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纪初，东方和西方分处民族运动发展的第一趋势时期和第二趋势时期，亚洲进入民族民主革命时期，西欧进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时期。在世界革命将在西欧国家爆发并解放所有民族的观点主导下，列宁以西欧对民族问题的政策应服务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利益为原则，以反对资产阶级分裂工人的民族主义为立足点，制定了“无产者联合”这一囊括东方在内的解决世界民族问题的根本政策。其后，东方民族革命地位的上升和列宁对社会主义革命的重新诠释，“劳动者联合”在俄国革命和处理俄国民族问题中的实践，巩固苏维埃政权的需要等，共同促使“劳动者联合”取代“无产者联合”成为列宁处理世界民族问题的根本政策，并最终在共产国际二大上形成系统理论和纲领性文件。“劳动者联合”成为共产国际指导解决世界民族问题的最重要、最根本原则。
关键词：列宁；民族问题；民族政策；“无产者联合”；“劳动者联合”；共产国际；
1920年12月，列宁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作报告时指出，共产国际为东方各民族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从《共产党宣言》的观点来看“是不正确的”，但从“现在的政治情况”来看“是正确的”。[1]73-74实际上，“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的说法是在“东方各民族”视角下的表述，在当时列宁关于世界民族问题的论述中，“劳动者联合”也就是“工农联合”是更频繁的表达。列宁报告的这一内容，极为典型地鲜明地反映了他在民族问题根本策略上由“无产者联合”向“劳动者联合”的转变。两个联合的根本区别在于，“无产者联合”本质上是西方民族问题与无产阶级革命问题结合后的解决方案，“劳动者联合”则是包括殖民地问题在内的世界民族问题，也即不同发展程度的民族问题和世界革命问题融合后的应对策略，内蕴着在近代世界历史上和马克思主义中均多少存在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和东西方民族都是历史主体的观点的对立。这一转变的发生，是各方面复杂因素影响下的时代产物，也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大贡献，奠定了共产国际指导落后国家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理论基础，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学界有关列宁民族理论的研究汗牛充栋，在《共产党宣言》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是否可改译为“所有国家劳动者，联合起来！”的问题上也争议颇多。其实，可否改译并非一个见仁见智的简单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已经出现过的实践问题。考虑到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情况，列宁的民族政策呈现出由“无产者联合”向“劳动者联合”的转变，而有关于此的研究暂付阙如。本文拟从马克思主义视域下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在解决民族问题上的根本原则、根本策略入手，深入剖析列宁民族政策发生这一根本转变的曲折历程和各方面影响因素。
一、对民族问题的政策服务于阶级斗争
民族问题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而言均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就一般意义上来看，双方在对待民族问题上存在类似乃至相同的提法。无产阶级主张民族平等、自由等自不必言，资产阶级同样经常打出民族平等、自由的旗号，但从根本上看，相同主张背后有着不同的实质、目的和原则。
资产阶级倡导“民主制”，是为了“消灭阶级斗争”，保持对其他阶级、其他民族的压迫和剥削。为此，资产阶级往往“抽象地、笼统地、‘无条件地’、从‘全民’利益的观点，甚至从永恒的绝对的道德原则的观点来提出自己的一切政治要求”。[2]220有关民族问题的要求作为民主要求的内容之一同样如此，“任何资产阶级在民族问题上都希望本民族享有种种特权，或者为本民族谋取特殊利益”。[3]241
以笼统、抽象的说法掩盖自身阶级意图、阶级利益，是资产阶级在民族问题上的各种口号具有的一般特征。列宁在驳斥“民族文化”观点时提到，每个民族都有资产阶级文化，且资产阶级文化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所以“笼统说的‘民族文化’就是地主、神父、资产阶级的文化”。[4]126在“民族平等”问题上，资产阶级“口头上承认民族平等”，行动上则暗中维护民族特权，“力图为‘自己的’民族（即为本民族的资产阶级）获得更大的利益”。[4]250在为共产国际二大所拟《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列宁开篇便称，资产阶级民主的本性决定其特点就是“抽象地或从形式上提出平等问题，包括民族平等问题”，资产阶级倡导的“绝对平等”不过是“反对消灭阶级的斗争工具”。[5]163
对民族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主要着眼于反对民族间存在的压迫、剥削等“暴力或非正义”，[2]90致力于实现各民族工人的平等、团结，希望用一个“不容许有任何特权，不容许有任何人压迫人的现象的世界”来代替“充满民族压迫、民族纷争或民族隔绝的旧世界”。[6]140不难看出，民族问题实质是一个发展问题，是由于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不平衡而出现的民族间的压迫、剥削问题。不同民族处于不同时期、不同阶段，面临不同情况，在解决民族问题上的原则、任务也有所不同。
