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列宁、罗易分别为共产国际二大草拟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民族殖民地理论的基础。二者虽然在具体内容上不乏对立冲突，但它们不仅在支持农民运动问题上主张一致，而且在适用上也相互补充，共同构成共产国际处理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工业无产阶级的殖民地国家和地区、工业无产阶级已经出现的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等不同发展水平下民族问题的理论框架和策略原则，对于中国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与统一战线之间的矛盾，既埋下了肇因，也隐示了抉择。

关键词：列宁；罗易；民族殖民地理论；

共产国际指导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革命的基本原则的依据是列宁的民族殖民地理论。这一理论影响深远且意义重大，在学界也颇受关注。关于该理论的具体内容，无论是立足于共产国际二大的文件、报告，还是延展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有关它的思想主张，均有学者进行了深入详细的考察和阐释。共产国际二大通过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决议》《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构成民族殖民地理论的基础框架和主要内容，确定了共产国际应对世界民族问题的整体战略原则。[1]决议和补充提纲分别在列宁、罗易所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后文分别简称《提纲初稿》《补充提纲》）基础上通过。有意思的是，列宁、罗易所拟文件在观点主张上存在分歧是学界公认的事实，在既往研究中，否定二者的分歧、强调二者的分歧、在承认分歧的基础上拥护列宁而否定罗易，甚至将二者的适用范围分别定位为“近东”、远东等，种种观点不一而足。[2]但这些仁智之见，犹未及根本。列宁、罗易对殖民地问题的主张虽具体有别，但总体趋同，且各有针对。正确认识和解读二者有关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策略，不仅是认识马克思主义民族殖民地理论的基础，也是理解中国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与统一战线之间矛盾根源的关键。

一、分歧与疑问

列宁、罗易分别为共产国际二大所拟的《提纲初稿》《补充提纲》，内容不尽相同，甚至观点互相冲突，在当时会上便引发激烈争论，造成具有东、西方倾向的代表互成壁垒，[3]¹²²也为其后共产国际内部迁延日久的争论“埋下了隐患”。[2]罗易起草的《补充提纲》的持论与列宁有关落后国家的政策主张大相径庭，原则性分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其一，东方殖民地国家民族革命运动对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程度。罗易认为，殖民地和附属国是“欧洲资本主义获取其基本力量的主要来源之一”，且对欧洲资本主义大国而言必不可少。为此，罗易以英国为例，阐述了若没有广大殖民地，“英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大概早就被本身的重负压垮了”的观点。同时，罗易更指出：“从殖民地所得到的额外利润是现代资本主义财力的主要来源，在这个额外利润的源泉枯竭之前，欧洲的工人阶级不太容易推翻资本主义制度。”[4]¹¹⁹所以，“不摧毁殖民帝国，推翻欧洲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可能的”。[5]⁷⁶殖民地国家推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统治被罗易看作是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必要前提，此一观点与列宁乃至共产国际主流观点完全相反。[6]²⁴在共产国际成立前后很长一段时期，东方殖民地的解放都被视为将随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而到来的“副产品”。[3]¹¹⁹

其二，应否援助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运动。列宁明确主张应当援助落后国家民族革命运动。罗易在《补充提纲》中则指出：“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在印度，群众并不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领袖们在一起”，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也就并不能体现“全体居民的感情和愿望”。在此基础上，罗易抨击了列宁支持落后国家民主革命运动的策略，否定了“由于经济和工业落后，殖民地各国人民必将经过资产阶级民主的阶段”的设想。[5]⁷⁴在罗易看来，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民族革命运动的“唯一目的是赶走外国剥削者，而由自己剥削劳动群众”。[4]¹²⁸因此，罗易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民主运动”和“工农为摆脱各种形式的剥削而进行的群众性斗争”视为在殖民地国家中存在的两种“相距日远”，[4]^120-121乃至“互相对立的力量”。[5]⁷⁵由于工农群众运动与民主运动互相对立，共产国际自然不能支持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而应极力扶持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

