以佐证，三大区域高校共申请专利成果98 185项，共授权专利82 658项，但专利出售数与技术专利合同签订数却远远低于申请数与授权数，仅有2 694项与6 129项。所以，我们也要看到，我国高校专利的数量和体量的优势是一方面，对质量的追求也是同样重要的另一方面。相比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我们在质量和内涵上还需要下更大的功夫。国外很多大学有专门的专利管理和运营办公室，能够针对师生发明进行评估和保护，协助成立创业公司，或向公司转让许可，让知识产权有机会在创新、创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27]

（三）文化服务：基础文化设施与区域公共服务不对等

国家“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明确指出，要“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体制机制创新”。高校图书馆、博物馆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重要的基础文化设施。与区域内的公共图书馆相比，高校图书馆拥有更为丰富的信息资源、更为先进的技术平台与设备、更为专业的人才队伍。据统计，2019年三大区域高校共计拥有各类图书96 827.93万册，占全国高校图书总量的34.9%。借助资源优势，高校图书馆开展公共文化服务有助于构建区域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促进自身创新发展、服务地方文化特色发展以及提高人民群众文化素质。其中，发挥地方特色资源库在服务区域中的作用，既是高校馆藏特色的集中展示，也能够为区域经济建设提供良好的信息服务。但当前高校图书馆服务社会的功能尚未完全发挥，融入区域存在一些客观问题。首先就服务模式而言，高校图书馆公益性程度相对较低，长期只对校内师生开放，在社会服务方面“还没有形成一套具有可操作性的行之有效的服务模式”，[28]社会参与度与社会认知度较低，与公共图书馆形成了两套割裂的管理体系。其次就服务内容而言，虽然当前有部分高校图书馆参与到公共服务之中，但服务内容单一，以办理简单借阅服务为主，缺乏宽口径、个性化服务，无法满足区域内读者多元化需求。最后，就服务保障而言，目前我国尚未颁布相关政策法规明确要求高校图书馆直接参与公共服务，若外部延伸社会服务不仅会增加资源管理难度，而且缺乏对应的政策与经费支持，服务投入可能大于产生的社会效益。与高校图书馆相比，“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现象在高校博物馆表现更为突出。在西方“早期的博物馆亦是大学，或者说大学也是博物馆”。[29]高校博物馆兼具学术性与专业性的馆藏、独特的学人精神等资源优势。[30]我国高校博物馆建设虽然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发展迅速，以每年新增8到10座的速度增长。据不完全统计，当前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共有高校博物馆83座。在努力提高区域大众素质的当今，社会公共服务是高校博物馆融入区域发展的最佳切入点之一，但当前高校博物馆资源区域化面临重重现实困境。首先，经费资源渠道单一，内部依附性强。高校博物馆隶属于所在的高校，其资金来源主要是学校事业费的拨款，缺乏政府专门的经费立项或资助基金。[31]其次，自身服务、发展能力滞后。受二元身份的影响，目前高校博物馆主要面向其所属高校的资源内循环，藏品研究与对外服务能力、场馆信息化建设水平尚不能满足公共服务要求，而且多数高校博物馆文创产品开发无处发力，文创品牌建设滞后。[32]随着人民对提高精神生活质量的需求更为迫切，高校图书馆、博物馆如何高效利用其优势资源，增强社会服务能力，拉近与区域公众之间的联系成为需要思考的问题。