因此，列宁始终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分析任何社会问题时都“绝对要求”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3]232在解决一切民族问题时，不能“从抽象的原理出发”，而要从“具体的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现象出发”，[5]232不能去“玩弄法律上的定义，‘杜撰’抽象的定义”，而应当研究“民族运动的历史—经济条件”。[3]228从“历史—经济”视角探讨民族问题，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根本立足点。
一方面，列宁对建立民族国家“最深刻的经济因素”进行了剖析。[3]228列宁认为，因为“人类商业交往的主要工具是语言”，所以民族不是文化或者命运共同体，而是“语言共同体”。[4]293,295商品生产的不断发展要求资产阶级“必须夺得国内市场，必须使操同一种语言的人所居住的地域用国家形式统一起来，同时清除阻碍这种语言发展和阻碍把这种语言用文字固定下来的一切障碍”，也就是要“建立最能满足现代资本主义这些要求的民族国家”，而民族国家对整个文明世界都是“资本主义时期典型的正常的国家形式”，是“保证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好的条件”。[3]227,228,231另一方面，列宁在充分考虑到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的前提下，对不同地区在民族问题上的不同阶段、不同任务进行分析，总结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民族问题的两种历史趋势：其一，民族意识觉醒和民族运动兴起，反对民族压迫，民族国家建立；其二，民族交往发展和频繁，民族隔阂消除，资本、政治、科学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第一种趋势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占“主导地位”，第二种趋势则标志着资本主义已经成熟并正在“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化”。两种趋势是“资本主义的世界性规律”，[4]129对应着西欧和其他地区。
西欧在1789—1871年是“民族运动以及建立民族国家的时代”，随后形成资产阶级国家体系，这时的资产阶级国家通常已是“单一民族国家”，[3]237民族成分单纯使得“民族不平等这种特殊的政治现象”所起作用很小。[7]367-368作为民族问题已基本上解决的地区，西欧处于民族运动发展的第二趋势时期。与之相比，亚洲是另一个极端，大部分国家或者处于“殖民地的地位”，或者“是一些极不独立和备受民族压迫的国家”。[3]2301905年俄国革命后，民族民主革命“席卷了整个亚洲”，[6]160土耳其、印度、中国相继爆发民族革命运动，开始步入民族运动发展的第一趋势时期，东方“走上了西方的道路”。[8]428也就是说，亚洲、西欧分别处于民族运动发展的第一趋势和第二趋势时期，民族革命的时代在东方才刚开始，在西欧却已经结束。[4]294
“亚洲的觉醒和欧洲先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斗争的开始，标志着20世纪初所开创的全世界历史的一个新阶段。”[6]161在这一“新阶段”，亚洲和欧洲的主要任务各有不同：亚洲进入争取民族独立、成立民族国家的时代，民族问题成为突出问题；欧洲进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时代，无产阶级革命是最主要的问题。从世界革命视角来看，马克思主义者向来认为，世界革命将在欧洲发达国家爆发，且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后，一切民族就将“得到完全的解放”。[3]272-273欧洲民族运动发展第二趋势的特点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优先性、全球性，构成马克思主义者处理民族问题的前提。
列宁兼具俄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和马克思主义者两种身份，他对民族问题的主张也就兼具从俄国社会民主党任务着眼和从世界革命视角出发的双重特点：既与俄国现实民族问题息息相关，也贯穿着以西欧为中心的世界革命立场。在当时关于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上，列宁指出，资本主义发展导致民族国家诞生，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使民族内部逐渐分裂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现象“在一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都可以看到”。[9]161所有文明民族内部都分裂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两个民族”。[10]453同时，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发达的资本主义使卷入商业周转的各民族日益接近并杂居在一起，“把跨民族联合起来的资本同跨民族的工人运动的对抗提到第一位”，[3]232-233这就决定了无产阶级对民族问题的政策必须服务于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早在1903年7月，列宁就在《我们纲领中的民族问题》一书中反复表达了这一原则性观点，并将之视为马克思主义者同资产阶级民主派对民族问题提法的“区别之所在”：“应当使民族自决的要求服从的正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现在阶级的对抗已经使民族问题远远地退居次要地位了”；“我们对民族独立要求的支持，是服从于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的”。[2]220,223,225其后，列宁还多次强调，社会主义在“欧洲生活中的各种问题”中“居于首位”，“民族斗争不过居于非常次要的地位”。[6]134无产者民族问题的原则性政策“是为了反对资产阶级的实际主义”才提出的，“无产阶级认为民族要求服从阶级斗争的利益”。[3]241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不违背“马克思主义和整个社会主义的原则”的前提下，均不能否认“社会主义的利益高于民族自决权的利益”。[11]258