据罗易回忆，共产国际二大召开期间，列宁与其交流了关于《提纲初稿》的问题，罗易表达了不同观点。列宁自知对殖民地情况知之甚少，所拟策略主要“以理论为根据”，于是建议罗易“起草一个可供选择的提纲”。[7]^393-394从罗易的说法来看，《提纲初稿》与《补充提纲》在落后国家或者说在殖民地国家的策略上之所以呈现原则性分歧，原因在于列宁对殖民地国家所知有限，而罗易出生于印度，对东方殖民地国家较为了解，故受列宁委托起草《补充提纲》，且两提纲的关系是“可供选择”。

不过，若是可供选择，自应有所取舍。共产国际明知《提纲初稿》与《补充提纲》在观点主张上多有对立，却依然同时通过两份文件，且并无特别说明，反映出二者其实并非“选择”关系。罗易的这一说法毕竟是多年后的回忆，有所偏差实属平常。有学者认为，列宁、罗易的《提纲初稿》与《补充提纲》认知基础一在近东，一在远东，故“列宁联合资产阶级进行民族解放运动的策略”针对的是“近东和中东地区”，而罗易的《补充提纲》则主要针对远东地区。[2]这一观点意味着二者的关系是地域上的适用互补。

然而，尽管《提纲初稿》与《补充提纲》所依据的基础和针对的对象确有不同，但无论在大会讨论还是相关文件中，均未提出理论针对有远东、近中东之别，若共产国际确对二者适用地域有如此界分，当不至于在此等关键问题上不置一词。1921年6月张太雷在《关于殖民地问题致共产国际“三大”的提纲（草案）》中曾指出：“罗易同志提纲里的建议——在近东和中东经济落后的国家里，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应立即同时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本国资产阶级的两条战线上进行斗争，是完全错误的。”[4]^181-182此言反映出在时人眼中，罗易所拟《补充提纲》不仅并非针对远东殖民地国家，甚至与之相反。

要回答共产国际为何既通过《提纲初稿》又通过《补充提纲》这一问题，不仅需从根本上探讨二者分析问题的立足点及其适用范围、共产国际列宁等人对罗易《补充提纲》的修改，还需考虑马克思主义者在农民阶级属性问题上存在的矛盾心态。

二、依据与适用

列宁在《提纲初稿》中明确指出，共产党人在民族问题上不应“把提出抽象的和形式上的原则当作主要之点”，而应在“准确地估计具体的历史情况，首先是经济情况”的基础上谈论民族问题。[8]^160-161在会上作《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时，列宁再次强调了这一点。列宁此言，表明其所拟《提纲初稿》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主张是以对经济情况的判断和分析为依据的。

也正因此，列宁首先便立足于各个国家和民族经济地位的不同，将“被压迫的、附属的、没有平等权利的民族”同“压迫的、剥削的、享有充分权利的民族”区分开来。[8]¹⁶⁴二者分别对应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从一定程度上也可视为对应殖民地问题和民族问题。同样，在思考其时共产国际在不同民族问题上的具体策略时，列宁也依据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将当时世界分为“已经完全是资本主义的、拥有真正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工人政党的国家”和“封建关系或宗法关系、宗法农民关系占优势的比较落后的国家和民族”，[8]¹⁶⁷并分别制定了共产国际在二者中有关民族问题的策略原则。共产国际在前一类国家民族问题上的首要任务，是“同歪曲国际主义的概念和政策的机会主义和市侩和平主义作斗争”。[8]¹⁶⁷此一规定，偏向于与第二国际作斗争，主要针对欧洲的民族问题。共产国际在后一类国家和地区民族问题上的主要任务，则立足于援助当地反对封建制度并争取民族解放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此点主要针对欧洲以外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落后国家和地区的民族问题。[1]

总之，列宁坚持以经济情况作为分析和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立足点：在分析问题时依据经济地位不同，将民族划分为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在解决问题时依据经济或者说生产力发展的不同程度，将世界划分为完全资本主义的国家和封建关系、宗法关系占优势的比较落后的国家。