（四）国际化合作：国际环境不确定性与扩大开放步伐不协调

教育对外开放是教育现代化的鲜明特征和重要推动力，但当前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其中，最为典型的两大因素“新冠肺炎疫情”与“逆全球化”影响相互交织，对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构成了严峻挑战。作为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前沿窗口，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三大区域2017年共接收来自世界各地的来华留学生252 019名，占全国高校总数的51.2%。2020年初突然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新冠肺炎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高等教育国际化，特别是学生流动性。根据IAU（国际大学协会）发布的全球调查报告，COVID-19影响了89%高等学校的国际学生流动性。[33]西蒙·马金森认为，要使国际学生的流动性恢复到与大流行之前相同的水平，需要五年的时间。[34]COVID-19不确定性与政治动荡的融合表明，我们正处于第四次国际流动浪潮的开始。[35]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持续蔓延，也给逆全球化操作提供了不少“正当理由”。[36]逆全球化又称去全球化，当前出现的逆全球化现象是少数资本主义国家企图借助民粹主义向外转嫁国内矛盾、继续维护其全球垄断利益的表现。[37]以新冠肺炎疫情为“催化剂”，逆全球化进一步强化了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冲击着全球学生跨国流动教育。加快成为教育开放新高地是三大区域的使命担当，但新冠肺炎疫情、逆全球化也暴露出区域高等教育在对外开放中的一些短板和弱项。从来华留学生教育角度而言，我国目前来华留学生的总体规模排名已经超越了我国高等教育在世界高等教育体系中的排名，[38]而且随着我国疫情防控治理成效显著，未来国际高等教育流动模式可能会发生重组，全球留学目的地将会更多地转向我国，尤其是三大区域。但如何从以往追求量的发展转向质的提高，做强“留学中国”品牌甚至是“留学区域”品牌成为需要破解的难题。从国际科研合作的角度来看，受地缘政治气候紧张、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等影响，国家之间的“信任危机”加剧，[39]导致原本以增进国际科技交流的国际科研合作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信任赤字”。就科研活动而言，80%的高等教育机构报告称，其机构的研究受到疫情影响。其中最常见的影响是国际旅行和科学会议的取消或推迟。[40]从中外合作办学的角度而言，过去一个时期，三大区域通过中外合作办学引进了一批境外优质教育资源。根据统计，经教育部批准和备案的各层次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近2 300个，其中三大区域共有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509个，占总数的22.1%。但随着中外合作办学战略布局的调整，如何建立适应新时代的配套制度体系、如何适应区域发展新要求以及如何有效提升高质量发展能力和系统性影响力，[41]都将成为高等教育赋能区域国际化发展的新挑战。

三、促进高等教育赋能区域发展的对策

高等教育虽然在人力资本、科学研究、文化服务、国际化等方面拥有一定的资源优势，但同样也面临着相应的人才与产业结构需求失衡、科技投入与成果转化不匹配、基础文化设施与公共服务能力不对等、国际环境不确定性与扩大开放要求不协调等问题，不利于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促进高等教育服务赋能区域发展，提升区域发展效益，本文建议从以下四方面着力改进：

（一）优化高等教育人才结构，支撑区域产业结构升级

高等教育虽然为三大区域积累了庞大的人力资源禀赋，但人才存量与人才结构并未达到协调水平，而人才结构的失衡直接影响着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为了解决人才与产业结构协调匹配难的问题，首先，根据区域人力资本要素禀赋，制定与要素禀赋相适应的人才与产业结构策略。人力资本存在异质性，从区域层面看，初、中、高级人力资本在不同分位点对三大经济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方向和大小存在明显差异。[42]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一文中指出，“必须强化人力资本，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力度，着力把教育质量搞上去，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43]比如，在京津冀地区，河北省相较于北京和天津，职业教育是其一大优势，并由此培养了大量服务区域一线的实用型、技能型人才。对于初级人力资本存量较高的河北省而言，需要坚持落实职业教育现代化，带动初级人力资本向上发展，合理引导初级劳动力的就业策略。研究生是高级人力资本的代表。北京拥有全国最多的“双一流”高校、研究生数量，要发挥高级人力资本在产业经济发展中的头部效应，完善人才引进和培育策略，建立人才柔性流动机制“广栽梧桐，争引凤凰”，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优化区域内的经济发展空间，实现人才与地区经济协同发展，最终促进整个京津冀三地产业互补、错位发展。其次，建立与产业动态变化相适应的人才预警机制，提升人才结构的自我调节能力。人才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适度偏离是常态，但是，必须通过建立有效预警机制确保这一偏离度保持在一定的合理区间内，使人才队伍建设能顺应产业经济发展的动态需求和结构性需求。[44]如位于长三角的上海每年都会根据人才预警信息公布《上海重点领域（产业类）紧缺人才开发目录》。2020年所颁布的报告指出，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14个重点领域，存在175类紧缺人才，特别涵盖了由于产业转型升级、科技水平提升与信息化技术应用等催生的新业态、新职业、新岗位。[45]第三，优化高等教育专业结构，建立专业动态调整机制，主动适应产业结构升级对人才的需求。专业作为大学最基本的组成单元，要主动与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结合，真正走进区域经济发展的中心。[46]比如，位于粤港澳地区的广东，其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结构调整的主要思路是建设国家及区域经济发展共同体，具体包括建立招生规模、专业结构调整联动机制，建立专业预警与退出机制；围绕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汽车制造等重点产业建设重点学科专业；结合当地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趋势，科学编制专业建设发展规划等。[47]