总体而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民族问题上的根本出发点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一致，但在根本原则上却彼此对立。一致性表现在对民族问题的政策服务于阶级利益，原则对立则表现为服务于不同阶级利益。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对待民族问题上，资产阶级的根本目的在于削弱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无产阶级的根本目的是加强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二、无产阶级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策略：“无产者联合”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解决民族问题上的根本原则是相反的，这决定了二者在根本策略上相悖：资产阶级处心积虑分化工人，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马克思主义者及其政党则坚持各民族工人团结一致，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压迫和民族剥削。
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后，在“发生任何真正严肃而深刻的政治问题时”，人们是“按阶级而不是按民族来进行组合的”。[4]139西欧各国各民族资本家“都在股份企业、卡特尔、托拉斯、工业家协会等组织中最紧密、不可分地合在一起来反对任何民族的工人”。[4]184由于东方国家多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这种反对随之扩大到东方，“针对日益强大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反动活动”，世界各国资产阶级政府“团结起来去反对一切人民运动”，包括亚洲、欧洲的一切革命。[9]162,163不仅如此，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地主更与被压迫民族的地主、神父、资产阶级联合起来，[4]62“所有的统治阶级，不仅地主，就是资产阶级，甚至最民主的资产阶级”都勾结起来对其他民族进行压迫。[3]18
在加强联合以维持剥削的基础上，资产阶级想方设法分化工人阶级力量。民族国家建立后，聪明的资产者发现，“赤裸裸的暴力是靠不住的”，[3]152于是转而开始“千方百计地想分化各民族的工人”。[6]140鼓吹各种资产阶级思想和学说成为“削弱工人阶级斗争”的重要方式，[3]152民族主义正是其中最主要的思潮。资本家和地主拼命鼓吹民族主义，“唆使一个民族的工人反对另一个民族的工人”，[4]98以“攻击‘异族人’”为借口“离间和腐蚀工人阶级”，宣传分离。[4]354这种“民族主义立场”，实质是“在本民族、在本民族工人运动的周围筑起一道万里长城”，“让一切民族、一切种族、操各种语言的无产者”无法接近和团结。[2]305
各民族工人的联合是应对资产阶级在团结基础上分化工人阶级的必然要求和根本策略。为应对资产阶级以民族主义分化工人的阴谋，一方面，列宁反复强调，无产阶级在解决民族问题上的根本策略在于把各民族工人阶级紧密团结起来。追根溯源，“工人阶级首先必须‘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是《共产党宣言》的基本观点和基本要求。[12]431903年2月，列宁在文章中称，“无产阶级应做的事情就是要把所有民族中尽可能广泛的工人群众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以便在尽可能广阔的舞台上为建立民主共和国和社会主义而斗争”。[2]89其后，列宁多次从各种角度在各种问题上表达这一观点。列宁认为，只有所有民族工人“在一切工人组织中实行最紧密最彻底的联合”，无产阶级才能“进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和捍卫自己日常的经济利益”。[6]331只有“把一切工人组织中各民族工人统一和联合起来向资本作斗争，才能使‘民族问题得到解决’”。[4]11除了各民族工人“兄弟般地联合起来以外，没有别的和更好的道路”。[3]6也正因此，“所有民族的所有一切工人组织统一起来的口号”是“特别宝贵”的口号，[6]216“无产阶级的统一”则是无产阶级在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中“最伟大的武器”。[12]115另一方面，列宁深刻剖析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裂工人的本质，并与之进行坚决斗争。列宁有关民族问题的论述，绝大部分是针对俄国、西欧的理论或实际问题的有感而发，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政策取向。总体而言，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是列宁民族理论不断丰富发展的原点。而与各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观点、口号、主张、理论、行为的斗争，均围绕反对民族主义分裂工人的意图和事实展开。如联邦制的害处在于“把独特性和隔阂合法化”，[2]248崩得民族主义是“分崩离析的策略”，[2]305“民族文化”和“民族文化自治”是“把同一民族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而把不同民族的无产阶级分裂开来”的口号，[6]215“最精致的民族主义”实质是“以民族划线分化瓦解工人事业、工人组织、工人运动”。资产阶级的民族平等其实是“鼓吹民族特殊性和沙文主义”，经常是与“鼓吹民族分裂和疏远同时并进的”。[3]152,153“保卫祖国”是现代资产阶级试图“分裂和离间工人”的虚伪借口，[12]44民族压迫政策是“分裂各民族的政策”。[3]90
