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秋，在澄江清华大学农业科学研究所攻读研究生的金光祖收到在延安的三妹来信，信中说，延安非常欢迎知识分子尤其欢迎科技人员去，并附寄陕甘边区政府文化委员会主任吴玉章签署的延安自然科学院教授的聘书。此时，在上海沦陷区的二姐也给金光祖来信，劝他回上海结婚，留在上海工作或出国留学。

基于民族大义和爱国情怀，金光祖毅然选择去延安，“看到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坚决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为祖国和民族的生存，付出了血的代价，我意识到要革命非依靠共产党不可，必须走共产主义道路。”

为表明自己抗敌报国之志和决心，金光祖改名为康迪（“抗敌”的谐音），表达了参加革命、奔向光明大道的决心。

从此，世间再无金光祖，却多了又红又专、德才兼备的康迪。

康迪，1913年出生于江苏淮安，1935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农学院，先后在广东岭南大学、中山大学、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任教。

康迪从昆明到重庆，找到红岩村，与八路军办事处取得联系，以十八集团军中校参谋的身份，随周恩来警卫秘书龙飞虎，押送国民政府配发给延安的给养弹药，乘军车奔赴延安。

到延安后，经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安排，康迪到延安自然科学院担任院长徐特立的助手。除教授生物课，兼任自然科学院预科主任、教务长，自然科学院编译社副社长、延安生物学会常委等职。

延安自然科学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建立的第一所理工农大学，开创了我党领导高等自然科学教育的先河。在教育方针与培养目标上，自然科学院以“培养既通晓革命理论又懂得自然科学的专业人员，理论与实践统一的人才”为目的，要求学生“既是技术的专家，又是革命的通才”。康迪参与制定了延安自然科学院办学方针，主持日常教务，自然科学院培育了500名优秀儿女，其中，许多人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栋梁之才，其中的代表人物包括李鹏、叶选平等。

整风运动结束后，康迪认识到作为知识分子应该到实践中去，向人民群众学习，于是他接受组织安排，在延安光华农场开展农业技术指导。

当时，延安地区农村主要粮食作物谷子因为粟灰螟的危害，造成严重减产，甚至颗粒无收。凭借专业所长，经过调查研究，康迪发现并掌握了粟灰螟的生活史，通过谷子收割后发动群众掏（挖）谷茬焚烧，切断粟灰螟生活史，从而大大减轻粟灰螟的危害。为此，康迪几乎走遍了延安到绥德的多个村庄，宣传推广防治方法。

1945年，康迪奉命调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农业科科长，为边区农业生产发展作出了贡献。1946年，康迪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逐渐成长为陕甘宁边区早期农业科学技术和生产实践相结合的专家，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又红又专的典范。

1949年5月20日，地处陕西武功的西北农学院与古城西安同时获得解放。5月27日，康迪以军代表的身份参与接管西农，他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团结师生员工，让西农回到人民的怀抱，获得了新生。此后，康迪历任西北农学院院务委员会委员、教务长、副院长、院长、党委副书记、代理党委书记等职近30年。期间兼任陕西农科院副院长、武功农业科学研究中心协调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为西农奉献终生。

作为杰出的教育家，康迪深谙大学之道，主持西农办学期间，始终保持着边区艰苦朴素、与群众同甘共苦的工作作风。他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把解放区“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坚持又红又专等优良教育传统在西农发扬光大，同时高瞻远瞩，勇立潮头，在专业设置、师资培养、科学研究、基本建设等方面开展了富有前瞻性、创新性的探索与实践，为西农和杨陵地区农业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康迪坚持以教学为主，质量第一，坚持教学科研与生产劳动紧密结合，特别强调科学研究与教学相结合，搞科研的教师也必须上教学一线，不能脱离教学。他经常深入教学第一线，到教研组参加教师教学研究活动，去课堂进行检查性听课，与广大教师一起研究总结，确立了课堂讲授、实习实验、教学实习、生产实习、毕业设计（论文）、课堂讨论、考试考查等十大教学环节，而且阐明了各个环节的任务、作用及相互关系，有力地推动了教学改革，保证了人才培养质量。他还亲自走上讲台，为植保系学生讲授“普通植物病理学”。