（二）提升高校科技研发效率，加强区域产学研融合创新

在国家的“十四五”蓝图上，京津冀的北京、长三角的上海与粤港澳大湾区，将形成三个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全国科技发展。为达此目标，三大区域不断加大对高校科研人、财、物等创新资源投入。但相较资源投入的增长，成果产出情况不尽如人意，在资源配置效率、资源利用效率等方面各区域差异显著。因此，三大区域若要实现科研发展应深入思考和探索以下问题：如何提升科技创新效率，真正做到科研资源的“物尽其用”；如何促进科技工作者把精力集中在“有价值”的研究上，引导其经过反复思考实践后发现真正具有价值的专利才提出申请；如何避免“为申请而申请”，切实提升高校科技创新的有效性和内涵价值。首先，完善科研绩效评价体系，注重质量与价值逻辑。高校科研绩效评价中的“唯”倾向由来已久，要破除相对单一的绩效评价维度，必须聚焦于科研质量和贡献度来构建“业绩”指标，测评这些“业绩”是否与其资源投入和成本相匹配，根据价值规律评判科研产出成果的实际价值，以科研产出的实际价值代替科研数量。同时，区域内高校必须建立绩效预算机制，合理配置资源与科研绩效，并与未来科研发展规划形成动态关联。其次，改革科研管理方式，提高科研管理效率。从人的角度来看，为增加高校科研产出，必须建立合理、有效的利益分配与科研激励制度，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同时，加强高校教学与科研人员的培养，健全高层次人才引进机制。从财的角度来看，按照《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的要求，要“改进高校经费使用绩效评价，引导高校加大对教育教学、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同时建立并完善科研经费监管制度，减少“低效经费”支出，对经费投入实行全程动态监管，寻求不同科研项目投入规模的最优阈值。第三，加强产学研融合创新，坚持市场、区域需求导向。作为高校，需要努力将自身科研优势与所在区域企业需求相结合，主动服务区域经济，与企业合作共建、互惠共赢，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同时，为突破科技成果转化难题，政府应完善有关科技成果转化的法律法规及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创新政策，规范、引导科技成果转化加速发展。高校要依据学科特色和科研优势，紧贴区域行业企业发展需求，突出科研成果的实用性、市场性，探索科技创新资源共享互用为基础的资源共享机制，共同搭建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共同解决“中试”难题，并且引导高校建立专门的科技成果转化机构和专业化推广平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率的提高。

（三）探索高校文化共享共建，增强两馆区域服务能力

高校虽然作为区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关于是否该让高校图书馆、博物馆从服务校内到服务社会，近年来一直存在争议。比如，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颁布后，其中“国家支持学校图书馆向社会公众开放”的规定，在网上引起“高校图书馆该不该向社会开放”的争论。[48]倘若能够探索有效融入区域发展的途径，那么社会服务化并非不可实现。高校图书馆有效服务区域发展首先需从创新服务模式入手，为区域大众提供优质图书、文献资源。区域内的公共图书馆与高校图书馆各具馆藏特点，要从文献信息、设施、人才、读者等资源的全面整合入手进行优势互补，实现双方资源利用的最大化，实现服务范围的相互渗透和延伸。[49]但同时也要注意公共图书馆与高校图书馆分属两个不同系统，要实现资源联动，还需要建立资源共建共享协调机构以及相关的制度与措施。其次，必须创新服务内容，为区域内不同主体提供多元文化服务需求。除了在满足本校师生借阅需求前提下对外提供借阅服务，高校图书馆还可以依托图书馆丰富的数字资源及信息技术优势，建立虚拟参考咨询服务平台，积极开展在线参考咨询服务；[50]还可尝试为区域内企业或政府机关等特定用户的特定需求提供知识服务，如粤港澳大湾区的广州大学图书馆对媒体信息资源进行开发利用、深入加工，建设新闻全文数据库，产生多样化的特色信息产品。[51]最后，必须创新服务保障，为区域大众享受文化资源提供支持。在法规政策方面，高校图书馆要积极与区域政府沟通交流，争取政府支持，健全保障高校图书馆服务区域公共文化体系建设的政策法规；在管理体制上，高校图书馆要完善面向区域服务的、规范的、长效的内部运行管理机制。高校博物馆有效服务区域发展要从增强经费“造血”功能着手，与区域内文创企业联合开发符合区域特色的文创资源，推动区域文化品牌宣传。高校博物馆运营经费的主要来源是政府或大学少量的拨款，但这对于众多博物馆紧缺的财政状况而言无异于“杯水车薪”，而摆脱经费依附的最佳途径是提升自身“造血”功能。高校博物馆可以围绕高校文化和展陈资源、人才资源进行数字化建设，并与旅游公司以及其他高校密切合作，开展研学活动推动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开发，综合利用关系营销、借势营销、服务营销等营销方式，在适度盈利的基础上更好地服务公众并解决高校博物馆资源闲置和财政紧缺问题。[52]其次，要提升数字资源共享能力，为区域大众提供丰富的线上文化资源。高校博物馆可构建区域内部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网络，建设公共文化服务资源库，同时利用新媒体平台，开设高校博物馆官方微信、微博等，实现与公众及时有效的沟通和互动，将高校博物馆实体文物资源转化成虚拟共享的文化资源，满足公众的精神文化新需求，扩大高校博物馆的社会影响力，拓展新的潜在的消费群体。[53]