在批判这些分裂工人的具体民族主义表现时，列宁从宏观上旗帜鲜明地阐明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在民族问题上的根本立场的不可调和。他明确宣称，“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这是两个不可调和的敌对口号”，这两个口号同资本主义世界两大阶级营垒相适应，“代表着民族问题上的两种政策（也是两种世界观）”；[4]128“马克思主义同民族主义是不能调和的，即使它是最‘公正的’、‘纯洁的’、精致的和文明的民族主义”。[4]136并且，他还反复要求反对劳动群众身上“民族主义情绪的任何表现”，[13]285呼吁社会主义者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各种各样的表现作斗争”，[6]215因为“不同一切民族主义进行斗争”，就不能走向无产阶级的“阶级目标”。[3]244在1913年12月的文章中，列宁对当时的情况进行了总结：“马克思主义者正在同一切形式的民族主义——从我国统治集团和右派十月党的粗暴的、反动的民族主义直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比较精致的和隐蔽的民族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他申明，觉悟的工人“反对一切民族压迫和一切民族特权”，也“反对一切民族主义”。[4]250
三、“劳动者联合”的提出
各民族工人联合也就是“无产者联合”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策略，既是《共产党宣言》的基本要求，也是对民族问题的政策服务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具体体现。在一般语境下，列宁的说法多针对西欧或俄国，但在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便能够解放所有民族的逻辑理路下，东方不言而喻地被包括在内，所以“无产者联合”也被列宁明确为解决东方国家民族问题的根本政策。[3]264-266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列宁直到1920年都承认自己对东方所知不多，[14]393但落后国家工人阶级弱小乃至尚未成形，是十分明显的事实。列宁在有关东方的论述中，往往回避使用“无产阶级”“无产者”“工人”等概念，而惯于使用“人民”“劳动者”等超阶级概念。如1907年，列宁在批判“社会主义殖民地政策”时，针对欧洲和殖民地，分别使用了“欧洲无产者”“殖民地人民”的不同说法。[10]811913年他在《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中也称，“亚洲数亿劳动者，却有着一切文明国家里的无产阶级做他们的可靠的同盟者”。[6]166亚洲“劳动者”、文明国家“无产阶级”，东西方差别彰显无疑。并且，列宁在论述中国的文章中更明确强调，亚洲民族、民主运动的“主要代表或主要社会支柱是农民”。[8]428
落后民族或者说东方民族与西欧国家处于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政治经济情况和阶级构成，所以只有在解决欧洲问题便能解决世界民族问题的前提下，“无产者联合”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策略才能够自洽。随着世界革命形势发生变化、列宁对社会主义革命的重新诠释和苏维埃俄国的建立，“无产者联合”作为解决世界民族问题的根本策略逐渐显得不合时宜，“劳动者联合”应运而生。
第一，落后国家民族革命重要性不断提升和列宁对社会主义革命的重新诠释是提出“劳动者联合”的基本前提。
一战爆发后，列宁开始认为，把“民族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是帝国主义战争时代“基本的、最本质的和必然的现象”，[15]259世界民族截然两分，以往一视同仁的理论视野自然需随之改变，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战争“不可避免”，[7]6并能“‘反过来影响’欧洲”，[6]3东方民族战争也就值得特别关注和重视。在1915年10月的演讲中，列宁高度评价了“东欧和亚非殖民地的落后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认为其具有“重大的世界历史意义”。[15]69在同月所撰《革命的无产阶级和民族自决权》一文中，列宁则呼吁，“应当把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同民族问题的革命纲领联系起来”，“应当把被压迫民族的工人同压迫民族的工人的团结一致和打成一片摆到首位”。[15]78,81西欧民族问题已经解决，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和民族问题革命纲领，显然分别指向西欧和被压迫民族，而大部分被压迫民族的革命主力并非工人。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同民族革命纲领联系起来、被压迫民族工人同压迫民族工人联合起来的主张，体现了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革命地位的上升，却也折射出不同性质革命相联系与笼统强调工人联合之间的不协调。