具体到落后国家的样本选取上，列宁在民族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上作报告时明确指出，俄共在“以前属于沙皇政府的殖民地”，如土耳其斯坦这类落后国家所进行的“实际工作”，面临着“在资本主义前的条件下如何运用共产主义的策略和政策的问题”，在这类国家中，“几乎没有工业无产阶级”。[8]^234-235此一解释，很好地阐明了列宁对自己所拟《提纲初稿》在落后国家的依据和适用定位，即仅依据且针对“资本主义前的关系占统治地位”“几乎没有工业无产阶级”的落后国家。1927年5月，斯大林在同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中就曾提及，列宁《提纲初稿》针对的是“中亚细亚那些‘没有或几乎没有工业无产阶级’的国家”。[9]²³⁵

与列宁《提纲初稿》在民族问题上划分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族问题、落后国家的民族问题不同，罗易《补充提纲》开篇即言：“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面临的最重要问题之一，就是更具体地确定共产国际与资本帝国主义所统治的国家（例如中国和印度）内的革命运动之间的关系。”[4]¹¹⁹显然，《补充提纲》以“印度和中国”为样本，针对被资本帝国主义所统治的“殖民地和附属国”。

需要指出的是，列宁与罗易虽在样本选取上存在地域差异，却并未有以地域区分策略适用范围的意思。罗易在回忆中指出，他在与列宁讨论《提纲初稿》时，首先看出的是列宁“对各殖民地国家中各种社会力量的相互关系并不了解”。[7]³⁹³在此基础上，罗易受列宁委托并起草《补充提纲》。从罗易所拟《补充提纲》的内容来看，其有关殖民地国家的策略正是奠基于对“殖民地国家中各种社会力量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的基础之上。

在罗易看来，印度、中国等殖民地在“不久以前”出现了“真正的无产阶级”，[4]¹²⁰而且“在大多数殖民地已存在着有组织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5]⁷⁶阶级矛盾开始尖锐化，工人和农民已经起来反对资产阶级民族民主分子建立“自由的民族国家”的企图，故罗易坚决主张殖民地应在“尽可能较早的阶段上开始进行阶级斗争”，[5]⁷⁵而否定对民主运动给予任何援助。从《补充提纲》内容来看，罗易所针对的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已经出现，且群众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已形成对立的殖民地国家。

不难看出，罗易的《补充提纲》虽是针对列宁《提纲初稿》中有关“落后国家和地区”的策略而作，但依据、取样均不相同。列宁依据各国“经济状况”，以土耳其斯坦等国为样本。罗易则依据殖民地国家“社会力量的相互关系”，以印度、中国为样本。社会力量的分化程度毕竟取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发展程度，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列宁针对的是资本主义前的关系占统治地位、没有工业无产阶级的“比较落后的国家和民族”，而罗易则针对的是已出现工业无产阶级的殖民地和附属国。这也是罗易提纲被命名为“补充提纲”的原因所在，即用于补充列宁《提纲初稿》中未曾涵盖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到一定发展的国家和民族。

需要指出的是，列宁虽将罗易视为“东方贤人”并要求其起草《补充提纲》，但罗易对东方国家的认知却未必比列宁更加高明。罗易1915年初即衔命出国为印度革命寻找军火支持，其后16年未曾归国。他长期驻留美洲（主要在墨西哥），“和印度完全失去联系”，不仅全然不知印度“国内可能发生的事情”，甚至根本“不太关心国内情况”。[10]^220-221其间虽与印度革命者有过接触，但对殖民地国家中各种社会力量的相互关系的判断，除了来自马、恩、列等人有关资本帝国主义的理论，[11]更多应属于道听途说乃至主观臆测。其所谓“在大多数殖民地已存在着有组织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以及群众运动与资产阶级民族运动“互相对立”等观点均缺乏依据。就印度而言，1923年才首次尝试建立共产党，且并未成功，以至1925年，“英国共产党代表珀西•E.格拉丁被派往印度去调查党的情况”时，却发现“根本不存在共产党”。[12]^281-282在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上，直到独立后的1948—1949年度，印度工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仍仅占17.1%。[13]⁶⁴⁵而20世纪30年代初期，印度家庭手工业、作坊和大规模的工厂中工人人数合计仅占全印度总人口的10.26%。[14]1920年前后印度资本主义发展情况、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分化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共产国际虽因主要关注点在西欧而对东方各国情况缺乏了解，但对东方殖民地国家是否大多存在“有组织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也并非全不知情，因此对罗易的这一观点并不赞成，最终以“革命政党”的抽象概念替换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一语。[5]⁷⁶