（四）推进在地国际化发展，做强“留学区域”品牌

蔓延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和“乘势而上”的逆全球化现象带来了高等教育国际化流动的梗阻，如何在危机中育“国际化新机”、于变局中开“国际化变局”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在地国际化作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新模式、新走向、新理念，即“让国际化拥抱整个大学，惠及所有师生”，[54]目的是让在国内高校就读的学生能置身于国际化氛围之中，受到多元化文化熏陶，形成国际视野与格局，提高国际竞争力。菲利普·阿特巴赫认为中国“在地国际化”趋势和成效明显，是全球“在地国际化”的典型代表之一。[55]推进高等教育在地国际化区域发展，首先应该深入挖掘中外合作办学潜力，创新生态环境。三大区域作为我国三大开放高地，占据了我国中外合作办学资源半壁江山。与其他办学形式相比，中外合作办学优势独特，比如拥有相对独立的办学场地、适宜的生态环境、优秀的国际师资等。所以，要释放中外合作办学的整体潜力，盘活已有的国际化资源存量并发挥其最大效益。其次，应该增强课程国际化建设。不仅要加强课程内容同国际接轨，将国际前沿知识融入课程之中，还要发挥主动性与创造性，合理利用资源开发国际化课程。另一方面，要尽可能突破因“不在场”而难以顾及的课程实地感受性。因为学校课程不只是表现为知识内容体系，还具有文化情境性和实地体验性即所谓校园文化或隐性课程。[56]疫情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影响具有周期性，此阶段过后，我国有望作为疫情防范典型国家吸引更多的来华留学生。为了能够提高“留学区域”品牌影响力，需要继续大力发展来华留学生教育。为了提升留学三大区域的吸引力，首先要提高区域内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打造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知名度的高等院校和学科专业群，让来华留学从教育“政策导向”逐步转变为教育“实力导向”。其次，要充分发挥区域地缘优势，培育若干留学教育“集中区”。[13]比如东盟是粤港澳大湾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最近的一站，双方合作的区位优势明显，相互间产业互补性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制定专门的对接东盟来华留学生计划，提高区域国际竞争力。与此同时，扩大区域“留学区域”品牌影响力要以“质量”为基础，严格把好来华留学生的“进出”关卡，完善高校内部留学生管理制度，明确来华留学生培养质量标准，健全来华留学生培养监督体系，使来华留学从重视数量规模到关注质量优势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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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图1，除天津、河北采用双一流建设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数据外，其余省（市）数据均来自各省（市）官方发布的《2019年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其中浙江省缺少19年数据，采用2017年数据替代。2(4)(5)(6)表1，表2，表3，图3，图4，京津冀、长三角、广东省数据均来自《2019年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港澳特区数据缺失。3图2，京津冀、长三角、广东省国家重点实验室数据来自《2016国家重点实验室年度报告》，港澳特区数据来自：https://www.sciping.com/34701.html。4(7)表4，高校图书数量来自《2019年教育统计数据》，港澳特区数据缺失；高校博物馆数据来自《2019年度全国博物馆名录》及笔者根据相关网站搜集整理而成，不包括各高校校史馆，且数据存在遗漏可能。5(8)图5，河北、安徽数据缺失；港澳特区数据均剔除内地赴港就读学生，香港特区数据来自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官网统计，澳门特区数据来自2019年《高教统计数据汇编》。6(9)表5，合作研究人数、国际学术会议主办次数数据来自《2019年教育统计数据》，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数据来自教育部颁布的《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立项建设名单》，港澳特区数据缺失。7(10)图6，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与办学项目数据均来自教育部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包含内地与港澳台合作机构与项目，排除停止招生、停办、退出办学的机构与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