1916年初，列宁调整了其观点，根据具体情况划分了三大类国家，规定了各类国家对民族自决应持的态度：资产阶级民族运动已结束的西欧国家应支持民族自决；民族运动特别发展和民族斗争特别尖锐的东欧国家的特别困难而重要的任务，“就是把压迫民族的工人和被压迫民族的工人的阶级斗争汇合起来”；对于民族运动刚刚开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要立即承认自决权，解放殖民地，另一方面要“最坚决地支持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最革命的分子”。[15]262-263
由之前笼统强调工人联合，到此时区分不同类型国家，尤其主张支持落后国家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革命分子，这一政策和话语的调整，体现了列宁对之前与不同斗争相联系前提下笼统要求工人联合的反思，也昭示了民族政策的发展趋向。
随着形势发展，西方革命渐露颓势，东方民族革命风起云涌。1919年11月，列宁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指出，东方民族过去是“帝国主义国际政治的客体”，其存在“只是为了给资本主义文化和文明当肥料”，“完全处于历史的进步之外”。但在20世纪，东方民族不再扮演以往“消极的角色”，因为帝国主义战争“唤醒了东方”，东方各民族“不再仅仅充当别人发财的对象而参与决定世界命运的时期到来了”。[16]327
在充分认识国际国内形势、东方民族觉醒的事实和东方民族革命重要性的基础上，列宁一方面对世界革命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内涵进行了重新诠释，认为其不再仅仅是“无产者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斗争”，而“将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一切殖民地和国家、一切附属国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16]327另一方面则对共产主义事业成功的条件进行了新的说明，认为俄国人开创的事业固然“将由英国、法国或德国的无产阶级来巩固”，但“没有各被压迫殖民地民族的劳动群众的援助，首先是东方各民族的劳动群众的援助，他们是不能取得胜利的”。[16]329社会主义革命内涵被重新界定后，殖民地半殖民地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巩固社会主义事业需要西欧无产阶级，而没有东方劳动群众社会主义事业便不能取得胜利。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和东方民族革命、西方工人和东方劳动者在世界革命中均不可或缺，“劳动者联合”呼之欲出。
第二，工农联盟在俄国革命和处理俄国民族问题中的重要作用是提出“劳动者联合”的实践基础。
在列宁关于俄国革命的设想中，俄国经济落后，需要先进行民主革命，然后才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在1905年俄国革命时，列宁就已经充分认识到“资产阶级不能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17]82要进行彻底民主革命只能依靠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农民是“工人在革命中的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同盟者”。[18]100在1910年的文章中，列宁更将“农民资产阶级革命”作为俄国革命的“一个主要特点”，[19]20彰显了农民在俄国民族民主革命中的重要地位。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均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二月革命后的俄国是“无产阶级—农民共和国”。[20]471十月革命后，列宁多次总结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率先取得胜利的原因，其中“无产阶级同农民的特殊关系便利了从资产阶级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俄国的落后使得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与农民反对地主的革命独特地结合了起来”便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两点。[21]355-356
苏维埃俄国成立后，工农联盟即“劳动者联盟”成为列宁处理国内民族问题的根本政策。1917年11月，列宁在全俄海军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讲话称，俄国是否分裂成单独共和国不足为惧，“重要的不在于国界划在哪里，而在于保持各民族劳动者的联盟”，“只有各国劳动者的社会主义联盟才能消灭民族迫害和民族纠纷的一切根源”。[11]116,1171918年初，列宁在以立宪会议名义提出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中也指出，立宪会议力求建立俄国“各民族劳动阶级”自由、自愿的“更加紧密和巩固的联盟”，立宪会议只规定根本原则，具体由各民族“工人和农民在自己的全权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独立决定”。[11]232-2331918年3月，列宁为联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草拟的党纲草案草稿中列出了巩固和发展苏维埃政权的十大要点，第一点就是“把受资本主义压迫的被剥削劳动群众联合和组织起来”。列宁还明确解释道：“被剥削劳动群众，即工人和贫苦农民（半无产者）。”[22]671919年2月，列宁就《俄共（布）纲领草案》中关于民族关系的条文提出意见，要求夺得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坚定不移地真正使各民族的工人和农民在他们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相互接近和打成一片”。[23]101同年3月，列宁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纲报告的总结发言中再次强调：“我们力争实现一切民族的工人和农民的自愿联盟。”[23]167
