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系以后，无线电系（1956年改称“无线电电子学系”）一直得到国家电子工业、国防通信事业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克难关，迎挑战，发展迅猛。无线电系主要负责人孟昭英、常迵、李传信、吴佑寿等老师与这些主管部门的决策者相互熟识、心曲相通，这些部门对无线电发展高度重视。张克潜时任电真空教研组主任，遇到问题会前往位于北京万寿路的机械工业部十局（四机部和电子部前身），一进大院，就直奔王士光局长的办公室，二人针芥相投，促膝畅谈，探讨如何发展电子事业。王诤将军专门把张克潜他们请去讨论如何发展雷达工业。那时中国尚无雷达工业，而王诤对美国各种雷达的型号一清二楚，了如指掌。他还专门邀请张克潜等人赴西安开会研制新型雷达。国防科委亦如此，从主管电子工业的十四院四局局长李庄直到参谋，无不相互投契，无线电系所获项目均由他们直接下达。

1961年、1962年，解放军地空导弹部队接连击落美国P2V低空侦察机、U2高空侦察机，发现机身中的电子对抗装置的发射管是宽频带的周期磁场永磁聚焦行波管。一个星期天，李庄局长亲赴清华，将行波管带来，找到李传信，他们立即将张克潜请到系办公室。最后敲定由无线电系研制此类型号的行波管。此前，张克潜在指导学生毕业设计时，已观察到行波放大效应。在此基础上，两年以后终于研制成功，通过了鉴定。此后无线电系又与北京电子管厂合作立项研制出金属陶瓷周期聚焦行波管，用于应答式干扰机，相关技术应用至今。无线电系从无到有、从小到大，1952—1966年迅速发展，一跃成为全校最大、学科齐全的系，主要方向有雷达、通信、电视、微波天线、电真空和半导体等。

在陈列室，张克潜指着文物、照片娓娓道来：“……这是击落的U2高空侦察机的金属陶瓷行波管……这几个由无线电系自主研制的器件，如今还在生产。这是微波天线教研组研制的参量放大器。”

“这张审阅绵阳分校设计图纸的相片里右边这位是党委副书记胡健，后面那位是绵阳分校建筑的设计师，中间戴眼镜的是蒋南翔校长。最右边照片中的器件是绵阳时期的主要研究成果正交场放大器。”追忆往事，张克潜提及绵阳。

文革开始后，1969年-1971年无线电系搬迁至四川绵阳，成为清华大学绵阳分校。1971年11月，张克潜随电真空教研组前往四川绵阳，他受命组织搬迁工作。全体教职工将所有研究设备包括大型真空炉等仔细拆卸、装箱、编号，用卡车驮运到清华园火车站，不远千里运抵绵阳。整个搬迁过程耗时两个月，“连一颗螺丝钉也没落下”。到达绵阳后，基建已基本竣工，成片房子的一砖一瓦都凝结着无数师生的汗水。   

绵阳分校时期长达十年，对于无线电系发展却尤为关键。在极其艰苦条件下，张克潜与所有师生奋发蹈厉，困知勉行，一起重建实验室，制定教学方案，攻克科研难关，为数字通信、雷达、半导体、激光、计算机等科技领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时，这些领域或崭露头角，或蓄势待发，或初露锋芒，为日后的大发展迎来一片曙光。当今网络科技依托微电子、数字化、光纤三项基础科技，无线电系均占先机，绵阳分校时期不可或缺。究其原因，张克潜谈到这一时期的两个“得益”。一是得益于绵阳、成都地区的军工企业众多，有利于学校与工厂紧密结合。张克潜经常带学生去成都入厂实习并展开教学，同时与工厂技术人员并肩携手，试制产品、解决实际问题。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技术能力如虎添翼，学术水平日就月将。二是得益于系图书馆在绵阳继续保留，这一优良传统发挥了巨大作用。图书馆订阅国外最先进的杂志《无线电工程学会》、《物理评论》、《电子》等，持之以恒，从未间断。尽管那时国家处于闭塞、隔绝状态，但通过图书馆的杂志、图书，他一直追踪国外相关领域的最新动态。结合正交场放大管研制实践，他不断提高学术水平，撰写出论文《具有切断区的注入式正交放大管的小信号理论》（刊于《电子学报》）。光阴似箭，岁月如梭，绵阳时期渐渐落幕。随着教学向纵深开展，科研不断结出硕果，张克潜与整个无线电系即将迎来崭新的发展时代。

时代迎发展 发展重在人

文革结束不久，1978年秋张克潜先期回到北京，迎接恢复高考后电真空专业的第一批新生。同时参与研究生招生工作。1979年五一前后，清华绵阳分校全部迁回北京。回京后的日子，一度上下交困、步履维艰，工作场所仅有几间小屋，条件简陋。吴佑寿任系主任时，很快恢复了东主楼区域，即当初在孟昭英、李传信领导下，张克潜与建筑系的建筑师一起规划设计的东主楼九区、十区、十一区。