三、农民运动与民主运动

就罗易、列宁在落后国家或者说殖民地国家革命策略的两点主要分歧而言，有关东、西方革命重要性的问题，在当时看来似乎是不言自明的。尽管要求共产国际正视东方国家革命运动的作用者为数不少，但认为东方国家革命运动比西方更为重要，或明言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将随东方殖民地的解放而崩溃的代表仅有罗易一人。如波斯代表苏尔坦-扎德虽赞同罗易不支持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意见，但对罗易的“世界共产主义的前途将取决于东方社会革命的胜利”的观点却明确表示反对。

可以说，真正引起与会代表意见分歧甚至“困惑不安”的主要问题，是《提纲初稿》“第11条”的内容，即应否援助落后国家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问题。[15]²²¹尽管无论是与会代表还是后来学人多认为罗易与列宁明确表达了对援助落后国家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相反意见，但两人的观点其实形异质同。之所以貌似截然相反，完全是因二人在概念运用与阶级认定方面并不一致，以致表面上应否援助落后国家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争议掩盖了实质上二者在支持农民运动问题上主张的一致性。

在列宁看来，农民包括“地主，富裕农民和部分中等农民，以及无产阶级”，这三种“最近目的和最终目的都各不相同的阶级”。[16]³²⁶除农业无产阶级外，地主为封建农奴主，富裕农民为农村资产阶级，[17]^149-150中等农民更接近于小资产阶级。正因农民成分复杂，大部分与无产阶级接近，[18]¹¹⁷却又整体附属于私有者群体之中，且在农业经济国家占据人口绝大多数，故农民历来不容忽视却又难于定位，不仅在俄共历史上，即便在整个国际共运史上对其定义亦常生异见。“在马克思主义者同纯粹的民粹派以及同社会革命党人的争论中”，“农民问题”即始终处于中心地位。[19]³⁸总体而言，敌视资产阶级而重视农民的普遍观念，造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在农民运动阶级属性问题上的矛盾心态：在理性认知中，农民运动毋庸置疑属于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但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在情感倾向上又不愿将农民运动归入其中。

受制于此，马克思主义者在处理农民的阶级定位、农民运动的阶级属性等问题上认识十分混乱，抛开具体分析各阶层及抽象地将农民整体视为小资产阶级外，主要倾向至少包括两种：其一，将农民与工人视为一个整体，使用超阶级或阶级含义并不鲜明的概念，甚至直接将农民归入无产阶级之中。如马克思在阶级分析的基础上，又将农民与工人合在一起统称为“人民”。[20]¹¹⁸1921年1月，瞿秋白在《中国工人的状况和他们对俄国的期望》一文中将工人和农民统归于无产阶级。[21]¹⁶⁵赵世炎干脆将“工农阶级”称为“最后的阶级”。[22]¹²³谭平山在组织中华革命党即第三党时，则用“劳动平民阶级”概念指称工人、农民等群体。[23]⁴⁵⁵从罗易将工农群众运动与民族民主运动视为殖民地国家中的两种“互相对立”的运动的观点来看，显然采取了此种做法，即将农民与工人作为整体“群众”，视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动力，而与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截然两分乃至矛盾对立。其二，将农民视为资产阶级的组成部分，作为资产阶级民族民主运动的主力。1913年，列宁曾撰文批判了将“工人和‘劳动’农民”视为“一个阶级”的观点，并认为该观点是“民粹派”的看法。[24]²⁴³所以列宁并未将工农合而为一，而是将农民运动作为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重要乃至主要形式。也正因此，罗易《补充提纲》中“资产阶级民主民族运动”的说法与列宁所言貌合神离。

1905年10月，列宁在驳斥民粹派所认为的“农民运动就是真正的和直接的社会主义运动”的观点时就明确指出：“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农民运动恰恰不是社会主义运动，而是民主主义运动。”[19]³⁹他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中也强调：“超过民主主义范围，就谈不到无产阶级和农民资产阶级之间的意志的统一。”换言之，工农携手只能发生在民主革命的阶段，超出这个阶段，阶级斗争就“不可避免”。[20]⁶⁷由此可知，尽管罗易在《补充提纲》中反对支持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运动而主张支持工农群众运动，但在列宁看来，工农群众运动本质上便是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甚至是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最主要、最重要的内容。所以，两人在支持落后国家民族民主运动方面貌似截然相反，本质上却在支持农民运动方面完全一致，区别只在于一方将农民运动作为“群众性运动”的一部分，另一方直接将之归入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之中。