第三，巩固苏维埃政权是提出“劳动者联合”的现实目标。
十月革命后，列宁依然坚信，“对社会主义取得最终胜利的一切希望”都以欧洲社会主义革命“一定会到来”的“信心和科学预见为基础”，[11]252“把一切希望寄托在欧洲社会主义的胜利上”是“毋庸争辩的、哲学的历史的真理”。[11]414不过，欧洲革命“根本无法估计”什么时候能爆发，[11]252“保存社会主义共和国”成为列宁眼中“更高的利益”，[11]258甚至是“高于一切的”。[11]261
在维护和巩固苏维埃政权的立场上，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固然能够一劳永逸，而东方民族革命同样大有裨益，这成为俄国对外政策的重要方向。1917年6月在探讨俄国对外政策时，列宁指出，觉悟的无产阶级在“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中的同盟者，是“欧洲各被压迫阶级，首先是无产阶级；还有就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各个民族，首先是同我们邻近的亚洲各个民族”。随后他又具体设想，“现在如果能够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工农结成真正革命的联盟”，赶走帝国主义者，就能够使德国、英国等帝国主义国家都“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24]310革命联盟主体包括觉悟的无产阶级和欧洲被压迫阶级首先是无产阶级、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工农，劳动者联盟主张雏形已现。1918年7月，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和工会联席会议上指出，俄国无产阶级的“迫切任务”是保住政权，保住“社会主义的火炬”。[25]88月，他又在讲话中表示，“我们将在各国工农的援助”下完成自己的任务。[25]741919年7月在回答美国合众社记者的问题时，列宁也提到，“对于一切民族，包括美国和日本在内，我们今后的政治目的和经济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毫无例外地同一切国家的工人和劳动者结成兄弟联盟”。[16]110-111从“我们”也即俄国苏维埃政府角度倡导劳动者联盟，彰显了列宁维持苏维埃政权这一基本出发点。
四、世界苏维埃联盟与“劳动者联合”
鉴于“劳动者联合”的重要性，列宁积极将这一主张作为处理民族问题的普遍性、世界性经验加以推广。1919年11月，列宁在《致土耳其斯坦共产党员同志们》中指出：“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对以前受压迫的弱小民族的态度，对于全亚洲，对于世界上所有的殖民地，对于千千万万的人，都具有实际的意义。”[16]299苏维埃共和国对弱小民族的态度，也就是苏维埃处理国内民族问题的经验，即各民族劳动者联盟。同年底，列宁在《为战胜邓尼金告乌克兰工农书》中也称，“劳动的利益”要求各国、各民族劳动者“最充分的信任和最紧密的联合”，[26]44“我们力求实现世界各民族工农的紧密团结，力求使它们完全合并成为一个统一的世界苏维埃共和国”。[26]47他在文章结尾提出，希望俄国共产党和乌克兰共产党给世界劳动者作出“不同民族的工人和农民可以结成真正巩固的联盟”的榜样。[26]511920年5月在《致印度革命协会》中，列宁专门针对东方国家指出：“只有在印度、中国、朝鲜、日本、波斯、土耳其的工人和农民携起手来一起进行共同的解放事业的时候，彻底战胜剥削者才有了保证。”[5]111
这些说法大抵仍是列宁以俄国苏维埃政权领导人和社会民主党领袖的立场，对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和各民族工农的期待、倡议、劝导，具有建议性，缺乏正式性、纲领性、权威性。“劳动者联合”正式成为解决世界民族问题的根本策略，殖民地被压迫劳动群众与西方无产阶级真正具有对等意义的重要作用，还是始于共产国际二大。在共产国际二大上，“民族殖民地理论”正式形成并成为共产国际指导世界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
在共产国际成立之初，列宁就指出，共产国际的成立是“国际苏维埃共和国即将诞生的前兆，是共产主义即将在国际范围内取得胜利的前兆”。[25]506在共产国际一大上的报告中，列宁还强调，只有“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保证公民不分性别、宗教、种族、民族一律平等”。[25]493在共产国际二大的文件、报告中，列宁对国际苏维埃的构想有了更具体的规划，对苏维埃政权的形式也有了新的拓展。列宁具体规划了实现各民族劳动者“走向完全统一”的途径——“联邦制”，即各苏维埃的联邦制联盟。[5]165在综合考虑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情况的前提下，列宁一改将苏维埃政权等同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为落后国家提出了农民苏维埃、劳动者苏维埃的设想。在《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中，列宁将在各非资本主义国家成立农民苏维埃或劳动者苏维埃，作为“现在最重要的任务之一”。[5]224-225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上所作的报告中，他也将“普遍宣传建立农民苏维埃、劳动者苏维埃”作为各国共产党和准备建立共产党的人“责无旁贷的义务”。[5]235