回京后，科研教学工作出现转向、突破：从微波发展到光，从模拟通信发展到数字通信，从分离元件发展到小规模集成电路，直至大规模集成电路。电真空教研组也开始探索新方向，部分教研工作向周炳琨领导的激光组靠拢，转向声光领域，张克潜开始推进声学研究。

在国际学术交流方面，文革前已有基础。当时风气学习俄文为主，但李传信坚持主张教学中不能放弃英语，时常测试青年教师英语，长期订阅英文杂志。张克潜认为，此举足显李老师的远见卓识。他更身体力行，博览杂志、书籍，了解国外从事大功率微波研究的国际著名专家教授，虽因隔绝未曾谋面，但深谙他们的学术成果、见解主张。1964年张克潜首次出国，赴巴黎参加微波管国际会议，会上与那些著名专家、学者相逢，如英国伦敦大学艾瑞克·艾什等，顿觉一见如故、形同莫逆。文革结束，国际学术交流恢复。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张克潜再度出访，首访美国，开始了广泛的国际交流。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迎来世界银行贷款，进口了网络分析仪、频谱分析仪、全套的微波发生器、图象计算机，直至个人计算机，实验室水平大为提高。

1978年下半年，研究生招生工作开启。“育才造士，为国之本”，招揽人才刻不容缓，最初招收到林行刚等一批研究生。张克潜多次访问日本期间，与在京都大学深造的林行刚和在东京工业大学的罗毅交流最多，几番争取，他们回国并留在无线电系。1979年，张克潜晋升为副教授，担任副系主任。1983年开始担任博士生导师，1984年晋升为教授。1985—1992年，任电子工程系（原无线电电子学系）主任。1989年，无线电电子学系改名为电子工程系。

张克潜一向看重教学育人。担当系主任，他高度重视基础培养，所以坚持讲授专业基础课，风雨无阻。无论系里行政工作如何繁忙，每学期他至少讲授一门本科课和一门研究生课。范围包括《微波技术》、《微波电子学》；为加强基础，还开设了《电动力学》、《高等电动力学》。他还坚持指导研究生，每年招收为数不多的硕士和博士。他还注重动手能力的培养，重视毕业设计和实验技能。外界对清华学生的印象和反映是，“一来就能上手”，“独立工作能力强”，从不茫然无措。张克潜认为，一个大学第一要务是培养一个“真正的人”，第二是培养“有高度文化素养的人”，第三才是培养一个“有一定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 

在行政管理方面，张克潜强调营造愉悦舒心、足以施展才能的宽松环境。他认为，重在形成自觉献身科学、勇于创造的学术氛围，吸引国内外有志学者来电子系工作。恰如孔子所言：“近者悦，远者来。”他常引用《论语·子路·叶公问政》中的这句话阐述他在系主任任上的管理之道。他担任系主任充分放手，将许多具体事务交由几位副系主任分担。张克潜感慨地说：“我在系里经常说，做事不应计较个人得失，不应只为当模范受表彰、职位提升，而是要向自己认为正确合理的方向去努力。我的治系原则是实至名归，做事尽心竭力，届时自然会受到褒奖。”至于担任系主任期间的成绩，他总谦虚地说：“没做太多事，只是为系里尽了绵薄之力。”而我们知道，在任期间，他兼任集成光电子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教育部世界银行大学发展项目专家组电子组组长，物理电子学教材编委会（后改为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以及国家“863”计划信息技术领域首席科学家，为国家的科学教育做了大量实实在在的工作。

访谈接近尾声，站在满屋的陈列前，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文物的陈列，更是岁月的沉淀、历史的见证。回顾自己所走过的道路，追忆电子系的风雨历程，张克潜感慨地谈到，一个立志走科学道路的人，需要有足够的自由成长空间，保持好奇的天性，而自由成长又要与时代发展相适应。而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在国家电子工业发展主线上，长期居于领先地位，始终与国家国防工业和经济发展最需要的方向紧密结合，同时牢牢掌握世界学科发展的最前沿。如今看来，当年与相关主管部门的领导相知投契，对无线电系建设和电子工业的发展都至关重要。而开展国际交流，掌握潮流动态对于发展也同样举足轻重。此外，作为一个系，必有自身突出的领域，才能负重致远。他语气坚定地说，“人是第一位的，得人，育人，树人是教育部门从事教学科研的核心，任何事业的发展都交织着梦想、时代和人。”秋日的阳光透进来，犹如他的谆谆话语一般温煦。当代清华电子系的年轻人想必也如他所言，正在“博观约取，厚积薄发”。

采访：汪玉、李懋坤、乔元春

摄影：黄飞

速记：潘骏

撰稿：万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