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9月28日-10月2日，第二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北京召开。

中国共产党四大以后，全国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全国规模的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的爆发，更把全国革命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在革命日趋高涨的形势下，随着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引起资产阶级的极大惊恐，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活动也愈加猖獗。戴季陶主义的出现和廖案的发生，使革命统一战线内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愈加尖锐，革命形势出现新的危机。

为了总结以来的革命斗争经验，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和壮大党的组织及工农群众运动，确定今后革命运动的斗争方针，中国共产党于1925年9月28日至10月2日在北京召开了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也称“十月扩大会议”。

会议指出农民与革命的关系，提出农民土地问题。会议明确指出：只有“引起农民群众来参加革命运动，才能对于帝国主义和军阀给以重大的打击。”会议提出了党对农民问题的基本主张是：(1)没收地主土地，提出“耕地农有”的口号。指出：“应当没收大地主军阀官僚庙宇的田地交给农民”，“没收土地的问题是革命中的重要问题。假使土地不没收交给农民，假使几万万中国农民因而不能参加革命，政府必定不能巩固政权，镇压军阀的反革命。”会议认为“如果农民不得着他们最主要的要求——耕地农有，他们还是不能成为革命的拥护者。”认为，“耕地农有”是解除农民困苦的根本办法。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文件。(2)巩固工农联盟。会议强调：“我们要能和农民结合巩固的同盟，才能尽自己的历史上的职任。”(3)组织农民，在乡村中发展党的组织。会议提出要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要实行农民的乡村自治，直接参加乡村自治机关的普选工作。指出：“我们的根本责任，不但在于组织农民和给他们以思想上的指导，而且要在农民协会、协作社、农民自卫军之中，巩固我们党的组织。”

会议提出扩大中国共产党为群众的党。会议重申要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指导者，是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的指导者，应当指示群众以前进的道路，应当提出政纲，使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革命的智识阶级——能够有所根据而向前奋斗，力争国内革命民众政权的实现和中国的统一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而独立。”要求“组织我们自己的同志发展巩固我们党的组织”，“须设法使革命的分子加入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问题议决案》指出，五卅运动以后的斗争形势是前所未有的，“使中国共产党特别要注重对于无产阶级斗争的指导和引导他们参加民族解放运动”，党在民族革命运动高潮面前，首要的任务是要扩大自己的党——吸收无产阶级及先进的知识分子，在统一战线中要“特别注意形成我们党的组织，才能扩大这一联合战线，巩固与国民党左派的合作。”会议强调要把“我们的党变成真正群众政党的组织，才能巩固我们对于工人阶级斗争的指导地位，对于这民族革命的领袖的指导地位。”会议还决定“中央之下应有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及军事运动委员会(后改为军事部)”。同时决定加强中央对北方工作的指导。

会议总结了自五卅运动以来的斗争经验，确定了党在革命高潮中领导工农群众运动的方针，讨论了当前形势和党的任务、国共两党关系、党的组织和宣传工作、党的军事工作、农民土地等问题。这是中共中央决议中第一次提出农民土地问题。会议通过了《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关系议决案》等文件，发表了《告农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