从《提纲初稿》来看，列宁以援助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之名援助农民运动之实的倾向虽隐而不彰，但同样有所体现。列宁在其中要求：“使西欧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与东方各殖民地以至一切落后国家的农民革命运动结成尽可能密切的联盟。”[8]¹⁶⁴在东西方的国际联盟战线中，西方以无产阶级为中坚，东方以农民为主体，东方的资产阶级被无视，这显然并非无意之失。其实，或是因东西方发展程度的云泥之殊，列宁对资产阶级素来实行双重标准：对西方资产阶级持坚决否定态度的同时，在东方国家却因农民而对资产阶级颇有好感，反映出其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地区革命运动的具体分析和区别对待。

1912年7月，列宁在文章中虽宣称，“西方资产阶级已经腐朽”，而“在亚洲却还有能够代表真诚的、战斗的、彻底的民主派的资产阶级”，[25]⁴²⁸其中反映出“亚洲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是进步的，而控制欧洲的资产阶级则是落后的”的基本思路。[26]¹²⁵但是同时列宁又明确指出：“这个还能从事历史上进步事业的亚洲资产阶级的主要代表或主要社会支柱是农民。”[25]⁴²⁸此论反映了列宁对亚洲资产阶级革命主体的基本认知。不仅如此，《提纲初稿》草成后，列宁曾寄给斯大林、契切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等人征求意见。面对“契切林没有很好考虑列宁关于对资产阶级和农民要加以区别的意见”，列宁明确指出：“我的提纲更强调同农民的联盟（而这并不完全=资产阶级）。”[27]¹⁰⁸共产国际二大后不久，莫斯科召开了县、乡、村执行委员会主席会议，列宁在会议发言中再次强调：“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在一切落后的东方国家里，布尔什维主义的旗帜、布尔什维主义的纲领和布尔什维克的行动方式，已经成为一切文明国家的工人和一切落后的殖民地国家的农民谋求解放的旗帜。”[8]³⁵⁶据此看来，列宁在《提纲初稿》中所要求援助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核心所指显系农民运动无疑。学者盛岳甚至认为，此一见解是“列宁起草并为一九二〇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的基础”。[28]¹⁴

概言之，列宁援助落后国家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主张，其实主要指向援助落后国家的农民运动。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列宁的《提纲初稿》与罗易的《补充提纲》少有差异。荷兰代表怀恩科普似已隐约意识到此点。他在会上指出，列宁和罗易提纲的精神“完全一致”，“就是要求我们支持群众性的民族革命运动”。[15]²⁴⁵

四、分歧弥合与理论形成

罗易的《补充提纲》在大会上受重视，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列宁的虚怀若谷。[7]^394-395罗易的《补充提纲》先经列宁修改，然后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上讨论和修改，最后经大会讨论并修改通过。列宁对《补充提纲》的修改主要针对罗易在革命理论方面的阐述，[5]⁷⁴具体内容即删改罗易“反对共产国际支持民族革命运动的言论”。[2]其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修改则主要针对罗易关于殖民地解放是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前提的绝对化表述。如将“不摧毁殖民帝国，推翻欧洲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可能的”一语，改为“消灭殖民统治并同时在宗主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就能推翻欧洲的资本主义制度”。[5]⁷⁶

从根本上看，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对《补充提纲》的删改，重点即模糊《提纲初稿》与《补充提纲》之间的原则性分歧，实现彼此“充分的协调”。[5]⁷³其中所体现的，一方面固然是对《提纲初稿》中策略的维护，另一方面也表明共产国际对《补充提纲》中有关“各殖民地国家中各种社会力量的相互关系”的分析的认同。而此种修改能够得到大会认可、让罗易接受的关键，还在于二者在援助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或者说支持农民运动方面的根本一致性。