工人苏维埃不再是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唯一模式，落后国家同样可以通过建立农民苏维埃、劳动者苏维埃走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发达国家的工人苏维埃和落后国家的农民苏维埃殊途同归，对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推动或许在程度、缓急等方面存在差异，但均是列宁设想的世界苏维埃共和国的一部分。发达国家的工人和落后国家的农民、劳动者在理论上具有了对等地位，同属于世界苏维埃联盟的主体，工农联盟也就成为其内在要求。
从整体上看，列宁为共产国际二大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无论从题目上还是内容上均体现了先进国家、落后国家在民族问题上的并列和联合劳动者的意图。殖民地问题即被压迫民族问题，属于民族问题的一部分，文件题目中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看似同义反复，实则分别指向发达国家的民族问题和落后国家的殖民地问题。初稿全文共12条，前8条阐述“时代背景、基本原则、‘世界革命胜利后政治组织形式的方案’等”。第9、第10条具体阐述“已经完全是资本主义的、拥有真正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工人政党的国家”在民族问题上的策略。这些国家处于民族运动发展第二趋势时期，民族问题已基本解决，主要任务是同资产阶级、第二国际等在民族问题上的错误思想、主张进行坚决斗争。第11、第12条具体阐述“封建关系或宗法关系、宗法农民关系占优势的比较落后的国家和民族”在民族问题上的策略。这些国家尚处于第一趋势时期，共产国际在这些国家的任务是“帮助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尤其要“特别援助”这些国家的“农民运动”，用建立劳动者苏维埃等方法在这些前资本主义的关系占统治地位的国家运用“苏维埃制度”的基本原则。[27]
不仅如此，列宁在共产国际二大上还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强调了世界劳动者联合的极端重要性。从共产国际视角而言，“共产国际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全部政策，主要应该是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为共同进行革命斗争、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而彼此接近起来”，“消灭民族压迫和不平等的现象”。从“世界资产阶级反对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这一世界政治中一切事变必然围绕的“中心点”来看，俄罗斯苏维埃必然需要“一方面团结各国先进工人的苏维埃运动，另一方面团结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一切民族解放运动”。[5]164在帮助落后国家开展民族运动方面，必须“使西欧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与东方各殖民地以至一切落后国家的农民革命运动结成尽可能密切的联盟”。[5]167从共产国际二大的意义来看，“把资本主义国家、先进国家的革命无产者”同“没有或者几乎没有无产阶级的国家的革命群众，同东方殖民地国家的被压迫群众团结起来了”是其重要意义之一。[5]224从落后国家的非资本主义发展前途来看，先进国家无产阶级帮助落后国家的劳动群众、无产阶级政党支持农民运动，是在落后国家实行共产主义策略和使落后国家突破目前发展阶段的充分条件。[5]235-236
如果说《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题目中民族、殖民地的并列，文件内容中完全资本主义国家、比较落后国家的并列，建立国际苏维埃联盟中工人苏维埃与农民苏维埃、劳动者苏维埃的并列，体现了列宁此时将世界民族问题一分为二的思路，那么先进国家无产阶级与落后国家劳动群众、被压迫群众、农民群众的联合则反映了新的世界革命内涵下列宁民族政策的融合统一。《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最终在共产国际二大上通过，并形成《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决议》。这成为共产国际指导世界民族问题的纲领性文件和根本原则，为落后国家和民族摆脱压迫、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指明了方向，极大推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
五、结语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民族问题始终是与阶级斗争的过程相伴随的。民族运动发展的第一趋势时期，对民族问题的政策服务于资产阶级对封建主义的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彻底战胜封建主义的时代是同民族运动联系在一起的”。[3]227第二趋势时期，对民族问题的政策则需要服务于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东方和西方由于发展阶段不同呈现出分处两个时期的割裂式反差，对民族问题的政策在东、西方应服从不同阶级利益。不过，世界革命将在西欧爆发并取得胜利从而解放全人类的观点造成马克思主义者对东方的普遍轻视乃至忽视。列宁在明知落后国家民族民主运动的主体是农民、有觉悟的无产阶级尚未成形的前提下，依然将“无产者联合”作为解决包括东方在内的民族问题的根本策略，就是此种逻辑和思路的体现。