1956年，康迪去苏联教育考察后提出要把西农办成“季米里亚捷农学院”式的综合性农业大学。为了实现这一宏大目标，在学科建设方面既重视基础理论学科建设，又注意应用学科发展，他认为，学生有没有“后劲”，能否适应岗位工作的转换，就要看基础课学得如何。但是能否理论联系实际解决生产中的问题，看要看专业课、应用学科学得如何。在他的领导下，西农一批基础和应用学科在师资力量配备、仪器设备更新、实习实验开出率方面有了长足发展，还增加了农业物理、农业化学、同位素实验室、物理胶体化学等一批新型基础学科，遗传育种、植物病理、植物生理生化、土壤学等学科招收硕士研究生，走在了全国农业高校前列。

康迪十分重视教师队伍建设，与辛树帜院长一起多方延揽人才，先后聘请沙玉清、石声汉、孙华、仇元、兰梦九、王广森、蒋咏秋、朱天祜等一批专家；同时他亲自考查、听课，从校内外选聘青年教师，要求他们每人制定3-5年进修提高规划，指定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开展传帮带，提高教师教学水平。在他的主持下，西农先后有计划地选派150多名教师到国内外进修学习，50年代西农赴苏联攻读学位和进修的中青年教师位居全国农业院校前列，后来这些人都成为学校教学科研骨干。

康迪十分重视学生思想教育和专业技能的学习培养和提高。新生入学，他亲自为学生作入学教育报告，引导学生明确学习目的、端正学习态度、热爱专业、努力学习。校园中遇到学生，他总是以商讨征询的口吻询问学生爱不爱所学专业，有无专业情绪，老师讲课能否听懂，对学校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每届学生毕业，他又以极大的热情亲自主持毕业生典礼，或邀请学校德高望重的老教授、或在社会各界服务中卓有成效的老校友回校与毕业生见面，作大会报告，勉励学子服从国家需要，志在四方，为学校、为国家争光。

康迪提出并坚持“培养人才、开展科研和参加社会生产”是学校三大职能。他重视学校图书馆、实验室和实习农场、工厂建设，通过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改革实践，不仅提高了教学质量，还促进了学校科研工作。西农小麦育种、西农莎能奶山羊纯种选育、昆虫学、水利工程学、古农学等学科理论与实践在当时都取得国内领先的成果。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北农学院，是一所具有革命传统的社会主义农业大学，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农业科技人才，为发展陕西乃至西北地区的农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是学校发展历史进程又一个成果辉煌的时期，受到社会各界推崇。这其中，康迪日夜操劳，呕心沥血，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四人帮横行期间，康迪遭受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但他胸怀坦荡，坚持原则，将自己和家庭的安危置之度外，调任陕西省农业局副局长和陕西省科委副主任后，经常来西农检查和指导工作，每次来校都要深入教学、科研第一线进行具体指导，并协助学校解决具体困难。

1979年3月，在身患疾病、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康迪壮心不已，坚决服从组织决定，重返西农，担任院长兼党委副书记，拨乱反正，整顿恢复教学秩序，使西农进入全国重点农业院校行列。在他的主持下，1980年西农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干旱半干旱研究中心，康迪兼任中心主任。此后，干旱半干旱中心与世界银行、国际干旱研究中心，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和国内20个省市自治区建立了工作联系，争取到多项旱农项目，两次主持国际干旱半干旱农业学术研讨会。

在此期间，为了适应农业现代化需要，加强农业科学的综合研究和协作攻关，充分发挥武功地区农业科教力量，康迪以自己的远见卓识和影响，积极倡议建立农业科学研究中心。为此，他迎难而上，四处奔波，在上级主管领导和各方协调配合支持下，1978年武功农业科学研究中心协调委员会正式成立。该中心为杨陵地区教学科研、生产部门横向联系提供了新的平台和途径，为后来杨陵地区农科教事业的联合、发展乃至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由于长期忘我的工作，康迪健康状况每况愈下。1980年他病重住进医院，但仍时刻关心西北农学院和杨陵地区科教事业的建设与发展。病危时，他留下遗嘱，把遗体用于医学研究。1983年1月20日，康迪在西安病逝，他带着振兴西农的未竟宏图，带着建设杨陵农业科学城的美好心愿，离开了他终生热爱并为之奉献终身的祖国农业教育、科研事业。正如时任陕西省副省长白纪年在康迪追悼大会所致悼词评价：“康迪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一名由爱国的知识分子成长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模范。”