列宁在《提纲初稿》中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称为“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或“资产阶级民主民族运动”。尽管其中并未明言民族运动隶属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原因，但其开篇即言：“资产阶级民主由它的本性所决定的一个特点就是抽象地或从形式上提出平等问题，包括民族平等问题。”[8]¹⁶⁰此中隐含的逻辑为：民族平等、民族自决等要求是政治民主的重要内容[29]²⁶⁰和“一般民主的基本原则”，[30]²⁰⁴所以民族革命运动自然属于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但是，在经过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讨论后，列宁的这一逻辑发生重要改变，农民因素开始凸显。

列宁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中指出，委员会讨论后，一致决定“不提‘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而改提民族革命运动”，因为“落后国家的主要居民群众是农民，而农民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关系的体现者”，故“任何民族运动都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在此基础上，列宁更进一步申论，无产阶级政党“不同农民运动发生一定的关系，不在实际上支持农民运动”就能在落后国家实行共产主义策略政策的观点是“空想”。[8]^230-231此论在强调农民运动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同时，更明确指出必须同农民发生关系、支持农民运动才有可能在落后国家实行共产主义政策，本质上是对罗易将工农群众运动视为与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对立的观点的纠正，更是对罗易观点中支持工农运动思想的认可。而这一改动所达到的效果，是列宁“用术语上的让步换取了罗易在战术上的妥协”。[31]⁴⁹³

如果说对罗易《补充提纲》的修改模糊了列宁、罗易二者主张之间的鸿沟，那么列宁所作《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则很好地弥合了二者在主要观点上的分歧，达成了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策略问题上支持农民运动或者说工农运动的共识。与此同时，罗易虽然对印度等东方殖民地国家社会力量分化程度的判断明显有失偏颇，在《补充提纲》中更将之绝对化为东方国家的普遍情况。[15]²⁰⁶但在当时，西欧、苏俄马克思主义者对东方国家情况普遍缺乏了解，罗易虽是因其在墨西哥成立了“俄国之外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而由鲍罗廷力荐作为代表团团长赴莫斯科，[31]²¹²但在莫斯科却是以“列宁特邀的来自新大陆的‘东方贤人’”[31]³⁰⁹“英属印度的代表”[15]²⁰⁵身份闻名于共产国际的。因此，罗易对殖民地问题的认识，难免对共产国际产生影响。列宁即明确指出，罗易的提纲“主要是根据印度和亚洲其他受英国压迫的大民族的情况写成的”。[8]²³⁰此言意味着列宁对罗易在印度、中国等国家社会力量相互关系方面的判断表示赞同，这也是《补充提纲》得以通过的根本原因。

五、结语

综上，共产国际二大形成的民族殖民地理论自有其逻辑架构，具体由针对拥有工人政党的国家、没有工业无产阶级的落后国家和工业无产阶级已经出现的殖民地国家三方面的不同策略构成。简而言之，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较发达的殖民地国家和地区、落后的殖民地国家和地区，三者构成共产国际在处理世界民族问题上的基本分类。

抛开完全资本主义国家不论，对于资本主义前的关系占统治地位的落后国家和民族，列宁主张“特别援助”它们中“反对地主、反对大土地占有制、反对各种封建主义现象或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运动，竭力使农民运动具有最大的革命性，使西欧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与东方各殖民地以至一切落后国家的农民革命运动结成尽可能密切的联盟”。[8]¹⁶⁴对工业无产阶级已经出现的殖民地国家，罗易则主张在其革命的初期阶段，“推行列有许多小资产阶级改良项目的纲领，如分配土地等等”。[4]¹²¹也就是说，无论在何种殖民地国家，革命的主要方式或者说首要目标均为农民运动，这也是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农民运动飞速发展，并成为影响大革命成败主要因素的理论根源。不仅如此，援助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本质上指向农民运动，隐含了在农民与非农民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之间的取舍，对中国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与国共统一战线之间的矛盾，不仅埋下了肇因，更隐示了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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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美]费正清，[美]费维恺，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下）[M].刘敬坤，叶宗敭，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27]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

[28] [美]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亲身经历）[M].奚博铨，丁则勤，译.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

[29] 列宁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30] 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教研室，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民族问题著作选[M].增订本.北京：中央民族学院科研处（内部发行），1985.

[31]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编.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8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