在列宁有关民族问题的论述中，西方、东方也即发达国家、落后国家是较笼统、随意的分类，西欧、东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是较全面、正式的分类。以俄国为主要代表的东欧国家在生产关系上大致兼具西欧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特点，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保留着封建制度的大量残余。[16]67这种特点决定了工人、农民既是俄国社会的主要群体，也是俄国革命的基本动力。工农联盟在俄国革命中发挥关键性作用后，又成为处理苏维埃政权民族问题的根本策略。历史发展的事实证明了工农联盟在解决革命问题、民族问题上的重要性和正确性，这构成了列宁将工农联盟适用于解决世界革命问题、世界民族问题的实践性基础。维持苏维埃政权要求削弱帝国主义，转移帝国主义对苏维埃政权的注意力，主要措施不外两端：或者在帝国主义国家本土发动工人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或者在其殖民地发动广大农民进行民族民主革命。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虽然令人期待，但未能如期而至。相反，东方民族革命此起彼伏，令人瞩目。在这一背景下，列宁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内涵进行了重新界定，将无产者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和殖民地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作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两大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内涵取代了过去带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传统观点，西方的工人和东方的劳动者（主要是农民）开始共同构成世界革命的动力。最终，在各方面因素的合力下，“劳动者联合”即“工农联合”取代“无产者联合”，成为新的世界革命视野下解决世界民族问题的根本性、普遍性政策。
参考文献
[1]列宁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列宁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3]列宁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4]列宁全集：第2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5]列宁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6]列宁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7]列宁全集：第2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8]列宁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9]列宁全集：第1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10]列宁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11]列宁全集：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12]列宁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13]列宁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14] [印度]M.N.罗易.罗易回忆录：下册[M].山东师范学院外文系，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15]列宁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16]列宁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17]列宁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18]列宁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19]列宁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0]列宁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1]王学东，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9卷[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
[22]列宁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3]列宁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4]列宁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5]列宁全集：第3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6]列宁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7]杨泰龙.马克思主义民族殖民地理论名实问题析议[J].民族研究，20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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